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高质量就业问题探析

时间：2024-05-25

朱艳艳　唐衡

[摘要]在我国整体就业压力增大、结构就业矛盾突出的新形势下，实现农村劳动力更高质量就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技的进步，农产品需求量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相对减少。为了追赶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要加速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利用率。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回顾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历程、就业特点以及现有人口状况，分析了当前就业面临的主要的“质量”问题，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高质量就业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高质量就业;质量问题

中图分类号：F299.2;F323文献标识码：A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004

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虽然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例较低，但仍然存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北京市农村人口特征在劳动力转移方面极具代表性，其户籍结构复杂、户均规模人口小、低于人口规模扩大化等，主要产业则以第三产业为主，以青年男性为劳动力输出重点。伴随着城镇化发展的持续深入，农村劳动力也将逐渐进行转型转变，由低端输出型向高质量就业发展。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身份与收入差异问题的研究上，相关学者提出，就业只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城谋生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因为年龄、工作经验、教育程度存在差异，且基于户籍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会在城市的各就业部门之间寻找生存的空间，农村转移劳动力会以多种就业的身份谋生，而此就业身份差异决定其输入来源的性质不同。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更高层次的研发人员、高技能工人和创新型复合人才，而这恰恰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最欠缺的，部分新成长劳动力的实践能力还难以跟上市场变化，大龄且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难题仍然存在。在国内经济迅速发展、产业升级转型之时，农村劳动力更高质量的就业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8年1月2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强调了“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并明确提出要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和就业这一民生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就业质量的提升能显著改善和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本文旨在分析当前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和高质量就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路径，解决问题。

1 研究综述

农村劳动力是指在农村地区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出来，进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得以初步显现。此类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尤为明显，农村农民通常会被贴上基础务农的标签，从制度身份、职业、收入、空间多方面限制了农民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纷纷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转移到城镇。而通过对全球发达国家发展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必然会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業进行转移，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占据更多的劳动力份额。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有研究，国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目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鼓励迁移型，二是数量减少型，三是质量下降型。其中鼓励迁移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农村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当中，既能促进城市的发展，又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让农民生活富裕。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1]。直观上讲，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有效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可以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数量减少型则相对较为稳定，能够减少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有学者对劳动力转移及其诱导的老龄化问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表示担忧[2]。田先红等[3]曾经对农村地权配置进行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会造成农村土地的流转，影响土地闲置与非农用途，进而影响农业生存率。质量下降型则会影响农村经济生产，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农村年轻人口以及高质量人口的流失，会使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加速，阻碍农业新技术的使用与进步[4]。

2 北京市劳动力转移现状与就业分析

2.1 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就业基本情况

本文分析的农村劳动力是指农村常住人口中，年龄在16周岁以上，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员。据统计，截至2018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 154.2万人，比上年年末下降0.8%。北京市常住人口在2017年减少了2.2万人，下降0.1%，是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2 067 465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不断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农民非农收入也随之增加。2018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30 320亿元，比上年增长6.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0.4%，与上年持平;第二产业增加值18.6%，下降1.4%;第三产业增加值81.0%，增加0.4%。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490元，比上年增长9.3%。非农产业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尤其是其经济规模正在促使现代农业形成，朝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式发展，而作为首都的北京开始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新发展[5]。

2.2 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转移情况主要从农村总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占比判断，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为比重的下降。根据《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管理办法》，本文所指的是本市农业户籍农村劳动力进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法从事生产经营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

从北京的发展状况来看，城市化发展阶段正处于农村劳动力加速进城，向着非农产业快速转移的高速阶段。转移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农民工资性收入比重逐年提高。

2.2.1 劳动力转移分布特征

2018年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从转移地点来看，以本地转移为主，其中市外迁入人口所占比重最高，达到59.46%。而迁往市外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仅为40.54%，如表1所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如表2所示。1978—2018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情况和生产总值统计情况，如图1、图2所示。

2.2.2 北京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层次

从三次农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来看[6]，农村转移劳动力文化素质逐步提高，受教育程度上升。相较于2006年，2016年北京市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文化程度的比重有所增加，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比重与10年前相比有所提高，如表3所示。

