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当下久久停留

薛巍

恐惧时代

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2010年病逝。六年后他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选编了他的一部文集《事实改变之后》，收录了他1995年到2010年间撰写的评论文章，涉及“欧洲和美国、以色列和中东、公正、公共领域、国家、国际关系、记忆与遗忘、历史”。书名“事实改变之后”源自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句话：“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

在朱特去世后，先后有他的两本书被整理出版，一部《记忆小屋》，一部《思虑20世纪》，《事实改变之后》应该是最后一本书了。书中的文章表明，朱特非常有预见力：2010年去世前，他在跟儿子对谈时说：“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奥巴马会妥协而不会对抗，这对一个人来说也许不是缺点，但对政治家来说是。”2007年，朱特在一篇书评中写道：“保护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而在整个西欧，反移民的政党对人们的吸引力不断增加，许多地方的人们都在呼吁建起壁垒、障碍，要求对移民进行检验。”

英国历史学家蒂姆·布弗里对朱特这部文集的出版表示由衷的欢迎：“托尼·朱特是一个明显充满悖论的人。他是一个世俗的犹太人，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评论以色列的行动而受到谴责。他是欧洲史专家，但职业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任教。他是一个不信任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尊重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者。这些对比并没有在他清晰的文字中呈现为矛盾。相反，他论证的逻辑，凭借历史对比和道德反思的支撑，让人很难不同意他写的每一个字。”

托尼·朱特对西方政治发展的方向感到担忧和沮丧。他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恐惧时代：“恐惧正再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里的一个活跃因子。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是当然的，还有其他的恐惧：对失控的改变速度的恐惧，对失业的恐惧，在资源日益分配不平等的时代对落他人之后的恐惧，对日常生活状况和常规活动失去控制的恐惧，最大的恐惧可能是，不只是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影响，那些当权者在面对超越他们能力之外的力量时也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他也把这个时代称为一个新的不安全的时代：“我们度过了一个稳定、确信的时代，认为经济会无限期增长的错觉我们曾经有过，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在经济上会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辈经历过之前那个经济时代解体的后果，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當一个社会里的私人和局部利益压倒公共目标，遮蔽共同利益时会发生什么。”

讲道德的历史学家

珍妮弗·霍曼斯在序言中说：“朱特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捷克语以及一些西班牙语，他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她说朱特没有偶像，但她指出朱特最崇敬两个人：加缪和奥威尔。他办公桌上摆着加缪的照片，“奥威尔则是无处不在”。朱特之所以崇敬加缪，大概是因为他认为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公共领域的行动者。朱特比较痛心的就是人们不再讲道德、公共领域在消失。他说：“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在有关经济学的讨论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亚当·斯密认为我们可能会赞赏财富，蔑视贫穷，钦佩成功，鄙视失败，而这将会是我们在商业社会面临的最大风险。现在这样的风险已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在过去30年里，在大部分英语国家中，当我们被问到是否支持某个提案或倡议，我们不会去问这个提案是好是坏，我们只会问：它是否有效率？它是否有效果？我们的生产总值是否会受益？它是否能促进增长？只考虑利润，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一种人类天然的状态，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

铁路是朱特的业余爱好，他认为铁路是现代生活的化身，铁路及其提供的服务是一个社会拥有的共同愿望的象征。如果失去铁路，那就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终结：“现代生活真正独特之处既不是独立的个体，也不是不受约束的国家，而是二者之间的社会（与社会脱离联系的我们因此处于危险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公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而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封闭的个人，失去了为所有人共同的利益共享公共空间的能力。国家的社会地位降低，我们随之得到的是一个个封闭的群体、社会的一个个小部分，每个部分都天真地认为自己拥有独立于集体及其公务员的功能。如果我们只跟私人机构打交道（国家曾经把征税权外包），我们将渐渐淡化与公共部门的关系，减少了对国家的效忠。”

公民社会消失的原因之一是私有化，而朱特认为实施私有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在过去30年里，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私有化崇拜有加。为什么呢？最简短的回答是，在预算受到限制的时代，私有化似乎能够帮政府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个效率低下的公共项目或昂贵的公共服务，比如一个自来水厂，一家铁路公司，那么它可以将其出售给私人买家。这笔买卖能为国家挣钱。卖了之后，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让服务或操作变得更加高效。每个人都能受益：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管理不当、不善的责任，投资者获利，公共部门也可以从出售中获得一次性的收益。”

私有化从理论上说如此完美，但操作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现实表明，把公共责任转移到私营部门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首先，私有化很低效，多数在政府看来适合卖到私营部门的服务已经在亏本经营了，无论是铁路公司、煤矿、邮政服务或能源公用事业，投入以及维护成本高于收入。对于这一类公共项目而言，除非政府给予私人买家比较高的折扣，否则它们对买家没有吸引力。但是，国家如果以低廉价格出售，公众便要承担损失。其次，私有化会造成道德风险。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效率明显低下的公共项目的唯一原因是国家会帮他们消除或减少风险。比如伦敦地铁，政府保证购买伦敦地铁的公司不会遭受重大损失。反对私有化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理由是，许多公共产品和服务运行不善，比如管理不力、投资不足，尽管如此，邮政、铁路系统、养老院、监狱等机构，不管怎么运行不善也仍然是政府的责任。“甚至在被卖掉后也不能让它们完全受制于市场的变化。这些机构先天就需要有人进行监管。”所以朱特认为，“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比其他的选择都好。”

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选编了一部他的文集《事实改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