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大家”谈

2月1日，盖茨基金会、云南省扶贫办外资管理中心、小云助贫中心联合举办了社会公益力量精准扶贫模式创新专家研讨会。此次会议探讨了盖茨基金会和中国民间组织如何在我国精准扶贫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权威的公益领袖、公益专家、公益机构代表参与了此次讨论并分享了各自观点。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主持了中国贫困状况、减贫困难与目前对策的环节并发言与讨论。他回顾了中国农村低保制度建立的历程，对当前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方式予以肯定。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武晋对中国的贫困状况以及减贫措施和挑战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她认为，从总体上看，“涓滴”型的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在我国是成功的，系列扶贫措施也成功地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这一战略的扶贫效果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而降低，这与其采用了区域瞄准而非直接针对贫困人口的方式有直接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认为，在当前精准扶贫使用的主要手段——建档立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国家和基层识别标准不一造成的数据误差所导致的，在改善贫困识别的精准度上需要从多维贫困的视角进行考量。此外，在精准帮扶方面需要改革资金管理体制和加强资金整合，有效地创新到户机制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扶贫的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中国民间组织需要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框架下对民间扶贫模式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一新的扶贫战略。中国参与扶贫的民间组织应该成立民间组织精准扶贫联盟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国务院扶贫办应尽快出台扶贫系统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政策。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以电商扶贫与教育扶贫为例探讨了如何将“互联网+”融入精准扶贫模式。他认为，以市场企业为主导的电商模式并不一定能够促使贫困地区真正脱贫，需要中立的第三方来参与电商下乡的全过程，依托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全方位解决贫困农户的生计发展问题。此外，政府和公益力量通过开发互联网技术提供网络同步课程、“双师教学”等扶贫模式，可以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从而降低贫困家庭教育成本。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介绍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扶持女性脱贫创业方面的实践与经验。以需求为导向，打造立体化扶贫项目体系；以创新为动力，为项目注入生机与活力；坚持赋权核心理念，着力提高妇女发展能力；精准扶贫中需要强化性别理念。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主任陈太勇介绍了该机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项目模式的创新过程，海惠助贫服务中心最开始做畜牧发展，之后是社区综合发展，目前正在推进助贫创富价值链。希望通过参与价值链来提高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帮助24.48万农户实现小康。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主持了公益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建议环节。他认为，农村扶贫的关键是要激活农民的资产，中国资助型基金会的比例不到1%，这说明了中国公益环境和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针对当前因病返贫的问题，建议要建立国家大病救助基金，并与商业保险和慈善救助结合起来。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理事长李小云认为当前公益力量在扶贫创新方面需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如何阻断代际贫困；第二，如何能够让现在处于贫困的群体数量减少；第三，要找到针对短期性贫困和长期性贫困的解决途径。同时，公益界需要通过公益资源引领政府资源，提出公益方案，让政府购买这些公益方案。他介绍了在勐腊县河边村的扶贫实验，尝试在微观层面探索精准扶贫的公益方案与途径。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介绍了自2009年基金会成立以来对于解决扶贫问题的探索历程。基金会基于多年的探索，认识到农村发展中多元共治是非常关键的。基金会将会采取资助的方式聚焦农村贫困社区，通过参与引导村民自治组织实现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从而动员乡村力量自主解决贫困问题，幸福家园——乡村社区建设支持计划就是这一最新探索的落地项目。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指出公益组织的独立性决定了其必须要参与到中国扶贫的监测与评估。她提出要通过信息化的方式处理扶贫数据，未来要建立大数据平台做贫困监测。公益组织的扶贫工作应与政府的相关政策契合，而政府与公益组织的关系也不仅是购买社会服务，而应当在更深和更广的层次进行拓展。

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李一诺介绍了比尔盖茨对于中国的扶贫成果有着非常高的评价。盖茨基金会对于中国快速转型中存在的问题有着长期的考虑和投入。她提出，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动员各方资源参与精准扶贫，除了政府和公益之外，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同时，公益力量参与扶贫的创新模式不仅需要在技术方案层面，其实也需要在价值观方面有所关注，价值观的重构是扶贫技术方案的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