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主产区订单农业有效性及契约稳定性研究——以西南地区茶叶生产为例

姚文，祁春节

（1. 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商贸系，重庆 荣昌 402460；2.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茶叶主产区订单农业有效性及契约稳定性研究
——以西南地区茶叶生产为例

姚文1，祁春节2

（1. 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商贸系，重庆 荣昌 402460；2.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订单农业是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重要方式，但订单农业的效果却参差不齐。同时，违约率高、稳定性差是中国订单农业实践中的客观现实。利用西南地区茶叶主产县茶叶种植户调查数据，基于心理契约理论，分析订单农业模式的有效性、稳定性，探讨订单农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尽管订单农业参与率低，只有33.79%茶农参加了订单农业，但无论是农民增收还是技术及服务普及方面，订单农业模式都有效，不过就其效果而言，生产合同模式效果优于销售合同模式。农户对高的相对收益、技术及服务可得性、交易公平合理性、满意度、风险共担关系的感知越强烈，越把交易伙伴视为朋友，农户履行协议可能性越高。在是否履约方面，农户是理性的。只有在不损害自己经济利益时，交易伙伴对农户的人情投资才对农户履行协议起促进作用。因此，应鼓励茶叶加工企业通过生产合同模式与农户展开互利合作；茶叶加工企业应通过推广普及现代茶叶生产技术及服务来提高茶业整体经济效益，并与农户分享，还应加强与农户的沟通、交流，争取得到农户的理解，让农户感受到交易的公平性，提高对交易的满意度，把茶叶加工企业当作帮助自己发家致富的朋友。

订单农业；茶叶；有效性；稳定性；农户

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农业生产产前、产中和产后彼此割裂的局面，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紧密联系起来，是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确保食品安全的必然选择。在农户仍然是中国农业生产主体的现实国情下，订单农业是一种更具有适用性的产业融合组织模式[1]。订单农业发端于美国，上世纪30-50年代迅速发展于欧美，20世纪末在西欧、美国、日本得到全面推广，成为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订单农业上世纪80年代起源于东南沿海地区，目前已发展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织形式。然而，订单农业并不总是有效[2]，农户参与意愿不高、履约率低[3]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订单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订单农业模式的有效性及稳定性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关于订单农业模式的有效性，国内外学者看法并不一致。Grosh[4]、Simmons等[5]、徐健和汪旭辉[6]认为，订单农业模式在降低农户市场风险、生产和交易成本、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和提高交易绩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Carney和Watts[7]、蒋东升[8]、祝辉宏和王秀清[9]则认为订单农业导致农户形成资产专用性，造成市场买方垄断，致使小规模农户过度依赖企业，被迫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地方政府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出于某种考虑偏袒企业而损害农民的利益。董翀等[2]认为订单农业的有效性与市场结构的类型有关，非垄断市场下订单农业的效果显著优于买方垄断市场。

关于订单农业模式的稳定性，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樊丽淑等[10]认为订单合同内部机制不完善，公司和农户间缺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造成合约违约、订单农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周立群和曹利群[11]认为，“龙头企业+农户”型订单农业模式契约约束脆弱、协调困难，契约不完全和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造成契约不稳定和缺乏约束力的主要原因。侯军岐[12]、郭红东[13-14]等主张龙头企业收购农产品时设定最低保护价或让农户分享部分加工、流通环节利润，削弱农户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以避免违约。孙敬水[15]认为，如果没有一套风险防范、转嫁机制来分散、化解农业订单从签约到履约期间存在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履约方将面临巨大损失，从而“被迫”违约。王川[16]主张通过金融创新，设立订单农业风险保险抵御自然灾害，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规避市场风险，建立订单农业信贷制度解决信用风险。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完善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还存在以下几点值得改进：第一，以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从农民增收的角度来考察订单农业的有效性。订单农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其关注方除了企业和农户外，还有政府。农户希望通过订单农业增收，政府希望通过订单农业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因此，本文从农民增收和提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及服务两个角度来衡量订单农业的有效性。第二，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以农户收入的绝对数量来衡量订单农业的有效性的，但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很多，不同农户尤其是不同地区间农户的收入因农产品品种、品质、种植规模、面临的市场需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以当地情况相似的农户的相对收入差异来衡量订单农业在增加农户收入方面的有效性。第三，价格影响供求，以往研究大多着眼于农产品价格变动对订单农业契约稳定性的影响，但供求反作用于价格，研究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同样绕不开订单农业的契约稳定性问题。第四，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正式治理（经济人）和关系治理（社会人）的角度探讨订单农业的稳定性，忽略了契约参与方（农户）的心理认知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心理契约理论为指导，选择西南地区重点产茶县为研究区域，在考察订单农业有效性的基础上定量分析订单农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从而揭示当前中国订单农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弥补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的不足，并从中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西南地区是当代中国重要的茶叶主产地，该地区茶叶订单生产水平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本文选取西南地区茶农的订单生产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并组织实施了相关的实地调查。

