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一场生命的接力与延续

黄子懿

除夕病发

56岁的退休工人王德辉度过了他今生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2018年春节前腊月二十八，作为新疆支边二代的他回到了山东德州老家，准备和老家的亲人共度佳节，这也是他退休以来的一个习惯和传统。此前，他便感冒发烧、身体乏力，但并没有往心里去。在他看来，过年和亲人团聚更重要，于是便和妻儿一起，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后转车至德州。

但在大年三十晚上，王德辉脸色愈发不对，整个面部毫无血色、如同黄蜡。就在除夕夜人们都开始张罗年夜饭时，他被家人送进了德州当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急性肝衰竭，体内黄疸爆发，胆红素800+，转氨酶2800+。“我们救不了，只有上北京，不然最多活15天。”当地医生这样说。

大年初六，经过一番努力，王德辉被转入了北京佑安医院急诊。当时的他情况已急转直下，陷入昏迷，一到医院就被送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前期还能认识人，到后面脑子都不清醒了，谁都不认识了。”妻子回忆说。王德辉偶然清醒的间隙，告诉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北京最好的医院里。”

佑安医院的肝病科室在北京名列前茅，是很多严重肝病患者急诊、转院的首选之一。但即使是这里的医生，对王德辉的病症依然无能为力——戊型病毒性肝炎，属于重症，用来检测肝脏凝血功能的凝血酶原活动度（PT%）仅有14%，而正常值为75%～100%，低于40%就属肝衰竭。“只有做移植手术换肝，不然没命了。”佑安医院的医生说。时值春节，医院没有肝源和操刀医生，要换肝的话只有去武警总医院，那里可能有肝源。

武警总医院同样以肝病诊治见长，尤其擅长肝移植手术，每年会完成150例以上的肝移植手术。同时，自2013年开始，武警总医院大力开展了器官捐献协调事业，对达到心脑死亡标准的患者家属开展工作，劝说家属捐献患者去世后能用的身体器官，以拯救他人生命。2017年，武警总医院器官捐献协调组共完成捐献协调191例。

通常一个逝者捐献了器官后，会上传到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sponse System，简称COTRS），按照就近、病情轻重、等待时间长短等原则，在具有相应移植资质的医院进行分配。王德辉一家联系上武警总医院后，等待了两天多，2月23日晚终于等来了一个O型血的匹配肝源。捐献者是一位年龄相仿的男性，在武警总医院去世后经家人同意无偿捐献了自己的可用器官。

“肝移植不能等，目前还没有人工手段能完全替代肝，不像肾移植可以透析。”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陈新国说，尤其是急性肝衰竭，不知多少人在等待中就没有机会了。“如果没有肝源，他就没有命了。”大年初八，陈新国花了12小时完成了王德辉的肝移植手术。

“现在觉得活着还是很好。我当时从ICU出来，家人说我得救了，给我换了肝，我说你们肯定是骗我。”进入手术室前，王德辉深度昏迷了几天。术后一个月，他神志清醒，在病房里等待康复。他两鬓斑白，浑身插着管子，当天还发着38℃的高烧，好在黄疸已褪去，脸上气血红润。他几次想挣扎着坐起来，对医院和捐献者表示感谢。“我是抱着必死的心了，没想到还能捡回一条命。”

2016年10月11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器官移植协调员薛瑾用人体器官运输专用箱保存并转运所需器官至手术间

移植接力

同样是这个春节，31岁的北京妈妈张琳决定让4岁的儿子乐乐在家安安心心过一个好年。乐乐患有一种罕见病，需要做肝移植手术，他们曾在春节期间等到过一个肝源，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不想春节期间折腾孩子。“孩子一看见戴口罩就哭，就害怕。”张琳说，儿子乐乐因为这些年看病，扎针插管太多，胆子变得非常小，好在所得病症是慢性病，“只要不发病就没事”。

此前两年多，她带着儿子到处寻医就诊，从社区医院起步，一路辗转，往返于北京儿童医院、北京中医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最后查出来儿子患有一种遗传性慢性疾病，属于罕见病：尿素循环障碍。尿素循环必须有六种酶参与，但张琳的儿子缺乏其中的一种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OTC），导致进食后蛋白质、氨基酸都无法转换为尿素排出，氨在体内堆积，压迫神经系统，形成高血氨症。

具体的表现是呕吐、昏迷以及发育迟缓。张琳说，乐乐上幼儿园第一天就吐了，第四天即当场昏迷，好不容易返工的她只有立马辞掉工作，此后隔几周孩子便会发病一次。渐渐懂事的他开始嘴馋，不吃肉就闹，但一吃肉就会发病，一家人吃肉都不敢当着他的面吃。“他现在4岁，但感觉智力发育水平就跟2～3岁差不多。”张琳说。

