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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及差别化管控——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时间:2024-05-24

周琰,张俊峰,张安录,夏炜祁

(1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及差别化管控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周琰1,张俊峰2,张安录1,夏炜祁1

(1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运用拓展的C-D生产函数和面板数据模型估算武汉城市圈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并基于贡献率的区域差异提出了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措施。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2001-2004、2005-2008、2009-2012、2001-2012年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01%、7.59%、10.04%、6.07%,建设用地投入对促进城市圈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2)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有必要根据区域差异实施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3)按建设用地贡献程度和替代性,可将城市圈划分为建设用地依赖型、挖潜型和替代型三种管控类型,并从总量控制、增量分配、土地批供用查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通过划分建设用地管控类型进而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能够实现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

差别化管控;区域差异;贡献率;经济增长;建设用地;武汉城市圈

城镇化推进和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产生了大量需求,土地供应压力持续增大,但同时建设用地低效闲置现象又普遍存在,建设用地“紧缺与浪费”并存。如何管控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建设用地配置效率,调节土地供需平衡,一直是有关部门与学者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与特征不同,区域建设用地需求与利用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必要探讨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依赖程度和土地利用特征,实施针对性、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模式,优化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关于建设用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有着大量研究,国外学者研究认为土地要素在人类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同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同。在Malthus增长时期,土地作为基础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后Malthus阶段和现代持续增长阶段,人力资本、人口结构和技术进步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土地要素的贡献有限[1-4]。国内学者关于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多集中在实证检验方面,通过定量分析验证经济增长理论与土地要素投入的关系。主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40%之间[5-11];建设用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阶段性特征,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及其土地需求特征不同,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差异,如上海建设用地贡献率明显低于安徽[12-13]。

已有研究为建设用地优化配置和利用效率改进提供了参考依据,但是对区域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依赖程度的差异关注不够,将建设用地贡献程度的异质性与建设用地管制结合的研究更为少见,同时实证研究尺度也偏大,难以为建设用地有效配置和精细管理提供依据和指导。

本文以武汉城市圈县级单位为研究对象,估算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建设用地贡献率的异质性,提出建设用地分区管制模式,以期为建设用地总量管控和差别化管理提供指导。

1 研究思路与框架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土地要素投入为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等提供了空间和资金保障。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土地要素被技术等其他要素所代替是需要过度时期的。因此,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一定的土地要素投入。但是随着要素供给侧因素减弱,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力[14],在土地要素投入的同时更应关注土地配置的效率。区域土地资源禀赋、需求程度、产出能力等存在空间异质性,如果采取均等化的资源配置与管理方式,必然造成有些区域土地需求紧缺,有些区域供过于求,导致效率损失。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的依赖程度,精细化、针对性地配置与管理土地资源,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土地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减少效率损失。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理应成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集约利用的重要依据。

综上分析,遵循“理论是前提——贡献是依据——管制是手段——效率是目的”的研究思路,首先实证检验土地要素投入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其次估算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贡献率的区域差异性;最后根据贡献率的异质性程度,提出分类管制策略,改进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具体研究思路和框架见图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图1 研究思路与框架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2.1 研究方法

C-D生产函数是分析要素投入产出关系的重要函数,可以用来估算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传统的C-D生产函数主要考虑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假设土地和劳动、资本均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则土地要素投入也对经济产出有影响。因此,运用拓展变量的方法将土地要素加入到C-D生产函数,则可以建立包涵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的经济增长模型。模型形式为:

式中:Y为产出,K为资本要素,L为劳动力要素,S为土地要素,α、β、γ分别为资本、劳动、土地产出弹性系数,A反映广义技术进步,δ为常数项,ε为误差成分。用ηK、ηK、ηS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

式中:△K/K、△L/L、△S/S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要素的投入增长率,△A/A表示除资本、劳动和土地以外的其它因素的综合增长率。增长率按式(3)进行计算:

式中:ρ表示要素增长率,d1表示截面单元在第t年的要素投入量,d0表示截面单元期初要素投入量,t表示年数。

2.2 数据来源

结合前人研究和研究区域现状,选取二三产业产值代表经济增长,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资本存量、建设用地规模分别表示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投入。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固定资产投资额近似估计[15],折旧率采用Perkins确定的5%[16]。固定资产投资额、二三产业产值、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湖北统计年鉴》,建设用地包括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数据来自武汉城市圈第二次土地调查及变更数据。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单位为万人,固定资产投资和二三产业产值单位为亿元,土地数据单位为hm2。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二三产业产值均折算为2001年不变价。需说明的是,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来的是武汉城市圈2001-2012年的资本存量,城市圈各县(市、区)资本存量按照武汉城市圈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资本存量的比例依次进行计算。

表1 武汉城市圈不同发展阶段要素贡献率Table 1 Contributions of factors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during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3 结果与分析

3.1 要素贡献率分析

不同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是不同的,有必要对城市圈不同发展阶段土地要素贡献率进行研究。按照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变化阶段以及样本量,将城市圈均分为2001-2004、2005-2008、2009-2012年三个时间段,分别估算各阶段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Eiews6.0软件,采用武汉城市圈39个县区单元(为方便数据的收集和计算,将江汉区、青山区、汉阳区、硚口区、武昌区、洪山区、江岸区统称为武汉城区,西塞山区、黄石港区、铁山区、下陆区统称为黄石城区)面板数据对模型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接受引入固定效应模型。从实际问题来看,模型仅就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即以武汉城市圈各县区数据资料进行研究,不进行外推,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采用不变系数模型进一步估算不同时间段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可以得到表1。各时间段回归模型均通过了F统计量检验,调整后的R2大于0.9,表明因变量对自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显著且拟合程度非常好。从规模报酬看,城市圈各阶段规模报酬指标,α+β+γ >1,表明城市圈建设用地规模、资本存量、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从替代性看,不同阶段各投入要素(α+β)/γ >1,说明在现有科技水平下,土地要素很难被资本和劳动要素有效替代,依然是基本投入要素。综上可知,武汉城市圈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将持续。

表2 武汉城市圈各要素弹性系数及贡献率Table 2 Elasticity coeffcient and contribution of factors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不同区域建设用地数量、质量等属性存在差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不同区域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按照最大似然检验结果和研究目的,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变系数模型,估算39个县区土地要素贡献率(表2)。由表2可知,各变量估计系数均为正,表明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城市圈各县级单元(黄陂区和崇阳县除外)α+β+γ>1,表明近年来城市圈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扩大生产规模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说明城市圈要素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未来还应注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质量。从替代性来看,在现有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绝大多数县级行政单元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均不能被其他要素有效替代,土地和劳动、资本一样依然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

3.2 贡献率差异分析

3.2.1 不同阶段建设用地贡献率差异分析 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圈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由2001-2004年的3.01%增加到2009-2012年的10.03%,说明城市圈近年来建设用地扩张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而2004年之前土地要素贡献率相对资本和劳动要素比较低,整体拉低了2001-2012年城市圈土地要素的贡献作用。2001-2004年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较慢,土地要素投入增长速度慢,同时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不高,产出效益较低、弹性小,综合导致了此阶段建设用地贡献率较低。2005-2008年虽然建设用地扩张规模加大,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和其它要素的增长速度也较快,土地要素贡献虽不断增加但不如资本和劳动要素贡献率。2009-2012年土地要素贡献率达到两位数,土地要素贡献率明显高于2001-2008年。此阶段,建设用地扩张速度的加快,同时城市圈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大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使得城市圈建设用地利用整体水平与效益提升,土地弹性系数大,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可见,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等资源投入,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没有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而降低,土地要素供给限制依然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