为了使调查样本具有广泛代表性，于2014年暑假期间组织专门的调研团队对农业部规划的西南地区48个重点产茶县中的34个县（市、区）的部分茶农户展开了入户访谈式调查。在每个调查地区，首先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了解当地茶叶生产基本情况，把当地茶农户按照种植规模大小分成大、中、小三个等级，根据茶农户在各规模等级上的分布情况，按照每个县（市、区）各茶叶主产乡（镇）30-40户的样本量确定每个等级的被调查茶农户数量，然后从各等级的农户中随机抽取相应数量的样本单位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约3 000份，回收问卷2 816份，回收率93.87%，剔除内容回答不全或有逻辑错误且无法核实的无效问卷312份，最终有效问卷2 50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83.47%。

表1 变量定义及赋值Table 1 Variable defnitions and assignments

1.2 变量定义

在大量文献研究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结合本课题的研究目的，针对模型中的各项假说设计了相应的具体问题，调查包含了茶农户的相关信息，包括茶农户的个体信息、生产经营条件、参与订单农业基本情况、参与订单农业对茶农户的相对增收效果、订单农业履约情况、茶叶种植技术及服务可得性、风险共担关系、茶叶交易公平性、茶叶交易满意度、交易角色认知、茶叶买方对卖方的感情投资等相关题项（表1）。主要是为了了解和把握可能影响茶农户履行订单农业的积极性的心理因素。

1.2.1 因变量 在检验订单农业模式有效性时，本文从农户增收效果和技术培训及服务可得性两方面来衡量订单农业的有效性。另外，本文是从农户履约程度的角度来研究订单农业模式的稳定性的，所以本文用“过去三年内，农户同茶叶加工厂或茶叶收购商签订茶叶收购合同或达成口头协议后，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来衡量订单农业模式的稳定性。

1.2.2 自变量 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行为是心理感知的一种外在表现。心理契约是一种主观认知，并通过合作不断地沟通和交流在心理上达成的一种共识，进而形成交易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的认识，并向对方提出合乎情理的期望。为了使对方能实现自己的期望，各自都会首先按照一系列规范约束自身的行为[17]。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双方在内心中总会以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为基础进行各种相应的衡量及对比，并通过各种心理暗示，使双方相互感知并认可自己的期望，进而形成一套相互间隐性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协议，即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心理契约[18]。农户参加订单农业的动机在于希望企业提供生产所需的技术及相应服务，终极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当然，由于农户在与企业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希望企业公平地对待他们[19]，并且农户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也希望企业与他们一起共担风险。同时，农户享受自主经营权，他们只有在对现有交易感到满意时才会继续履行与对方达成的协议[20-21]。此外，差序格局观念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内外有别是农民基本的处世原则之一，所以他们对交易伙伴的角色认知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履约行为[22-23]。根据现有相关文献并结合茶叶生产经营实际情况，本文假定农户对参加订单农业对增收作用的感知，对茶叶加工企业或收购商贩提供技术和服务的感知，对茶叶交易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关系的认同感，对茶叶买卖公平合理性的感知，对订单农业模式满意度的认知，对自己在订单农业模式交易中角色的认知以及对与茶叶收购方的亲疏关系的感知等都可能影响到订单农业模式的稳定性。对于各变量的定义及赋值如表1。

1.3 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参与订单农业对茶农户增收效果的影响。

对于订单农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以茶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为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属于多值有序离散变量，研究时须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在解释变量中分类变量较多的情况下使用有序Logistic模型比有序Probit 模型更合适。鉴于此，本文采用有序Logistic 模型来分析茶农户订单农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式中：y*是不可被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α为常数项，β为系数项，xi表示对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有影响的第i个因素（i=1，2，…，n），本文中，n=7。当实际观测反应变量y有m（m∈[1，2，3，4]）种类别时，相应取值为y=1，y=2，y=4，并且各取值逐渐增大，于是，共有m-1个未知分界点将各相邻类别分开。即如果y*≤μ1，则y=1；如果μ1＜ y*≤μ2，则y=2；…；如果μm-1＜ y*＜μm，则y=m。μ1，μ2，…，μm为分界点，μ1＜μ2＜…＜μm，且μ1= 0。有序 Logistic 模型可以定义为：

