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5
贾 悦,雷焕贵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中共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建设成为学界研究的主要方向,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提出各自的观点和建议,同时积极地进行各类乡村实践,探讨乡村建设模式。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艺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力量,通过艺术唤醒乡村文化自信,重塑乡村社会秩序,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可以破解乡村治理同质化的困境。
艺术乡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同处亚洲地区的日本,其艺术介入和乡村建设则开始得较早,开始于2000 年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展示了衰败乡村通过艺术介入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性。分析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和中国山西许村艺术节的实践经验,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审美逻辑、目的作用等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地探究艺术乡建的本质,总结艺术介入和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旨在为类似地区乡村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许村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松烟镇,四周多山,漳河水环绕,有着许多知名的自然生态景区,但和顺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先天经济条件并不优越。许村历史悠久,仍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明清一条街”建筑,戏台、古井、古庙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许村人口外流严重,房屋闲置、农田荒废。凭借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该村试图用文化信仰重铸精神家园,利用艺术介入,促进乡村振兴。截至2021年,许村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国际艺术节。
20 世纪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产业和经济的快速转型以及农业发展政策的失衡,使越后妻有地区面临劳动力外流、老龄化、耕地荒废等问题。但是由于偏僻的地理位置,这里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景观,梯田、峡谷、木屋,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越后妻有地区凭借独特的景观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开始摸索重振衰落的农业地区。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每3 年举办1 次,自2000 年举办第一届艺术祭后,越后妻有地区累计展出了大量国际艺术家的优秀作品,草间弥生、蔡国强等都在此有过艺术创作。
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艺术乡建是走入公众视野的新模式,中国许村和日本越后妻有地区都是不同于传统乡村建设的宝贵实践,是避免乡村治理同质化的大胆尝试。乡村建设模式的选择,必然是基于自身社会情况和文化环境,具体的实践行为则更多地取决于乡建者的理念和要达到的目标。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中国许村和日本越后妻有2 个经典的艺术乡建案例,以个案研究的质性比较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认识艺术乡建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经验。用于比较研究的框架即在几个维度内对两地不同的艺术乡建模式进行表述及比较,横向对比其社会背景、文化审美传统;纵向关注实践行动中的理念以及理想目标(表1)。尽可能全面地认识艺术乡建的内在机理和实践行动,并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与建议。
表1 两地艺术乡建模式比较分析框架
2.1.1 社会制度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面对城乡二元体制的鸿沟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从2005 年开始,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乡村建设政策,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表2)。
表2 两地艺术乡建的社会制度与背景比较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使农村土地被大量占用,同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寡头的冲击下,原有的家庭经营模式破产,农耕文明岌岌可危。为了解决危局,日本开始了“文化艺术立国”策略,其农耕文明和老化的乡村开始复苏,如越后妻有地区的艺术乡建行动(表2)。
2.1.2 历史背景 中国公众审美不再一味追求现代西方文化,转而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氛围中欣赏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有着乡村国家的文化基因和深厚的农业文明积淀,文化遗产有着现代都市不具有的历史内涵和独特品质,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开始怀念乡村生活的质朴。独有的村落布局、保留完好的建筑风貌以及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符合艺术家对乡村的审美,公共艺术、大地艺术等当代艺术实践应运而生,如山西许村的艺术乡建行动。许村历史悠久,仍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明清一条街”建筑,为许村的艺术乡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早年许村因商而兴起,特产销往天津等地,后来产业萧条,村里人大多外出打工,许村逐渐冷清。直到艺术家渠岩发现许村的文化之美,试图用文化信仰重铸精神家园,构筑中国式的现代乡村生活。
