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李昭楠 ，李钰婷，刘树梁，刘七军 *

（1. 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中心，宁夏 银川 750021）

随着2020年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由此进入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相较于绝对贫困的消除，相对贫困的治理则更为艰巨、情形更为复杂、持续时间更长[1]。面对脱贫攻坚工作重心从经济帮扶向能力提升和生态治理的转移，金融扶贫也由过去绝对贫困消除的“精准”帮扶向更为一般性的“普惠”服务转变，这也意味着普惠金融将在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深化，如何释放金融的普惠效应，实现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是纾解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2]。

数字普惠金融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普惠金融受成本、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从金融角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缩小城乡与区域之间金融支持不平衡的矛盾。学界对此展开了诸多探讨，如邹新月和王旺[3]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在东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为所有家庭提供公平获取金融产品的机会，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一些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如惠献波[5]从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视角出发，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增收基本机理、核心动力进行了系统分析；董玉峰等[6]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借助金融科技优势突破了传统金融扶贫的难点，将被传统金融排斥的贫困群体作为服务瞄准对象，促进了城乡资源均衡配置，有效提升了贫困及偏远地区的金融可获得性。也有一些学者从实证分析和影响机制层面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加快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就业和投资创业机会[7]；另一方面能增加农村贫困群体金融可得性，缓解其在生产、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约束，进而减缓贫困[8]；再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增加信贷可得性、促进收入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机制减缓居民贫困[9]。还有研究从稳定脱贫成果的视角，通过测算家庭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10]。

然而，上述探讨多为数字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缺乏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相对贫困治理之间影响机理的探讨；同时既有研究在相对贫困的衡量上多采用较高比例的单一维度收入或消费，缺乏从多维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进行衡量；而且也缺乏对民族地区等深度贫困地区此类问题的研究探讨。鉴于此，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和A-F法分别从家庭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水平进行构建与分析，采用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探究宁夏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并对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相对传统金融机构通过线下网点办理或提供金融业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与服务费用、交易者的时间成本与交通费用，打破传统金融机构“趋利性”和“最后一公里”的条件限制，将过去被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低收入群体和偏远地区群体吸纳在内，发挥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度广的优势，持续为农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而相对贫困治理更加强调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数字普惠金融则可以为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提供诸如结算、信贷、理财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满足农户的金融要素需求、缓解其信贷约束和丰富其投资渠道，从而达到减贫之目的。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1.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效应机制

随着信息化的普及，电商成为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助推力[11]。数字普惠金融则可利用其交易成本与金融服务门槛较低的特点助力农村电商发展。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电商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务，有效降低其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信贷门槛，为电商供应链提供资金支持，满足农村电商融资多样化需求，提高电商供应链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提高农户参与电商的意愿与进行电商创业的积极性。农户通过电商平台不仅可以扩大其销售渠道，更广泛地参与市场，而且可以减轻因市场不对称导致的农产品滞销问题，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减缓其农业经营风险，实现增收[12]。因此，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进而减缓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的提出，健康更是上升到国家战略[13]，国家为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不断引导健康产业的发展，农户了解健康知识的渠道随之增加，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机构之一，利用数字技术发挥金融的普惠作用，如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分享健康与保险知识，从而提高农户自身规避健康风险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成员发生突发性疾病的风险或得慢性病的概率，进而减缓家庭因健康问题导致的相对贫困。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少购买商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增强农户家庭健康保险的购买意愿，从而减少疾病发生时家庭的医疗支出，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14]，最终达到减缓家庭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增强农户健康意识进而减缓相对贫困。

随着我国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农户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消费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是农户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而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消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数字金融通过互联网释放普惠作用，有助于实现资源合理配置，降低农户消费约束，增加农户线上购物、第三方支付使用、信贷获得、理财产品和商业保险的购买等进而促进消费[15]；其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数字保险等服务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释放了消费需求，促进农户在资产、住房、教育、健康和卫生环境等方面的支出[16]。为此，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农户消费进而减缓相对贫困。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0年10—11月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德林村、华西村、十里铺村、同阳新村和团结村）、贺兰县（隆源村、铁西村和铁东村）和永宁县（原隆村）3个县区9个村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分层与随机抽样相结合、村级与农户相结合的方式，按照县区—镇—村三级进行分层抽样，并以村级为基本单位，根据选定行政村人口进行加权随机抽样确定调研农户数量。调研以农户和村级两类问卷方式进行，通过与村干部、农户等相关人员进行半开放结构式获取原始数据，问卷内容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经济行为、生活标准状况和金融参与等。调研共计发放问卷434份，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异常值后，最终获取有效样本426份。