3.2.2 不同区域建设用地贡献率差异分析 1)水平梯度差异性。城市圈建设用地贡献率存在显著的水平梯度差异性,建设用地贡献率在30%以上的单元占15.38%,但有一半的县区贡献率低于10%,不同区域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同。比如东西湖区贡献率最高达到50%,依次为孝南区的43.54%、通山县的33.38%,最后的黄陂区和崇阳县不足1%,贡献率高低差异显著。采用SPSS19.0系统聚类法进一步将城市圈分为高度贡献区、中度贡献区、一般贡献区和低度贡献区(图2),可以发现四个类型区土地要素平均贡献率由高到低分别为46.95%、30.44%、16.62%、6.16%,各区域类型要素贡献率差异巨大,梯度异质明显。在土地管理中应区分建设用地贡献率水平梯度差异性,分类别分区域配置和管理土地资源。

2)空间分布差异性。从空间格局特征来看,建设用地贡献率由城市圈中心到外围总体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贡献率较高的单元散布于城市圈次级中心,贡献率较低的区域散布于城市圈周边,呈现区域非均衡分布特征(图2)。Pearson系数表明,建设用地贡献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的相关系数为0.285,相关度不高,而与经济发展速度(用GDP年均增长率表示)相关系数为0.502,呈现出高度正相关关系,说明建设用地投入对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贡献更大,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可能更依赖建设用地质量而非数量。从空间分布面积和县区单元数量来看,城市圈建设用地贡献率大于40%的县区有2个,30%-40%之间的有4个,10%-20%之间的有9个单元,低于10%的单元多达20个,县区面积也随着贡献率由高到低大幅增加。可见,城市圈建设用地贡献率空间分布存在差异性,按照贡献率针对性、差别化配置土地资源,有助于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最大程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图2 武汉城市圈土地要素贡献率分区图Fig. 2 Map of contribution rates of land factor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3)影响因素差异性。要素贡献率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要素弹性系数和增长速度。建设用地产出弹性和增长速度区域差异显著。如孝南区、仙桃市、潜江市等地区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但产出弹性相对资本和劳动要素较大,建设用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高,而黄陂区和赤壁市虽然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较快,但产出弹性较小,建设用地贡献率较低,这类地区属于产出主导型。汉南区、阳新县、江夏区、黄石城区、蔡甸区等区域用地规模扩张速度快,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贡献,而罗田县、天门市土地增速较慢,土地贡献率不高,这类区域建设用地贡献率主要由增长速度影响,属于规模主导型。东西湖区、新洲区、黄州区等地区土地扩张速度较快,产出弹性也较高,建设用地产出水平和规模增加综合导致了土地的高贡献率,属于综合高效型。而崇阳县无论是用地增长速度还是产出弹性均比较低,是典型的综合低效型。

4 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

4.1 建设用地管控类型划分

由以上研究结果可知,建设用地仍然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且现阶段很难被其它要素所替代。因此,有必要根据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实施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提高建设用地配置和利用效率,缓解用地矛盾。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的前提是科学合理划分建设用地管控类型。管控类型将区域建设用地利用特征和类型进行归类,能够提高建设用地管控措施的可操作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是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的重要平台。

按照建设用地贡献率和替代难度,将城市圈建设用地划分为用地依赖型、用地挖潜型和用地替代型三种管控类型。用地依赖型是指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资源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将城市圈建设用地贡献率在10%以上(参考城市圈2001-2012年和2009-2012年土地贡献率水平)且很难被替代的县区划入此类。用地挖潜型指用地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有一定贡献的区域,将贡献率在6%-10%且用地增量可有条件被替代的县区划入该区域。用地替代型指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的区域,将贡献率低于6%且可有条件被其它要素替代的县区划入该区域。建设用地管控类型见图3。

图3 武汉城市圈建设用地管控类型Fig. 3 Management type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4.2 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措施

根据建设用地不同管控类型,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增量分配、土地供应、使用标准和质量监管等方面制定差别化管控措施,提高建设用地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