2.2.3 北京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特点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北京市的整体就业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体制和政策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转移劳动力的主体。二是收入和相关待遇明显改善，工资水平显著提高（3 677元/月），农民工权益得到保护，子女上学问题得到解决。三是城市户籍制度上依附的社会福利可能需要分阶段实现，即“就业—子女教育—资本积累—社会保障”等逐一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在异地务工的背景下，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多具备往返流动的年龄代际特征，一般在结婚以前多是远程单向流动，以服务业为主;在结婚之后往往就会选择双向往返，多选择从事制造业;有了孩子或孩子长大以后，常在建筑行业频繁流动，而在不断流动往返之中，也会促使资金与技术的流动，这样就促成了本地经济的发展，繁荣农村，劳动力逐渐选择在本地就业。

3 北京市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面临的主要“质量”问题

劳动力就业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稳定，所以必须解决就业问题。而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则是我国实现充分就业、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北京职工就业类型逐渐向多元化转变，选择更多，同时职工的权益受损现象也随之增多。

北京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流动人口的数量大幅增加。农村流动人口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农民工群体，是就业质量较低、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自2012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就业岗位的需求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有所下降，虽然劳动者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需求有意愿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农民仍选择在农村谋业的现象。2017年农村流动人口自我雇佣比例为37%，远远超过城镇户籍居民18%的自我雇佣比例，而在那些受雇工作者中间，农村流动人口没有签订正规合同的比例为59%，远高于城镇户籍居民31%的未签订正规合同比例。从事自我雇佣或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就业者一般多为低技能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报酬较低、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完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比例高达43%，如果不能提高该群体就业的正规性，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质量水平就无法真正提高。

总体来看，尽管北京市目前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较低，但就业质量有待提高，特别是对于农民工等特定人群，未来就业工作的重心亟需向就业质量方向转变。

3.1 区域经济增长造成低端劳动力就业机会乏力

首都文化圈所需岗位以年轻人为主，要求具备较高知识技能，其培高项目也齐全，这也就导致周边商业区的竞争力较大，尤其是当地的失业人员，无法满足再就业要求。很多文化偏低、技能单一的就业困难人员，极难在地区经济增长环境中受益，无法获得上岗就业的机会。截至2018年年底，北京市第一產业从业人员仅占3.7%。

3.2 工资水平仍然偏低，体面劳动尚需环境改善

2019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关于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的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北京市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2 524元，总体水平超过低收入农户认定标准型11 160元（以2015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1 160元为基本标准，综合考虑家庭财产、消费支出等情况，将符合条件的农户认定为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工资性收入为4 001元，同比增长15.9%。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在用人单位就业的人员，将人均的月工资、每月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福利金额加总，远不及全职工月均工资的一半。

随着地区下行经济压力加大，用人单位资金紧张，企业在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时，因投资项目的延缓及外迁、调整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部分用人单位减员，间接导致了就业岗位资源不足等问题。

3.3 就业政策促进就业的效率不高

尽管北京市目前促进就业政策（以市级促进就业政策为主，以各区促进就业优惠政策为重要补充）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是因各项政策的组合效应不足、管理方式以及政策手段单一，导致北京市就业政策扶持各类劳动者的效率不高。

首先，北京市及各区现行的就业政策在扶持对象上存在三种分割。一是城市福利的下降。城市福利与城市人口就业质量相辅相成，一个城市的劳动人口就业质量越高，其创造的价值就越多，城市福利越好。北京的城市福利在逐渐下降，公交收费的改革致使目前北京的地铁收费已经远高于南京;近期的公积金改革，可谓是断崖收紧。二是就业补贴的群体分割。大学毕业生、残疾人、复转军人以及家属、刑满释放人员等各自有专门的就业扶持政策，但由于出自不同的部门而呈现管理分离、各自独立的状况。对于同一群体，在覆盖以及享受政策范围、帮扶政策等方面各不相同。三是城市的高生活成本抑制农民工落户。农民工落户的首要问题是其低收入难以支付城市的高房价。2018年北京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6 490元，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6.26m2，农民购买商品房所占比重为0.3%。2019年商品住宅房42 587元/m2，100m2的房价为425.87万元。在高房价背景下，同时面临着促就业资金不足、岗位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单纯地促进就业制度，已难以全面调动整合城市资源，无法对城乡劳动者进行同等的就业帮扶。户籍制度是完全自由迁移的最大障碍，特别是在教育的公平问题上对于外地户籍来说，相比二线城市的“零门槛”落户，北京教育是高投入、低收益，二线城市是高投入、高收益。同时在城市中，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借读费收费不合理等情况依然存在，农村新农合医疗报销也存在只报销住院费、报销程序烦琐、报销比例远低于城镇医保等问题，即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严重不对等。故而，城市生活对于农民工而言成本过于高昂，无法实现举家迁移，农民工虽然长期进城务工，但其个人终究不能脱离家庭，从而抑制了农民工的市民化[7]。