式中：P（y≤m）可以通过下式来估计：

一旦估计出P（y≤m），则属于各个类别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式（2）-（4）中：P（y≤m）表示影响茶农户履行订单的因素为第 m 类的概率，P（y≤m）表示影响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的因素属于第 m 类以及 m 以下类别的累积概率。在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发生比率（odds ratio, OR值）被用来解释自变量对事件发生概率的作用。发生比率用参数估计值的指数来计算，若xi的回归系数为βi，则OR值为eβi。其含义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因素xi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者k从目前所涉及的影响因素（mk）改变为另一种影响因素主导（mk+1）的概率将变为原来取值P（y≤m）的eβi倍。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基本特征统计分析

所有样本农户户主最小20岁，最大74岁，平均年龄47.09岁，其中30岁以下的占6.43%，30-50岁的约占59.46%，50岁及以上的占34.11%。男性有81.31%，女性仅18.69%。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小学及以下的占53.35%，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6.65%。茶叶种植历史5年以下的占3.19%，5-20年的占20.97%，20年及以上的占75.84%。茶园面积在0.33 hm2以下的占54.15%，0.33-1.33 hm2的占34.03%，1.33 hm2及以上的占11.82%。同茶叶加工企业或收购商贩签订茶叶收购订单的有846户，分布在上述调查所涉及的34个县（市、区）中的26个县（市、区），占调查农户总数的33.79%（表2）。

表2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2.2 订单农业有效性检验

考虑到订单农业不同制度安排可能影响订单农业的有效性，所以本文根据是否参加订单农业以及参加订单农业的类型，把农户分为三种状态：未参加订单农业、参加销售合同型订单农业以及参加生产合同型订单农业（表3、表4 中把这三种状态依次简称为“未参加”、“销售合同”和“生产合同”）。本文采用方差分析法从农户增收和茶叶生产中技术及服务可得性两个角度检验订单农业模式的有效性。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是否参加订单农业以及订单农业的制度安排在对农户收入有显著差异（表3）。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生产合同式订单农业对农户收入显著高于销售合同式订单农业农户，销售合同式订单农业农户收入显著高于未参加订单农业农户。

是否参加订单农业以及订单农业的制度安排在对农户技术和服务可得性有显著差异（表4）。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生产合同式订单农业对农户技术和服务可得性显著高于销售合同式订单农业农户，销售合同式订单农业农户技术和服务可得性显著高于未参加订单农业农户。

表3 不同状态农户增收方差分析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availabil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表4 不同状态农户茶叶生产中技术及服务可得性方差分析T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availabil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technology and service in tea production

表5 农户订单农业模式稳定性模型估计结果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about the stability of contract farming

2.3 订单农业模式稳定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订单制度安排也可能对农户履行协议程度产生影响，本文对销售合同订单农户和生产合同订单农户分别进行估计（表5）。

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模型Ⅰ和模型Ⅱ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在0.020-0.377和0.030-0.458之间，远低于0.800的临界值，说明各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从估计结果来看，相对效益感知、技术及服务可得性感知、公平合理性感知、满意度感知、角色认知均对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

增收效果感知系数估计值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参与订单农业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效益越显著，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越高。技术及服务可得性感知系数估计值为正，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参与订单农业越能给农户提供茶叶生产所需的技术和服务，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越高。公平合理性感知系数估计值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对茶叶买卖中公平合理性感知越强烈，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越高。满意度感知系数估计值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对通过订单买卖茶叶越满意，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越高。角色认知系数估计值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越把自己在交易中的角色定位为朋友，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越高。

风险共担意识在模型Ⅱ对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Ⅰ并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风险共担意识对生产合同型订单农户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销售合同型农户的影响却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销售合同型订单中，茶叶的买方不像生产合同型订单中的买方那样为农户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特定资源，二者的联系比较松散，没有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

