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的挽歌

维舟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书描写了“一战”后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重建过程中，三位不同背景的建筑师参与建造耶路撒冷新城的往事。

民族国家的建筑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人人都觉察到，有很多以往的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这种改变的主基调，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好事：殖民地和民族解放的浪潮随之而来，很多国家的名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在这样的进行曲中，很容易被人忘记的一点是：随着民族国家模式在各地一个接一个地被不断复制，加上“二战”期间尤为残酷的民族清洗、人口交换和国家边界强化了其不可渗透性，以往那种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的盛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差不多都遭到了重创。

以色列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这个国家的建国神话之一，就是一群回归“故土”的离散者，在“没有人民的国土”上重建的家园。在这样的意象中，在他们迁入巴勒斯坦时，这里的景观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就应当恢复到《圣经》时代的样子——除了成为犹太民族的家园之外，它不应当是其他任何样子。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从建筑到旗子，都要发出清晰的信号，以捍卫以色列这一核心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的景观是艰于生存的。

对耶路撒冷来说，这一新命运就尤为不同寻常了。在几乎两三千年的历史上，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这里一直是人流混杂之地——在它的历史上曾被不同势力占据又收复多达44次，但没有哪一个能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时代，错综复杂的城区里每一片居民区都有一个不同的民族居住;尽管彼此对立的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宣称对圣地拥有最高守护权，但圣墓大教堂长期以来都由天主教、基督教、亚美尼亚、塞尔维亚、基督教马龙派、格鲁吉亚等八个教派所有。耶路撒冷从来都不专属于哪个民族：作为世界中心，它当然也向全世界人开放。

1917年冬天，当英国人从土耳其人手中接管这座圣城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中世纪城市，看上去狭小、破旧而又阴郁。不久，英国宣布它为巴勒斯坦的首都，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之后耶路撒冷首次成为一国之都。为了在安置欧洲犹太新移民的同时保护城市原貌，英国当局规定：耶路撒冷新建房屋的外表必须由沙岩建造。的确，在建筑传统上，巴勒斯坦不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但既要延续传统，又要创新，这无论在哪里都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使命。

美国作家阿迪娜·霍夫曼讲述的虽然只是耶路撒冷在很短一段时期内（大体在1922～1948年间）的城市建筑史，但它所隐含的意味却是几乎所有传统的城市在现代化时都会遇到的难题：如果缺乏对传统和文化多元的尊重，现代化所带来的常常是城市面貌的粗暴破坏和贫瘠化。这么说并非耸人听闻，至少在耶路撒冷之前，另一座圣城罗马就曾有过类似遭遇：在1870年被定为意大利首都之后，原先的宗教仪式和修道院都遭到清理，很多名胜毁于一旦。英国作家奥古斯都·黑尔在仅仅一年之后出版的《罗马行记》中就抱怨说：“丑陋的新街道模仿着巴黎和纽约的样子，让想起以前罗马面貌的人很生气。”他甚至认为“撒丁王国12年的统治对罗马的美景和名胜古迹造成的破坏，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当年侵略罗马造成的破坏还要大”。当时的很多外国观察者都会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房地产开发给罗马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很多新房子又高又丑，作为刚完成统一的意大利首都，还常常充斥着某种民族主义的单调风格。

一个失落的理想

上世纪30年代的耶路撒冷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它是英国的托管地——尽管这是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英国至少也有足够开放的格局，没有兴趣非要将某种特定的民族艺术风格强加给这个城市，容纳不同教派种族的“国际性大都会耶路撒冷”至少是一个可取的愿景。在那些年月里，德国犹太人埃里希·门德尔松、英国人奥斯丁·哈里森和阿拉伯人斯派罗·霍利斯这三位不同文化传统的建筑师，都在1948年巴以冲突的大浪卷来之前，为这个梦想而砌筑一砖一瓦。

美国作家阿迪娜·霍夫曼及其著作《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

如果说这一切看来令人感慨，是因为它代表了一個失落的理想、一个曾经可能的选择：不分宗派和种族，为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空间，并将之建成为新国家的精神中心。在审美上，这还意味着虚心向本地阿拉伯传统请教如何建造更适宜巴勒斯坦强光、炎热环境的建筑，摒弃那些粗暴、仓促移植过来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脾气暴躁的门德尔松虽然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不得不流亡在外，但他并不因此就只拥抱犹太民族传统这一种文化，对他来说，建筑首先仍意味着如何更好地安置当地人的生活——不论当地是什么民族，也不仅仅包括日常生活，还有他们的精神生活。为此他狂热地相信理解当地景观的必要性，甚至步行观察这个国家，他怒斥过分滥用的玻璃完全不适应巴勒斯坦的气候，这些建筑式样“几乎恶化成了一场瘟疫”，但这不是说巴勒斯坦的建筑就完全与众不同，因为他相信每一处环境都与别处拥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它远远超越了国家的边界。

显然，对正在孕育的以色列民族国家来说，这是格格不入的。以色列第一份总体规划的主规划师阿里耶·莎伦代表着这个初生国度的官方审美：他尖锐地抨击现存的传统态度，立志消除“所有这种老套的、多愁善感的、‘原始的东西，以及其中最糟糕的——那种属于‘东方的痕迹，他们似乎要让犹太人自身卑微且离散的历史，以及这个国家更近代的（阿拉伯的）历史解体”。在新的以色列国家，犹太人的文化遗产得到最高推崇，而别的则变成了无处藏身的幽灵。

门德尔松却不仅排斥混凝土，还欣然接受本地的材料，坚持发展一种融合创新的风格，他还继续保留着自己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他说，唯有“与阿拉伯人密切合作”，才看得见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政治上的希望。他是一个不恨阿拉伯人的犹太人。这是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在一个多元开放的政治架构下，与其他人和谐相处，这个国际化的未来共同体可以复兴历史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成为“世界启蒙领导者”的那些煊赫文明。不幸的是，这种世界主义的理想，在当时常被人和帝国主义混在一起，只有当这段历史烟消云散之后，人们才会逐渐意识到，原先那个更加包容、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记忆也随着帝国主义的退场一起变成了往事。

这当然并不仅仅只是一曲挽歌、一段拯救出来的记忆，实际上也是一种批判。这样的世界主义本身有着19世纪欧洲老派自由主义的印迹，它不受限于空间和边界，但在进入20世纪之后边界分明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就渐渐无所容身。看看《佩拉宫的午夜》，伊斯坦布尔也同样从一座无所不包的世界性都市，一步步变成了民族国家的大城市。对现在的以色列来说，它必须在两个身份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成为一个族裔主导的“犹太国”，要么成为一个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的国度，但这两者同样都不包含那种超越民族和国家边界的理想，因为以色列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全世界的犹太人一个避难所。

尽管如此，就像100年前一样，如今的人们仍然有理由去设想自己所居住城市的未来可能形象——历史并没有真正过去，尽管它的某些细节或许已被人遗忘，甚至有的风采也已褪色，但那些未竟的往昔仍然启迪后人：那一种可能的确是存在的。尽管它当时夭折了，但如果它真的是更值得追求的未来，那么为何不能在可能的时候再次尝试实现它？历史的确不会重演，但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一个被埋没的理想，不屈不挠地等待着时机，终于在尝试多次后，等到了生根发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