明治维新末期,日本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强大使得全面学习西方的浪潮退去,开始注重乡土文化的回归与重塑。早年越后妻有地区传统产业发达,20 世纪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产业和经济的快速转型以及农业发展政策的失衡,使得农村地区面临劳动力外流、老龄化、耕地荒废等问题。该地区交通不便因而得以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景观,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也为后来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先天基础和文化底蕴。在“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理念的驱动下,越后妻有地区开始摸索激活老化的乡村,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找遗失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家园。
中国许村和日本越后妻有地区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并保留完整风俗面貌以及建筑,这为艺术乡建的展开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可能性,此外,在艺术介入之前,两地都处于不被外界打扰的状态,原汁原味的生态场域为艺术乡建的开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内涵和外延,使它们在“有可能”的基础上变得更有深度。
2.2.1 审美取向 艺术乡建试图向人们展示乡村的生活方式,传达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文明形态上是对等的,乡村也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的理念,继而唤回乡村的主体性,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促进乡村振兴。笔者认为,在中国现有的艺术乡建模式中,尤其是许村艺术乡建中,存在着2 种审美观念。
20 世纪以来,乡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的发展使乡村弥漫着一种现代审美观,即与几千年来乡土的、传统的村庄相比,只有都市的、现代的才是美的,许多村民毕生努力就是为了摆脱乡土气,与城市接轨。尤其是20 世纪末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乡村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较于钢筋水泥的城市与忙碌的城市生活,人们开始向往乡村的质朴,更想要原汁原味的乡村,于是古建筑、民间习俗、传统手工艺等都是其眼中的艺术品。因此,形成了城市对农村传统文化生活的“乡愁”与农村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向往2 种不同审美观念。
日本的艺术乡建比中国要早,思考和实践的领域也比中国要更加宽泛,研究越后妻有地区艺术乡建,更多的是遵循在地艺术和自然生态的审美取向。越后妻有地区从公共艺术介入的角度出发,以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为切入点,本着在地性的创作和审美,呼吁关注自然和乡土文化。
2.2.2 合作逻辑 在中国,上述2 种不同的审美理念导致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在村民眼中并不是审美对象,而是可以为自己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商品,这类作品大多迎合城市审美,吸引人们来感受和消费,艺术家和村民作为立场不同的两类主体,在经济效益的角度下完成了实践合作[2],城市和乡村从审美资本主义的角度上达成了共识。审美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一些使人感到美观和愉悦等非必须的多余产物转化为可以买卖交换、衡量估价的实体,这种实体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3],于是艺术与商业开始了合作,艺术乡建之路由此展开。如许村也曾被同质化的乡村建设行动影响,村民纷纷拆旧屋、盖新房,艺术乡建使村民发现不用重建,古宅就能换新颜而且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加上原有的传统文化共情力,村民自然而然地愿意与艺术家一同保护古建筑、维持独特的村落空间布局、推广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态,建成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并陆续建设艺术广场、艺术家创作中心、艺术酒吧等。乡村努力迎合城市的“乡愁”情感,城市也在交流的过程中为乡村带去现代化的气息,2种审美观念在各取所需的共识上达成了合作,也构建了以艺术为手段、以商业为基础的许村艺术乡建模式(表3)。
表3 两地艺术乡建的审美逻辑比较
在地艺术可以被直译为特定场所艺术,根据场所的社会文化氛围、自然生态环境等进行创作,艺术家作为客体去介入公共空间,回应空间的诉求[4]。越后妻有地区把艺术的需要融合到村民的生活中,遵循艺术生活一体化主张,树立乡土和村民的主体地位,展现自然的、原始的乡土文化。许多艺术作品也贯彻了这一逻辑,如伊利亚与艾米利亚·卡巴科夫创作的《梯田》,以农耕场景为主体,用艺术的方式还原传统农耕时代的乡土生活。又如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创作的《梦之屋》,以百年旧屋为基础,梦境为主题,屋内留下一本供住客记录梦境的笔记本。在人与自然共生的逻辑指导下,构建了以在地艺术为原则、自然为载体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模式(表3)。
诚然,艺术乡建最终服务于乡村振兴、促进经济发展,艺术乡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但商业的发展应该被视为艺术乡建的副产品。不能忘了艺术乡建的初衷,即以艺术的手段修复乡村的价值内核,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守住精神的根。从乡村的立场来看,面对城市审美意识形态,一方面要有选择地接受城市带来的文化,另一方面要努力展示乡村的现实需求,以在地性的原则创作公共艺术,唤醒审美自觉。2 种审美观念是对等的,而不要演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侵略,要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共同成长。
2.3.1 改造理念 “许村国际艺术节”是由艺术家牵头举办,联合政府、社会、村民等多方力量互动合作,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用艺术介入和重建乡村物质和经济实体,唤醒文化自觉和自信,塑造精神家园的社会行动。“许村国际艺术节”的主题和活动也是围绕村子悠久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展开的,以地方的文化习惯为核心,更多地思考许村和世界的关系,寻找失落的传统文化,重铸精神家园。