听从儿研所建议后，她转入北京友谊医院，那里有北京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医生建议乐乐做儿童肝移植手术。“否则乐乐越大，他和其他孩子的身体和智力差异就越明显。”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这样告诉他们。等待近4个月后，3月23日下午，离北京近300公里外的河北石家庄市，有一对父母决定捐献出辞世孩子的器官，系统匹配上了乐乐。“6岁，是个男孩，外伤去世。”出于政策规定，他们并不能知道对方亲属的具体信息。

器官移植需要抢时间，从肝脏取下的那一刻算起，要在12小时内安装到受益者身上，越短越好。23日晚上，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魏林乘坐最后一班高铁到达了石家庄。次日上午9点，他走进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手术室，对着那名6岁儿童鞠了一躬、默哀一分钟，随后通过一小时手术摘取了这名男孩身上的肝脏。这名石家庄周边某地级市的男孩，因一场意外导致脑死亡去世，经评估达到捐献标准，他同时还捐献了肾脏。

与此同时，乐乐在张琳和外婆的注视下于10点50分被送进手术室，开始麻醉。10点57分，魏林乘坐从石家庄開往北京的高铁返程，打了一个电话给主刀医师朱志军，朱志军进而下令手术开始。按照手术流程，乐乐将有40分钟时间完全没有肝脏。这段时间内，张琳双手合十、抑制不住地不间断叹着气。等待过程中，她没看手机，家人买的午饭她摆了摆手说吃不下，喝了一口水。

12点51分，像拉着一个行李箱一样，风尘仆仆的魏林携带着肝脏到达手术室。张琳看着黑色的肝脏护理箱，感叹了一句：“可算是到了。”5个小时后，乐乐被推出手术室，迎接他的是后续三天的ICU监护，但也是一段崭新的生活。

2017年7月，武汉协和医院手术室内正在进行一场心脏移植手术

“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家庭”

在4岁的乐乐换上一颗来自河北的6岁男孩肝脏前，2017年11月末的北京友谊医院里，56岁的北京出租车司机杨兵在去世后也捐献了自己的器官，包括一颗肾脏、一颗肝脏和一对眼角膜，能让4个人重获新生。

做出决定的是他22岁的儿子杨俊。杨俊说，父亲去世前几年，家里有一位远房亲戚在6岁的女儿意外去世后决定捐出器官，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感叹了几句“太伟大了”，说自己去世后也要捐献自己的器官。杨俊听在心里，但没有当真。

父亲一语成谶。2017年11月28日晚，杨俊回到家中，发现父亲已昏倒在客厅里，立马送往离家最近的友谊医院抢救。医院无力回天，悲痛之中，在ICU病房外的杨俊想起了父亲生前曾表达过的心愿，于是，他说服家里人一致通过，然后主动找到友谊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组织，完成捐献。“这也是在帮助其他人，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家庭，这是武警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简称OPO）协调员尹利华每次做器官捐献协调时都会说的一句话。从2013年起，她开始专职做器官捐献协调，即当潜在器官捐献案例发生时，器官捐献协调员就会走近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协调捐献事宜，征求意见。协调员分为具备资质的院方和红十字会人员两类，通常一起工作、互有分工。4岁的乐乐和56岁的王德辉能够获得新生，离不开这些生死“摆渡人”的努力。

这一工作并不好做。做协调员之前，尹利华是武警总医院ICU的护士长，院领导看重她熟悉ICU工作，又是女性，具备一定的亲和力，遂任命她开展这项工作。但在ICU跟病人家属谈捐献器官谈何容易，因为要抢时间，在医生判断病人达到死亡标准时，即上前协调。

面对悲痛的家属，最难的是怎么开头，每次硬着头皮打了好多次腹稿了，说出来还是比较生硬。“以前需要我们去说现在病人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定尽力救回来，而现在我们要去告诉家属，他们的亲人不仅救不回来了，还得让他们捐献器官。”尹利华说，家属通常的反应，第一是拒绝，第二是愤怒，过激行为和言语常有。

她表示，一般来讲，捐献者乃至具备条件的潜在捐献者，多数都是突发性的意外造成，例如车祸导致的内外伤以及脑出血等等，同时由于器官捐献的年龄限制（一般65岁以下），很多具备条件的潜在捐献者年龄都属于中壮年，是家里的顶梁柱。并且，ICU采取集中探望制，来的往往是一大家人，协调捐献很容易引起群愤。有家属甚至质疑她的动机与身份。“我们的人都这样了，你还跟我们提这个。你们有没有心啊，你还是不是人啊？”尹利华经常面对这样的诘难。她说，那时超过90%的家属都是拒绝的，甚至是100%。

转机出现于做协调工作两个月后。武警总医院的ICU入住了一名50多岁的男性，高血压突发脑出血，是一名铁道兵。在医生判定脑死亡后，尹利华找到了这名铁道兵的女儿和妻子。女儿非常抗拒，和妈妈蹲在ICU外的台阶上不理不问。与铁道兵一样，尹利华也是一名军人，此后三天里，她经常找女儿及来探望铁道兵的战友聊天。相同的军人身份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丝共鸣和相惜，最终在战友和尹利华的劝说下，女儿同意捐出父亲的器官。“她其实只是出于对父亲的不舍，后来冷静了就觉得这是个好事情，是父亲生命的延续。”