4.2.1 建设用地依赖型 该类型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对建设用地依赖程度高。在用地安排中,应保障该类型区建设用地正常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具体管控措施为:一是适度供给建设用地总量和增量。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编制中,科学测算用地需求,建立项目用地数据库,在不突破上级规划控制指标前提下,适度增加建设用地总量供给和增量分配,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二是增加建设用地供给来源。通过建设用地指标异地交易、低效利用再开发、城乡用地置换等方式增加建设用地来源,创新建设用地供给途径。三是简化建设用地供应方式。鼓励实施建设用地租赁、分期出让、先租赁后出让等多种供应方式,简化建设用地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和建设用地供应效率;四是加强建设用地监管。积极开展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评价,建立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与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挂钩制度,加强土地批后监管,防止土地粗放利用。

4.2.2 建设用地挖潜型 该类型区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有一定需求,但是由于该类型区前期建设用地投入冗余(武汉城区、黄石城区和鄂城区)以及部分县区土地投入产出强度不高,应以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和土地集约利用为主。具体管控措施为:一是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和增量减配。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编制中,应适度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在增量分配中探索用地指标减量化配置方式;二是挖潜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强化土地“批、供、用、补、查”的监管和查处力度,促进低效用地再开发、土地集约利用;三是严格建设用地审批和供应。加强建设用地供应结构审查和用地审批,避免用地雷同、产业同构,通过严格土地使用标准和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四是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标准。分级别、分行业制定土地投资强度标准,出台符合本地区的产业供地优先序,提高建设用地投资标准和产出强度。

4.2.3 建设用地替代型 该类型区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依赖程度不高,劳动、资本等要素稀缺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该区域应在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和增量的基础上,增加劳动、资本要素投入力度,优化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结构。建设用地具体管控措施为:一是转变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式。挖掘和打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注重生态平衡和耕地保护,带动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二是提高建设用地投入强度。加大建设用地单位面积劳动、资本投入,探索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组合与匹配关系,提高建设投入产出强度。三是探索和推进城乡用地置换和用地指标交易。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探索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与减量配置方案,满足区域用地需求的同时为土地整治和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5 结论

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近年来建设用地扩张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现阶段土地要素依然对城市圈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依据要素贡献实施建设用地管控具有理论基础。同时,城市圈不同区域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水平梯度差异性、空间分布异质性和影响因素差异性,建设用地管控应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性实施针对性的管制措施。可在建设用地管控类型划分的基础上,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增量分配、土地批供用查等方面制定差别化管控措施,提高建设用地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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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育花)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growth from construction land an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ZHOU Yan1, ZHANG Jun-feng2, ZHANG An-lu1, XIA Wei-qi1
(1.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pplying the expanded C-D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panel data model, 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construction land to economic growth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suggested some differential management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s.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nstruction land contribution rates were 3.01%, 7.59%, 10.04%, 6.07% in the periods of 2001-2004, 2005-2008, 2009-2012, 2001-2012,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construction land input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2) there was an obvious heterogeneity on the land contribution rate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regions, and it wa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3) 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rates and substitutability,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of regions: including dependent type, exploring potentials type, and substitution type. Targeted control measures, such as land total quantity control, incremental allocation, and land supply and usage approval control, could be used in the above three types of regions. Differentiated construction land control could be achieved by dividing control types of the regions and designing specific control measures.

differentiated control; regional differences; contribution rate; economic growth; construction land;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ZHANG An-lu, E-mail: zhanganlu@mail. hzau.edu.cn.

F301.2

A

1000-0275(2017)01-0074-07

10.13872/j.1000-0275.2016.0118

周琰, 张俊峰, 张安录, 夏炜祁. 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及差别化管控——以武汉城市圈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1): 74-80.

Zhou Y, Zhang J F, Zhang A L, Xia W Q.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growth from construction land an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1): 74-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095,7160328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09);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097)。

周琰(1985-),女,湖北恩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E-mail:zhouyan005370@webmail.hzau.edu.cn;通讯作者:张安录(1964-),男,湖北麻城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土地资源经济,E-mail:zhanganlu@mail. hzau.edu.cn。

2016-02-24,接受日期:2016-09-07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71373095, 71603288);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14JZD009);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ubei Province (2016097).

Received 24 February, 2016;Accepted 7 Sept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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