其次，管理方式不足，影响用人单位和个人享受政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领域之间的信息联系不通畅，一些鼓励扶持政策申请的审批过程冗长、手续繁杂，因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会放弃申请;一直以来延续下来的政策文件没能得到梳理，帮扶项目不仅类别繁多，且范围不一，甚至相互间矛盾，以至于劳动者感到政策很多，但了解、掌握、使用比较困难。

4 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及高质量就业的对策建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调查失业率列入预期发展目标，提出城镇失业率要控制在5.5%以内。这表明，中央政府已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目的和调控的重要目标，政府将加强经济政策与就业、失业的影响。随着官方调查失业率的公布，就业问题势必引发各界重点关注[8]。

实现更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多管齐下，关键在于打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将十九大报告中的指导性意见予以落实。

4.1 高度重视农村居民增收，着力推动农民转移就业

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扩大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安置本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渠道，由试点的公交、环卫、地铁领域向停车管理、物业服务等领域拓展，力争实现万人就业。统筹做好其他途径就业促进工作，用足用好“岗补”“社补”等政策，确保实现新增农村转移就业。充分发挥北京农职院校作用，加大财政投入，有针对性地开展定点、定向、定岗培训，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美丽乡村建设、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等重点工程创造的就业岗位，要优先使用本地劳动力，并加强对政策执行的评估考核。多渠道开发农村公益性就业岗位，创造条件就近解决农村“闲人”现象。

4.2 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型城镇化没有实现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纵向流动，农民工通过代际升级改变家庭命运的愿望难以实现。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遭受诸多不公平待遇，例如多从事自我雇佣工作，缺乏劳动合同的保护，无法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等。

农民工实现市民化，首先就要做到经济融入，同时引入城市的资本和技术。根据中国家庭就业调查2011—2017年的数据，发现农村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有明显的趋同势头。如果能够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对劳動力流动的限制，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进一步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从而为劳动力市场的均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9-10]。

4.3 着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

结合产业转型升级开发更多的优质就业岗位，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和全民创业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劳动合同、劳动监察和社会保险全覆盖，建立健全技能提升、创业成果和收入增长联动机制，畅通劳动者自主就业、向上流通渠道，不断增强劳动者就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11-12]。

4.4 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培训

要继续增加财政投入，政府也要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帮扶一批困难群众实现就业。为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咨询、就业企业推荐，请专家对其进行全面的培训，建立完善的信息宣传平台，使其获得一手的岗位、技能信息。

4.5 人口和要素的双向流动

赋予农村劳动力转移自主权，建立城市资本和技术引入农村的渠道，完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通道和与之配套的劳动保障体系。新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要保证其部门之间的工作流动自由[13-15]，通过建立配套的劳动保障体系确保农村劳动力能够在非农业部门拥有立足之地并享受公平的待遇，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保证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以能力和岗位适应性为标准而不是以非农户籍为门槛，并保证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同工同酬，坚决抵制歧视性条款，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基本的住房保障。这样不仅可以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还能有效解决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产能过剩的问题，规避炒房风险。

城市要素进入农村，即引入城市的资本、技术和信心等要素，应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以发挥农村特色为基础，以提升农业技术、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等为着力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发展城乡交通、通信建设，营造优越的投资环境。同时，还要发挥基层干部的作用，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16-18]。

4.6 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和谐劳动环境的改善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使就业不仅要满足生活的需要，还要实现幸福和满足感。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过去，这个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随着行业的升级，服务业出现了大量的高科技岗位。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就业。此外，创业和创新也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个体可以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获得自我满足[19-20]。

5 结论

北京市作为首都、北方最发达的城市以及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及高质量就业问题兼具全国的普遍性和自身的特殊性，也代表了很多大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深具研究意义。城乡发展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以及城市就业岗位的压力不断增大。综合来看，盘活城乡要素流动渠道是基础，进一步完善各项政策，且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政策时，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充分考虑其个人、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高质量就业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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