2.2 变量选择

参考相关研究，本文被解释变量选取多维相对贫困，核心解释变量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满意程度3个细化指标。控制变量主要从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2个方面进行选取。有研究表明，过去为贫困户的家庭由于脱贫质量不尽相同，更有可能陷入相对贫困状态[17]，高度脆弱农户家庭具有较大家庭规模，抚养比高等特征[18]，故本文将政治面貌、户主年龄、过去是否为贫困户、现在是否为低保户、社会资本、家庭规模和家庭抚养比加以控制。根据理论分析，中介变量包括电商意愿及行为、健康意识和人均消费。具体变量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3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构造

1）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指标选取。基于农户对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参考郭峰等[19]的研究，兼顾《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总目标，以及宁夏《金融扶贫示范区实施方案》总体要求，本文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满意程度3个方面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表2）。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下属各指标皆为虚拟变量，满意程度中对金融服务的评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

2）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方法。熵值法能够较为客观的根据指标所包含的信息计算出各指标权重，指标的数据有序程度越高，其熵值（标准差）越小，对综合评价的效用（即权重）越高。因此，本文选取熵值法来确定数字普惠金融各指标权重并计算指数。首先采用极值标准化方式进行无量纲处理（本文中各指标皆为正向），其次计算指标信息熵值和信息效用值，最后根据信息效用值计算各指标权重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学界已有较多阐释，这里不再列出）。此外，由于熵值法存在无法对各指标维度进行横向分析的缺点，为此，本文在此处添加了各指标的均值，用以体现宁夏农户对各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使用状况和差异。各项指标均值和权重见表2。

表2 数字普惠金融各指标的均值与权重Table 2 Means and weigh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2.4 相对贫困的识别方法

2.4.1 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相对贫困治理将是后扶贫时代的主要任务，然而如何对相对贫困家庭进行有效识别尚处于探索阶段。沈扬扬和李实[20]建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或更高为相对贫困标准。这种方法政策可操作性强，但与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绝对贫困消除工作不同，相对贫困治理更强调人的向上流动、自我发展能力的剥夺，为此，部分学者将权利剥夺[21]和能力剥夺[22]加入相对贫困衡量体系中。此外，宁夏是西北干旱、土壤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严重的生态脆弱区，受制于人口增长、环境变迁和人类高强度持续开发利用，宁夏人地关系转型剧烈，环境生活标准同样是宁夏地区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基于此，为了构建适应宁夏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参考朱慧慧[23]、王小林和冯贺霞[24]的研究，本文从经济状况、能力发展和生活标准3个方面构建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使用等权重法赋予3个维度分别为1/3的权重[25-26]，各维度内的指标采取等权重法进行赋值，具体指标与权重见表3。

表3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中使用的维度、指标、阈值与权重设置Table 3 Dimensions, indicators, thresholds and weights used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在阈值设定上，为顺应绝对贫困消除到相对贫困治理的形势需要，兼顾宁夏经济欠发达的地域属性，本研究中多维相对贫困的阈值设定不宜过高或过低。因此，在经济维度中，本文采用了过去绝对贫困标准中的收入贫困线和住房面积大小，并将家庭中15～64岁人口都失业定义为就业剥夺。同时，本研究更强调人的自我能力发展，将过去绝对贫困中“医疗有保障，义务教育有保障”，按照“健康 中国战略”和成人再教育方向进行延伸，其余各指标也基本反映了宁夏农户的现实需求和发展需要。

2.4.2 多维相对贫困计算方法 在确立了各项指标后，本文采用A-F法[27]，参考王小林和冯贺霞[24]的研究，设定维度k（本文选取k=3和k=4）对每个家庭进行多维相对贫困判断，并计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与各指标贡献率，具体步骤为：

式中：H表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A表示陷入多维相对贫困家庭受到外界的平均剥夺份额，即剥夺份额的加权平均，MPI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Ij为各指标贡献率，Wj表示第j个维度的权重，qj表示第j个维度被剥夺的家庭总数，n表示总样本数。

2.5 模型设定

1）Logit模型。本文考察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由于农户是否为多维相对贫困家庭为二分变量，因此建立二元Logit模型进行有效估计，具体模型为：

式中：Pi表示农户i为相对贫困的概率，Yi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i的相对贫困状况；Fi为农户i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i表示其他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α1和α2n为待估计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选取现有研究较为常用的k=3和k=4时判定的多维相对贫困家庭作为被解释变量。

