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王海燕
集中式长租公寓里的管家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房客。在过了午夜12点的深夜,有人打电话拜托他们拿过外卖、买过退烧药,还有人请求管家起床陪自己去健身房跑步。对这些租客来说,公寓生活提供了一种近乎“乌托邦”的租住生活。唯一的问题是,房租有点贵,并且一直涨。
大多数的北漂一族都有过糟糕的租房经历,杨成达一开始是没有的。“70后”的杨成达是一名大型国企的设计师,2016年初从福州分公司借调到北京,自行找房,单位报销。杨成达运气好,单位来来回回借调的员工多,他来北京时,刚好一位同事借调结束要离京,顺手就把房子转给了他。
杨成达的单位在北京西三环紫竹院,在先天环境上,比租房靠抢的中关村和望京略胜一筹。同事转给他的房子是两居室,虽然和大多数的北京出租房一样,客厅小到徒有概念,实际上根本放不下什么东西,但胜在小区环境不错,一个人住还是比较愉快的。问题出在租期,同事的租房合同是一年,租期满时,房东把月租金从5000元涨到5500元,杨成达痛快,主动再加500元,依然未获应允。原因是他当时的借调生涯只剩下7个月,而房东不想错过租房旺季,坚定地要签一年。
于是,杨成达只好独自踏上北京租房之路,终于认清了北漂们面临的残酷现实。他是不介意租金的,但房源本来就少,看了七八处房子,居然没有一处稍合心意。紫竹院附近大多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装修品相已经不堪入目,有的还脏得不能下脚,还有的房间小得只可落脚,居然硬生生塞下了两三个人。杨成达觉得,有些房子只要花很少的成本略微翻修,就能面目大变,但北京的房东们似乎并没有这样做的动力。
最终,在对住房距离的严格限制下,他经过同事的介绍,住进了单位附近的魔方公寓。这是一种近几年兴起的集中式公寓,通常由一栋低楼层商业楼房整体改造而成,房间全部采用酒店一样的单间配置,并在房间外设置厨房、健身房、电影区、乒乓球台等公共区域。魔方公寓同样如此,杨成达租的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单间,价格与他先前居住的40多平方米两居室相当,但他挺满意的,因为公寓的租期可短至一个月。
位于广州的YOU+青年公寓社区前台
在这里,杨成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租客,有私募基金的经理、律师、医生、大学教授、保险行业从业者,还有舞蹈学院学生,年龄跨度也极大,从“50后”到“85后”通通都有。其中一位50多歲的中年女士,在北京有两套房,但是和邻居关系糟糕,干脆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住进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公寓。在这里,这位女士和大家相处融洽,毕竟,大家房门一关,依然是陌生人。还有双双年过六旬被称为“道长”的舞蹈学院教师,夫妇俩都是老北京人,没有孩子,一辈子都在四处旅游,两人最近刚刚搬走,原因是已经在无锡买好了房子,所以退休后决定离京养老。
还有让杨成达更加惊叹的邻居,比如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狭小房子里的年轻夫妇。杨成达猜,他们的生活可以有效贯彻“断舍离”原则,毕竟,那么小的房子,多的东西也放不下。另外,原则上公寓里不允许养宠物,但光是杨成达就知道,这里不光有人养悄无声息的乌龟,还有情侣在房间里养了整整6只猫。
杨成达自己最喜欢的,是公寓里的公共区生活,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接近理想的集体生活,比如大家都热爱做饭请客。虽然厨房狭小,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做饭,但隔三岔五就有人跃跃欲试,并在微信群里邀请众人进餐。杨成达自己喜欢做饭,两三周回一次福州,来时必定带着大包食材。他的拿手菜包括煲汤、梅菜扣肉,以前一个人住,做这些菜吃着也无聊,但现在食客多了,就显出热闹来。
还有一位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教授,热爱尝试西餐,做过一种海鲜饭,引得交口称赞。教授不吝尝试,曾以当下流行的健康食材鸡胸肉做过一个大菜,大概做法是把两公斤鸡胸肉扔进一口大油锅里,倒进油盐酱醋,甚至咖喱等20多种调料。一个律师埋着头皮吃得快要哭了,但第二顿还要继续吃。不会做饭的人也会点海底捞回馈集体,杨成达后来又把自己的几位同事介绍到了这座公寓。