日本越后妻有地区的艺术乡建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念,本着“以艺术唤醒乡村”的宗旨,以土地和景观为灵感,每隔3 年,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志愿者都会聚集在这里,与村民一起进行艺术创作,修复人和土地的关系,促进乡村发展(表4)。
表4 两地艺术乡建的乡建理念比较
2.3.2 实践思路 许村的建设思路可以概括为“由建筑到村落,再到乡村文化”。首先,经过不懈的沟通和尝试,劝阻正在进行的对古建筑的破坏行动,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风貌,并且呼吁村民一起参与到保护和修复行动中,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修复方案。其次,在原有建筑风格和布局基础上,利用村内废弃的影视基地建成许村国际艺术公社,陆续建设艺术广场、艺术家创作中心、艺术酒吧等,绘制较为丰富的艺术村落图[5]。最后,通过言传身教,唤醒村民对环境的好奇心和创作心,找回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激发艺术乡建的内生动力,并且邀请艺术家前来定期创作,让这些具有在地艺术性的作品留在中国许村,丰富当地的旅游资源和经济实体,提高当地社会关注度并为村民带来切实收益,助力许村的公共空间可持续发展。
日本越后妻有的开发形式也是循序渐进的,艺术家和村民在不断的接触中逐步达成了信任和依赖,村民们从开始的抗拒变为主动参与,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中找到了文化自豪感,村民们回忆起在这片土地上的记忆,和艺术家们合作将记忆呈现出来,形成与在地记忆共情的艺术作品。在这里,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它们将遗落的历史点滴串联起来,能够感受到作品中对环境、艺术、人的思考,以及温情的人文关怀。艺术家们则注重生态场域的利用和营造,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风貌,充分发挥想象力并给游客留下思考的空间,让艺术作品和自然景观、历史底蕴融为一体,也保证艺术作品的长久存在,丰富当地资源,展现地区特有风情,是典型的外力拉动地区景观保护和乡村建设的案例(表4)。
中国许村的艺术资源更多的是古建筑,历史积淀在这里表现得更为突出,人文情怀更加浓厚,而越后妻有地区则不然,虽然农耕文明在这里发展已久,但主要以梯田等与自然联系紧密的景观为主,艺术乡建更多的是为了唤醒人们对自然的保护以及文化记忆的追溯,同时关注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关怀。正是因为这种异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实践。同时二者都注意到艺术介入这一社会实践行动的价值回归,即对当地和在地村民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其他地区开展乡村建设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表4)。
2.4.1 乡村振兴 为服务乡村振兴,许村的艺术乡建有着直接的经济目的。其不仅能够促进当地的文化遗产和民间手工艺的发展,同时能够因地制宜地引入艺术文化手段,帮助政府、企业、村民和艺术团队等多主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而实现乡村与政治、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和价值互通。许村一直在探索乡村振兴的新模式,通过修复古建筑等激活乡村活力,通过国际艺术节等扩大许村的知名度,艺术公社、艺术广场、艺术工艺品加工制作等多措并举,努力打造本土的文化品牌,从而带动村子的旅游、加工制造等经济业态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服务乡村振兴。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导致大批的年轻人涌向城市,农村老龄化、空心化、耕地荒废等问题凸显,传统农耕文明面临衰落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越后妻有地区大地艺术祭是一种用艺术和温情来抵抗城乡同质化发展的实践,想要通过艺术的方式复活衰败的乡村(表5)。
表5 两地艺术乡建的目的作用比较
2.4.2 文化与自然 一般来说,传统乡村建设更注重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相比而言,艺术乡建在保护、发掘、创新和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更加有效。与其他同质化程度高的乡村建设模式相比,艺术乡建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许村的乡建活动,一是为保住文化的根,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化,二是通过回顾艺术乡建的历史,发现不同于民国时期担负着家国命运的乡建运动,现在的艺术乡建运动的使命更多是为了“寻根”[6],许村艺术乡建的初衷即是如此。城市化进程忽视了太多农村的需求,导致许多农村问题如劳动力外流、耕地荒置、同质化改造等,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缺失了对传统艺术文化的关注[7]。基于这些现实,乡村建设者怀着乡愁,本着寻根,对乡村寄托了许多期许,也希望通过艺术乡建的方式让乡村重新焕发活力,保住乡村文化和精神的根。正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说道,“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8]。
日本越后妻有地区艺术乡建不仅让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呼吁人们关注生活在这片土地以及许许多多类似土地上的人。一方面,它遵循“共生”的理念,要求艺术作品与自然和历史的融合,将思考隐藏在艺术作品之下,在欣赏之余发人深思。另一方面,当地村民是重要的创作主体,不仅参与到创作过程,同时也成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是对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的正面回应,艺术祭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回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社会关注到自然中的人,激活老化的乡村(表5)。