友情感知在模型Ⅱ对农户履行协议的程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Ⅰ并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人情因素在对生产合同型订单农户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销售合同型农户的影响却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户的营销决策意识中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民间自古以来就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只有在不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时才会考虑人情因素。生产合同型订单中茶叶的买方通过向农户提供茶叶生产所必需的技术和服务（甚至资金）的方式介入茶叶生产，而且还订立有相应的利益捆绑条款。

3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无论是农民增收还是技术及服务普及方面，订单农业模式都是有效的，就订单农业制度安排而言，生产合同模式效果优于销售合同模式。农户对高的相对收益、技术及服务可得性、交易公平合理性、满意度的感知越强烈，越把交易伙伴视为朋友，农户履行协议的可能性越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对农户履行协议有促进作用。经济利益是农户决定是否履行协议时考虑的因素，只有在不损害自己经济利益时，交易伙伴对农户的人情投资才对农户履行协议起促进作用。

为了在茶产业中进一步发展订单农业，促进茶产业中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茶产品品质、确保食品安全，本文建议：

第一，鼓励茶叶加工企业通过生产合同模式加强与农户在茶叶生产中的合作，通过提供农户短缺且茶叶生产必须的资源等方式与农户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第二，茶叶加工企业应提高对农户的技术指导及服务水平，通过推广普及现代茶叶生产技术及服务等措施做大做强茶业产业，提高并与农户分享茶产业的整体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让农民得到实惠。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本文是以西南地区茶叶生产中的订单农业效率及契约稳定性问题，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中国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在全国具有普遍代表性，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也同样适用于全国其它地区。

[1] 张义博. 农业现代化视野的产业融合互动及其路径找寻[J]. 改革, 2015(2): 98-107.

Zhang Y B.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interaction in the vis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ts path[J]. Reform, 2015(2): 98-107.

[2] 董翀, 钟真, 孔祥智. 农民合作社提供供应链融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百余家合作社的证据[J]. 农村经济, 2015(5): 66-71.

Dong C, Zhong Z, Kong X Z. The research on infuence factors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to provide supply chain financing—Evidence from more than hundreds of cooperatives[J]. Rural Economy, 2015(5): 66-71.

[3] 蔡荣, 蔡书凯. 农田灌溉设施建设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安徽省巢湖市740户稻农为例[J]. 资源科学, 2013, 35(8): 1661-1667.

Cai R, Cai S K. Attitudes towards farmland irrigation facilities: A case study of 740 rice farmers in Chaohu City, Anhui Provi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8): 1661-1667.

①汛前来水多、水位高。受开江水位高和冬春降水多影响，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5月份来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4～6成，6月上旬河道水位比常年同期偏高1～3m。

[4] Grosh B. Contract farming in Africa: An applica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994, 32(2): 231-261.

[5] Simmons P, Winters P, Patrick I. An analysis of contract farming in East Java, Bali, and Lombok, Indonesi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5, 33(3): 513-525.

[6] 徐健, 汪旭辉. 订单农业及其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4): 39-47.

Xu J, Wang X 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ract agriculture form and its organization pattern on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9(4): 39-47.

[7] Carney J, Watts M. Manufacturing dissert work,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peasant society[J].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1990, 60(2): 207-241.

[8] 蒋东升. 关于培训农民合作社问题的思考[J]. 管理世界, 2004(7): 136-137.

Jiang D S. Refections on the training of farmers’ cooperatives[J]. Management World, 2004(7): 136-137.

[9] 祝宏辉, 王秀清. 新疆番茄产业中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7): 67-75.

Zhu H H, Wang X Q. Analysis of the infuence factors of farmers’participation in contract agriculture in the tomato industry in Xinjiang[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7(7): 67-75.

[10] 樊丽淑, 贾东生, 周莉莉. “合同订单”为何没有成为农户与龙头企业(公司)的“定心丸”[J]. 商业研究, 2003(20): 168-170.

Fan L S, Jia D S, Zhou L L. The failure of contract order to reassure farmer households and lending enterprises[J]. Commercial Research, 2003(20): 168-170.

[11] 周立群, 曹利群. 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选择为例[J]. 经济研究, 2002(1): 14-19.

Zhou L Q, Cao L Q. Reputa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2(1): 14-19.

[12] 候军岐. 论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与农民利益的保护[J]. 农业经济问题, 2003(2): 51-54.

Hou J Q. Discuss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s interest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3(2): 51-54.

[13] 郭红东. 浙江省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机制完善与创新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02(9): 181-185.