那一年，尹利华团队共协调完成11例捐献，此后捐献者数量逐年增多：2014年50例，2015年134例，2016年168例，2017年191例。截至2017年底，团队总共协调500多例捐献，尹利华个人参与完成200多例。“每一例的印象都很深，都能回忆起当时是怎么回事。”

让尹利华印象最深刻的案例之一，是一位22岁的大学生。那是一名罹患淋巴瘤的东北女孩，她患病后，男友一直不离不弃，父母为了她将房产卖掉、来京打工挣钱治病。但某一天，父亲在去寄钱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临终之际，女孩非常痛苦地来到北京见父亲最后一面。

当尹利华提出捐献一事时，女儿处在巨大的悲痛和自责中，强调数次说“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我家里都一穷二白了，绝对不能接受”。但当天晚上，女儿主动打电话给尹利华，同意捐献。“我身边的人一直在帮助我，我爸爸现在不行了，能帮助别人也是好事，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家庭。”女孩说。从那之后，尹利华每次协调，都会说这句话。

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陈新国

“为他人而活”

这些年，尹利华已感受到了器官捐献事业的情况在好转，比起步时已“稍微好一些”。当尹利华这样的协调员开始接触逝者亲属时，他们不再反感，不会觉得突兀甚至抗拒，会礼貌地说：“我们知道这是您的工作，但是我们家里人不考虑做捐献的事情，谢谢您。”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器官捐獻协调员高鹏骥看来，这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层面对这个政策的推动，包括宣传普及和器官捐献流程的专业化等。近期在BTV热播的电视剧《美好生活》，就是以一起自愿捐献基础上的心脏移植手术开始的，“这会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015年起，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全部由公民器官捐献，从顶层角度开始大力推动器官捐献。武警总医院综合楼9楼ICU和手术室外，是狭小的等候区。3月21日下午，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地方，挤着超过20位或坐或站的家属。ICU门外目光所及的地方三处张贴着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标语、流程与光荣事迹。海报上，有一对在京务工的四川父母，在2014年的一場意外后，捐出了12岁儿子的器官，用一肝两肾让三个人获得了新生。

虽然宣传渐多，大众已对器官捐献概念不再陌生，但多数潜在捐献者仍然选择拒绝，尹利华的成功率介于20%～30%之间。在中国人传统的死亡殡葬观念里，保留逝者躯体的完整性依然重要。不知多少次，直系亲属已经决定捐献了，但签字前老家的人一通电话打来后，捐献即宣告终结。去年12月初，乐乐曾匹配到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如此。那是外省一个3岁的小男孩，与乐乐基本同龄，从年龄看属于完美配型。父母已同意捐献，但奶奶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痛骂了孩子的父母，乐乐只有继续等待。

相比之下，年轻人的态度似乎更加积极。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调查，70%的人愿意捐献出身后器官。这些年来，尹利华和高鹏骥都开始陆续接到咨询电话，已经有人主动打电话询问捐献事宜，尽管数量还不是很多。高鹏骥所做的第一例捐献就是一个肾衰竭终末期的“大四”学生，这名22岁左右的年轻人做透析多年，一直没有等到肾源，疾病伤害到中枢神经，临终前主动咨询了捐献事宜，最后捐出了肝脏、角膜。“相对来讲，年轻人对这事的确更能接受一些。”

2015年2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接受肝脏移植的枫糖尿病患者（右）和她的丈夫

不时地，也会有捐献者家属打电话询问捐献受益者的恢复情况如何，尹利华查询之后会告诉他们对方大概的地域、年龄、恢复情况等。出于政策，她只能说到这里，捐献者和受益方采取“双盲制度”，不能了解对方的具体信息也不能见面。

这是中国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标准所定下的政策，为了避免双方产生利益纠葛。但在前卫生部部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看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知恩图报”，在中国是否执行“双盲”制度可以再讨论。

捐献者家属杨俊曾打电话咨询过，只知道父亲捐献的肝脏和肾脏的获益者，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北京，年龄与父亲相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见一见，远远地看看也好，会觉得父亲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

同样想见一见对方的，还有捐献的获益者胡淑环。这名57岁的北京房山女性属于熊猫血（B型Rh阴性血），2007年被诊断出慢性肾衰竭。她做透析两年有余，每周三次，每次排出3～4公斤的毒素，终于等到了一个血型相匹配的肾源，在武警总医院做了肾移植手术，如今已过了9年，身体良好。

她觉得自己足够幸运，一直想对捐献者及其家属说一声谢谢，但苦于没有机会。为此，只有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50岁退休后，她随即返聘回原单位，想继续发挥余热。“我曾因他人而活，如今也要为他人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