2）工具变量法（IV）。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减缓反向因果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即非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或经济资本更强，故而对数字普惠金融参与的更多。参考Rozelle等[28]的研究，采用村庄内相同收入阶层的其他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按照分位数10等分）。农户会更愿意模仿和学习相似群体的简单有利行为，故导致村庄内具有相似特征的农户在金融基础服务使用率上具有相关性，且同一收入阶层的其他农户的覆盖广度均值相对本家庭的贫困状况是外生的，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假定。

3）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本文采用PSM模型消除自选择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PSM法的实质是事实与反事实，通过特征变量进行Logit回归计算倾向得分，再根据倾向得分进行匹配，找到处理组的反事实进行对照，从而得出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在此，参考周雨晴和何广文[29]的研究，根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均值进行划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大于等于均值，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划分为处理组（取值为1）和对照组（取值为0）两组进行估计。

4）稳健性检验。为验证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多维相对贫困家庭从权重设定和识别方法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权重进行修改。参考杨龙和汪三贵[30]、龙开胜和朱婷婷[31]的研究，认为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家庭贫困状况。为此，本文将经济状况维度权重调整为2/3，能力发展和生活标准各调整为1/6。

二是通过计算多维贫困剥夺值总和Si，并通过Si(k)判定多维相对贫困家庭，其中取m=30%和m=40%。与上文不同的是，这里判定的多维相对贫困家庭受权重大小和剥夺维度的双重影响。

式中：Wj表示j维度的权重，g0ij为样本i在j维度的剥夺值，d表示维度数，m为多维贫困发生率。

5）中介效应模型。为进一步探寻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内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参考Zhao等[32]的研究，采用两步回归检验系数法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成立。由于本文中介效应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既有虚拟变量也有连续型变量，故导致模型无法通过传统检验方法得出中介效应大小。为此，参考方杰等[33]关于类别中介效应检验的建议，通过Sobel法检验Za×Zb的显著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各维度贡献率分析

选取剥夺维度k=4，从村级层面分析宁夏地区相对贫困的现状以及各维度贡献率。结果显示，各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在0.145～0.243之间（表4），这说明宁夏农村地区仍存在相当一部分的相对贫困人口。从各维度指标来看，经济水平及其下属二级指标贡献率较低，其中铁东村就业贡献率甚至低至0，这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宁夏地区在过去脱贫战役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满足了居民基本生存需要。能力发展的贡献率最高，其中又以健康剥夺和教育剥夺为首，这表明健康和教育水平是困扰宁夏农户向上流动、自我发展的首要因素，仍有大量的家庭受文化水平、突发疾病或慢性病的困扰。

表4 k=4下多维贫困指数(MPI)及其各维度贡献率Table 4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 and its contribution rate under k=4

此外，在生活标准中，不同村庄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如华西村和十里铺村的饮水剥夺分别为1.15%和34.27%，卫生厕所剥夺中有3个村低于3%、2个村高于20%，各村庄在安全饮水和厕所革命推进中存在较大差异。与张庆红和努尔[34]认为收入、教育和健康是南疆地区多维贫困产生的主要源头的结论相比，2020年后，教育、健康依然是宁夏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产生的主要源头，但经济层面的“贫”已基本得到解决。

3.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判定标准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表5）。一方面随着剥夺维度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分项指标对相对贫困减缓作用逐渐增强，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更深的家庭有更强的负向作用，这也是过去金融扶贫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来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提高会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为农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进而为农户自我发展提质增效。

表5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回归结果分析Table 5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return of rural hosueholds to relative poverty

结合表2中数字普惠金融各指标的均值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推进情况要好于使用深度。目前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这与任碧云和李柳颖[35]根据2017年京津冀地区调查数据发现农户对数字借贷业务参与较低的结论有所差异，其原因在于随着近年来银行等金融机构移动端APP的普及，政府对互联网借贷的监管越发严格，农户对互联网借贷的可得性和信任感皆有所提高，故参与数字信贷业务的比例开始逐渐上升。

此外，本文并未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满意程度对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表5），其原因可能在于，从项目组的调查中了解到，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权重仅为0.005（表2），样本中数据差异极小，因此造成了回归结果不显著，这从侧面肯定了数字普惠金融从业者的服务水平与工作态度。在控制变量中，过去为贫困户、现在是低保户和抚养比的上升对相对贫困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户主年龄、政治面貌、社会资本和家庭规模对相对贫困的作用不显著。