Guo H D.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beneft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in Zhejiang Province[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 2002(9): 181-185.

[14] 郭红东. 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安排与履约: 理论和来自浙江企业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6(2): 36-42.

Guo H D. Dragon-head companies and enforcement of contractfarming between the agribusiness frms and farmer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Zhejiang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6(2): 36-42.

[15] 孙敬水. 试论订单农业的运行风险及防范机制[J]. 农业经济问题, 2003(8): 44-47.

Sun J S. Discussion of the operation risk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contract agricultur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3(8): 44-47.

[16] 王川. 促进订单农业发展的金融创新[J]. 世界农业, 2007(10): 6-8.

Wang C. Financial innovation of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act agriculture[J]. World Agriculture, 2007(10): 6-8.

[17] 杨阳, 周玉玺, 周霞. 差序氛围、组织支持与农户合作意愿——基于小型农田水利建管护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87-97.

Yang Y, Zhou Y X, Zhou X. Differential atmospher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Based on a survey of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4): 87-97.

[18] 杨慧, 蔡文著. 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研究的新进展[J]. 河北学刊, 2013(2): 128-132.

Yang H, Cai W Z. Review on coopera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contract farming[J]. Hebei Academic Journal, 2013(2): 128-132.

[19] Kumar N, Scheer L K, Steenkamp E M. The effect of supplier fairness on vulnerable reselle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5, 32(2): 54-65.

[20] Yilmaz C, Sezen B, Kabadayi E T. Supplier fairness as a mediating factor in the supplier performance-reseller 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4, 57(8): 854-863.

[21] Wang Q, Li J J, Ross Jr W T, et a1. The interplay of drivers and deterrents of opportunism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3, 41(1): l1l-l31.

[22] Dong M C, Tse D K, Hung K. Effective distributor governance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salience of distributor role, relationship stages, and market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10, 18(3): 1-17.

[23] 张闯, 林曦. 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 基于角色理论的整合分析框架[J]. 学习与实践, 2012(12): 38-46.

Zhang C, Lin X.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ing relationship: An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role theory[J]. Study and Practice, 2012(12): 38-46.

（责任编辑：童成立）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contract farming in main tea production areas: A case study of tea production in Southwest China

YAO Wen1, QI Chun-jie2
（1.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Trad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Rongchang, Chongqing 402460,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Contract farm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However, the results vary and the high default rate and poor stability prevails in practice. Based on the data of 2 504 tea farmers in the main tea production counti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apply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contract farming analyze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participation rate of contract farming is low, only 33.79%, all contract farming forms can effectively influence farmers’ income, technology and service adoption. When comparing the impact levels, production contract form is better than the sales contract form. The stronger perception to high relative income, technology and service availability, transaction fairness, satisfaction level and risk-sharing relationship the farmers have, the stronger friendship the trading partners will make, and the higher possibility the agreement fulfillment will make. In terms of contract performing, tea farmers are rational and only when the contract doesn’t hurt their interest, can relationship investment for contract fulfillment effectively work. To promote contract farming development and guarantee the contract to be fulfilled effective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ea processing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tea farmers in the production contract form and promote modern tea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to improve economic benefit of tea industry. In addition, tea processing enterprises should also improvecommunication with tea farmers and intensify mutu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to raise farmers’ effective awareness to trade fairness and satisfaction.

contract farming; tea; contract farming effectiveness; contract stability; farmers

QI Chun-jie, E-mail: qichunjie@hzau.edu.cn.

F326.13

A

1000-0275（2017）01-0089-07

10.13872/j.1000-0275.2016.0134

姚文, 祁春节. 茶叶主产区订单农业有效性及契约稳定性研究——以西南地区茶叶生产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1): 89-95.

Yao W, Qi C J.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contract farming in main tea production areas: A case study of tea production in Southwest China[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1): 89-9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JY13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SWU1309417）；西南大学荣昌校区企业管理培育学科基金（RCQG207001）。

姚文（1973-），男，四川巴中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与流通研究，E-mail: yaowen605@swu.edu.cn, y605@163.com；通讯作者：祁春节（1965-），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产品价格与市场、园艺经济与贸易等研究，E-mail: qichunjie@hzau.edu.cn。

2016-08-02，接受日期：2016-12-01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6BJY136);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SWU1309417);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Rongchang Campus Enterprise Management Training Discipline Fund (RCQG207001).

Received 2 August, 2016;Accepted 1 December,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