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曲折向前

宋诗婷

1979年9月，“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期间，美术馆东侧公园里聚了一群人，公園的40米铁栅栏上挂满了油画、水墨、雕塑、版画和木雕，美院的学生被眼前自由不羁的艺术风格吸引，路过的老百姓却一头雾水。这是“星星画会”的第一次展览，没过多久，这股追求“艺术创作自由”的风潮就吹遍了全国，引起年轻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追捧。

当年，一群摄影师用相机记录下“星星美展”的开幕仪式和展览现场情况。这些年轻的摄影师属于一个刚刚成立的组织“四月影会”，那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组织，几个月前刚刚举办了第一次展览。那场被命名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艺术展展出了45位摄影师的100多幅作品，题材大胆，风格各异的照片同样在艺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星星画会”“四月影会”和更早成立的“无名画会”被视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前卫艺术团体，这些年轻人张扬自我的创作更新着中国艺术的既有观念。

这场艺术变革运动在1985年达到高潮。“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的150件前卫艺术作品揭开了“八五新潮”的序幕。

那是热闹的时代，真正的觉醒与谬误相伴而生。按亲历者张晓刚的说法，“‘八五新潮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它在新时期的中国艺术从乡土现实主义背景上深化和转向至个人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形式探索和思想观念方面具有革命性。我觉得要说很有个人价值的作品，可能并不一定多，但它像一股洪流席卷了全国各地，整个时代沸腾了”。

沸腾的不仅是美术圈，设计、建筑、影视都或多或少地被这场思潮影响，各个领域都开始探索新的表达方式。

八九十年代的“出国潮”影响了国内艺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包括徐冰、蔡国强、陈丹青在内的一批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了他们的留洋之旅，并在东西方的思想碰撞中调整着个人创作的方向。张晓刚、刘小东等另一批艺术家选择留守，也相继开始了他们扎根本土的艺术实践。

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西方前卫的艺术、设计思潮也向国内涌来。1996年，在美国教书、做建筑师的张永和辞职回国，并在北大创建了建筑学研究中心，开始探索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发展。

大到建筑设计，小到服装、产品，90年代的中国对“设计”和“品牌”几乎没有概念，抄袭与重复，这是中国制造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诟病的。也是在这时，马可、陈逸飞等艺术家、设计师开始遵从国际规则创立个人品牌，“中国设计”尝试摆脱腐朽和魔法，开始崭露头角。

1992年，广东深圳，影楼请的摄影师是前卫派的，顾客也很快接受了“前卫”的设计

2008年之前，当代艺术和设计一度被商业和资本裹挟，经历了一段疯狂期。“中国当代艺术F4”岳敏君、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等人的作品在拍卖市场屡屡被拍出高价，西方美术馆和画廊大量收藏中国艺术家作品，刚毕业的美院学生也能一夜暴富。马可和毛继鸿的品牌“例外”在国内大规模扩张。艺术、设计与生活方式成了富起来的中国人热衷讨论和消费的事。

有人是亲历者，也有人是见证者。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国剧变的四十年，有人选择纪录变化中的中国，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何赛奖为何是中国摄影师得到过最多荣誉的赛事。

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把自己视为“外来者”，他用镜头定格了《毛以后的中国》。肖全与三毛、杨丽萍、王安忆、谭盾等艺术家、作家共同度过了青春，记录下80年代文艺青年的黄金年代。吕楠、任曙林等摄影艺术家选择拍摄那些被遗忘的日常和边缘人，为历史留存真实细腻的影像。

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的疯狂期已经过去，看似是低潮，却暗藏希望。年轻的当代艺术家、设计师、舞台艺术家和音乐家们渐渐冷静下来，重新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他们有意识地摒弃中国符号，开始尝试以更平等的方式参与到国际化的艺术交流中。

艺术注视着时代，也阐释着时代，它注定是曲折的，正如我们所经历的这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