3.3 内生性分析

1）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采用IV-Probit方法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根据表6结果，一方面可以看出，联合显著性检验的F统计量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Wald内生性检验显示，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数字普惠金融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另一方面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看，数字普惠金融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与上节Logit模型回归结果在方向上一致、大小上相似，这也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这一结论是可靠的。

表6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Table 6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results

2）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表7结果显示，在以k=4多维相对贫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匹配后，标准偏差和中位数偏差缩小到2.3%～3.0%之间，远低于20%，准R方（PseudoR2）均小于0.005，似然比检验统计量在匹配前为49.21，在1%的显著水平下被拒绝，然而在匹配后均未拒绝原假设。以上平衡检验结果显示，匹配显著降低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系统性差异，最大限度的降低了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保证了匹配结果的可靠性。在进行了最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对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ATT在 -0.095 ～ -0.078之间，再次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这一结论。

表7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及其平衡性检验(k=4)Table 7 Matching results and equilibrium test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k=4)

3.4 稳健性检验

对多维相对贫困家庭从权重设定和识别方法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调整，用以检验文章结论的稳健性。从表8给出的结果可知，权重和识别方法调整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分项指标仍然对不同判断标准下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并且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该负向效应依然呈增长态势，再次检验了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8 权重和方法调整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影响效应Table 8 Impact of weighted and methodologically adjuste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elative poverty

3.5 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检验了以电商意愿及行为、健康意识和人均消费作为中介变量的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Sobel检验Z值皆在10%显著性水平拒绝中介效应为零的原假设（表9），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健康意识和人均消费进而缓解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将电商意愿及行为加以控制后，依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表9）。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更高的农户会更有意愿或直接参与到农产品电商行业中，进而达到增收、减贫之目的。健康意识和人均消费的中介效应与电商意愿及行为相似，这里不再赘述。

表9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中介效应Table 9 Intermediation effects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households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宁夏地区绝对贫困虽已消除，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依然面临不小挑战。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绝对贫困更多的是消除了农户经济维度的“贫”，但其能力和生活标准方面的“困”依然较为严峻，诸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饮水安全和卫生厕所等方面的瓶颈依然是制约农户自我发展和向上流动能力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影响到宁夏等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更是这一地区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对纾解宁夏地区相对贫困具有显著效应。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结算、信贷、理财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消除了制约农户自我发展的瓶颈，有效满足了其金融要素需求，此方式很好契合了相对贫困治理更加强调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以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农户健康意识和促进农户消费等路径，发挥了明显的减缓相对贫困之功效，而且随着农户贫困剥夺维度的加深这种减贫效应进一步呈增强态势，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对宁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也必将为这一区域乡村振兴的深入实施发挥巨大的促进效应。

上述结论对宁夏等民族地区巩固脱贫质量和相对贫困治理以及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随后的深入研究将进一步扩展样本范围，则研究结论会更具普遍性和现实指导性；同时，基于研究发现，为更有效地治理宁夏等民族地区相对贫困问题，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功效，尚需从相关政策建议入手。

4.2 建议

1）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一是宁夏政府应在守住现有控辍保学成果的前提下，为广大成年农户提供一定教育、再教育的机会，如可考虑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培育一批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注重完善农村社区基础卫生保障体系，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平台分析优势，向农户提供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的健康、意外和养老等保险产品，提高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三是进一步改善饮水排污和卫生厕所等农村人居生活环境标准，从源头遏制传染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等重大疾病，提高农户健康水平。

2）由浅入深，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宁夏政府应在进一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程的同时，注重农户对互联网投资和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业务的参与，金融机构应不断进行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与简化，为农户提供简单、便捷、易懂的一站式与普惠式金融服务，保证农村居民能够获得充足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支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解决相对贫困的助力作用。如宁夏地区在“厕所革命”推进中，资金来源采用的是农户先行垫付，待验收合格后再进行奖励，但奖励回流期限较长以及部分农户无力先行垫付等原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改厕意愿，是否可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引入数字普惠金融机制，为农户提供一定的小额信贷，进行生活标准改善的同时提高农户使用深度。

3）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一是金融机构可依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支付、信贷等业务上向农村电商行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与福利，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行业的支持力度；村集体可考虑与当地电商企业合作，定期在村庄内举办一些电商公益培训课程，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从而间接减缓农户相对贫困。二是鼓励金融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为宁夏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软硬件设施的同时，提高农户使用数字平台和工具的能力及意愿，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户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信贷约束，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释放农村消费更大潜力，激发农村消费更大活力，进而达到减缓农户相对贫困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