通过2 个案例,看到了复活因城镇化浪潮而衰落的农村的更多可能性。无论是为了调节城乡发展差异,还是为了重振乡村魅力,艺术乡建都是特定的社会和历史选择,是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其本质就是通过文化的重塑和共同体的凝聚,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这种乡村建设实践允许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形式,建设成效也不仅限于经济振兴,它在唤醒文化信仰、增强社会共同体凝聚力方面都有影响。评价一个地区艺术乡建的标准不仅是经济收益,只要对乡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有促进作用,对当地居民的精神面貌和物质条件有改善作用,就可以认为其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通过对2 个经典案例的对比分析,发现一些共性经验,这对于其他类似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振兴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文化产业相比,艺术乡建更具公益性;与艺术乡建相比,文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虽兼具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但却难以避免资本驱动下的过度开发和商业化。艺术乡建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动力机制,同时深化产业的文化内涵;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可以为艺术乡建提供经济上的造血,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通过介入乡村,用产业化的物质发展方式提升乡村文化生产力,到融入现代化的技术、运营等,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最后到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共生。艺术乡建是手段,作为管理者,应看到艺术乡建兴起背后带来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潜能。
艺术作为一种方式介入到乡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艺术节,不仅传达着当地特色,同时也是区域品牌化建设的重要桥梁。归根结底,艺术乡建的着眼点在乡村建设,艺术作为手段,最终服务于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因此品牌化的经营模式才更有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品牌化的经营意味着产业链的延长,地方特产、文化周边、创意手工的特色产业的销售要形成规模产业,借助网络,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同时要注意品牌IP 意识,打造乡村名片,突破节日经济的束缚,这是文化赋能的关键。品牌IP 不仅可以反作用于艺术节的创办,保持艺术乡建效果,同时能够带动新生产业,吸引劳动力回流,对于激活当地经济,实现乡村可持续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不同地区的艺术乡建一方面要展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历史文化,向世界介绍自己,另一方面也要有国际化的展览和创作视野,可以邀请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前来创作,在尊重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体会不同国家表达情感和艺术的方式,增加国际知名度和关注度。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要保留其中精华,更要大胆走出去,弘扬传统文化,提高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自信,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源泉。艺术乡建的作品并非是一人或一地的代表,更多的是对文化的追溯和自然的思考,允许存在不同思想形态下的艺术创作,这也是推动区域文化复兴的重要手段。在围绕当地文化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拓展深度,唤起社会对类似境遇乡村的思考,让艺术有更多的空间,让文化有更大的影响力,让乡村振兴更加全面充实。
单靠外力拉动的乡建是不完整的,需要有成熟的运营组织和强大自主能力的社区。越后妻有艺术祭的背后,有着以策划人北川富朗为代表的完整成熟的团队,邀请国际知名团队参与,从策划、推广、宣传、展览,各环节都是紧密联系良性发展的。同时借鉴社区营造理论,培养社区意识、锻炼社会交往能力、提高管理者组织能力、共同提高社会责任感,培养社区自主自治能力。许村的艺术乡建不仅有艺术家的大力推动,当地乡贤和县政府也积极配合,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构建了在地乡民和外界多元主体共同合作的社区营造格局。同时强有力的资金支撑体系和良好的融资循环机制对于艺术乡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改善“节日经济”的关键方法。越后妻有地区到第六届展览为止,主要资金来源已经从原有的政府承担转变为民间艺术振兴财团、乡村振兴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自愿捐助,同时利用废弃学校当作艺术展览空间和艺术家驿站等,缓解了政府和社会组织运作的压力,促进了良好资金运转机制的形成。政府可以适当放权,将一些非重大决策事项的权利下放到第三部门、企业甚至个人,以此调动各方积极性,依靠社会力量筹措资金,丰富资金来源渠道,推动资金运行的健康可持续。
此外,乡村有着独特的生态场域,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是乡村建设的基础。首先,公共艺术创作的主体应该回到在地居民身上。艺术乡建的重要任务就是唤醒村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重塑村民对村庄的认知和情感,尊重和培养村民的主体意识。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树立审美自觉和村民话语权,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区隔,艺术体系对乡村文化体系不应是遮蔽和控制,艺术家的想象和村民的认识之间的差距也应被重视,只有赋予村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平等的话语权,才能使艺术乡建最大程度上遵循乡村的情感逻辑和审美逻辑,同时贴合城市取向,树立乡村和村民的主体性。其次,艺术介入要创作出在地性的作品。以嵌入者的身份参与乡村建设,强行地把乡村当作施展策略的平台,以美丑作为唯一的标准,这样是不符合在地村民审美的,只有本着“生活即艺术”的理念,努力做到艺术与现实的融汇,才能在广袤原野里汲取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最后,打造乡村情感共同体。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情感互联是乡村文化的内核,是乡村凝聚力的纽带,也是艺术乡建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使村民保持价值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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