公寓里的年龄混搭团队,甚至还有集体通宵的经历。有一次,大家晚上一起吃了饭,有人提议去爬西山,一行人立刻行动,晚上10点多到西山上,下山时已经凌晨1点,接着又去蹦迪到凌晨3点多,再吃个夜宵吃到凌晨4点多,索性开着商务车,一路唱着红歌去天安门看升旗。杨成达记得那天的情景:“真是凑巧,到天安门的时候,正在升旗,我们远远在路边就看到了。哎!真是!多少年都没这么玩过了。”
虽然公共区域经常丢东西,但杨成达仍然坚信这里的住户素质是很高的。他以前也租过房子,但都是最普通的那种“租客各顾各的,关起门来就是自己的世界”。因此,邻居中的有些人把这种离家在外的公寓生活形容为“乌托邦”或者“微型共产主义”。因为没有利益关系,杨成达和邻居们的交往甚至多过同事,也许是都到了相似的某种人生阶段,除了吃饭,公共区域里最有人气的话题基本都是炒股和期货。
不过,最近也有人在抱怨着要离开这里了,原因是没完没了地涨租。根据杨成达的了解,虽然这里的租期灵活,但任何一次重新签订合同,租金都会毫无悬念地上涨,涨幅从300元到500元不等。杨成达自己的租金已经涨过1次,涨幅500元。他算了一下,觉得起码要月收入3万元以上,才能住进这样的公寓。
但杨成达也许是错的,因为不同人对房租和收入的比例看法显然不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师的刘欣媛大学去广州实习的时候,就开始租住在这样的集中式公寓了,她住的是小米投资的you+公寓。
2015年,刘欣媛和自己的男朋友一起去广州完成3个月的寒假实习。那是她人生第一次租房。她是那种对住房要求非常高的女生,墙壁上有不明斑点,充满了中式木头家具等类型的房子都在不能忍受之列。她对广州的租房市场毫无了解,只是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发帖转租房子,照片显示,那是一个整体色调为绿色的Loft,家具全是宜家风格,邻居们会友好聚餐。看完帖子,刘欣媛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就是我要的房子了”。她被打动的点还包括,公寓的二楼有特别大的投影区,沙发围在旁边,看起来很舒服,公寓楼下有“7-11”,吃饭很方便。endprint
因为要交押金,她让自己的一个朋友先去帮自己考察了一下,得到的反馈是:“哇,住在那里的人看起来都好有文化,像你们这种高档白领,就应该住在这种地方,以后我有钱了,我也要住进去。”刘欣媛的这个朋友是一个“标准直男”,在广州开地铁,和同事合租在一个装修得中规中矩的普通小区里。得到这个反馈后,刘欣媛立刻就把押金打过去了。
那间房子的房租是她和男朋友实习工资总和的一半,但她觉得无所谓,也没有去跟同类型的房子类比,“我的要求是住得好,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就OK了”。实际上,那个公寓离她实习的公司很远,最近的地铁差不多有1公里之远,她是实习过后跟同事讨论才发现,同事们在市中心租住的40多平方米的开间都比她地处偏僻的公寓楼租金便宜。
不过,她觉得贵有贵的道理,比如装修,虽然地板不是木地板,且略有坑洼,但总体来说,跟照片的差距不大。而且,公寓里有比杨成达所在的魔方公寓更丰富的娱乐生活。刘欣媛住进去的第一周,就认识了很多邻居,因为每当有新人入住,公寓管家就会统一组织聚餐。并且,即使没有迎新聚餐,她也能很快认识邻居。和魔方公寓不一样,那里住的全是年轻人,没有中年人,也没有孩子,主要职业领域是互联网从业者,对刘欣媛来说完全没有距离感。
她在这里,还碰到过导演和宠物店店主,她没看到过导演的作品,但导演告诉她,自己主要是靠拍广告片挣钱。理论上,公寓里是不允许养宠物的,但很多人养狗,更多的人养猫。宠物店主住在刘欣媛隔壁,当两家的房门同时打开时,那只油光水滑而富态的加菲猫会窜到刘欣媛的房子里,为两家人搭起了友谊的桥梁。
房子出现过一些瑕疵,比如卫生间漏水,需要搬出几天才能维修好;紧邻大街十分吵闹;因为集中式公寓普遍的低楼层,在广州春天返潮的日子里会出现整面墙壁滴水的恐怖景象。但最大的困扰其实是晾衣服,和所有的集中式公寓一样,刘欣媛住的这里也是由商业楼房按酒店规制改造而成。房间里没有办法晾衣服,如果不想晾到房子中间狭小的天井区域(那里的衣服在广州潮湿的天气几乎永远湿润),就只能晾到楼顶天台上去,一起风,衣服都被吹得满地都是。但这还在其次,关键的是,楼道狭长曲折,离楼梯本来就远,跑一趟十分麻烦,每天还要猜测,“今天衣服干了吗?”有时候以为干了,爬上去一摸,并没有,那种时刻总是格外令人沮丧和心碎。
不过总的来说,刘欣媛在那里留下的记忆是愉快的。她觉得邻居们大概同样如此,离开那间公寓的时候,她加了许多人的微信,能在朋友圈里看到,不少人至今还维持着“不光点赞,还会评论”这样程度的交情,殊为难得。与强调身份和阶层的杨成达相比,她更喜欢同龄人身上有趣的地方。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地认为,集中式公寓会是她的租房首选。
实际上,现在一线城市更多的类似集中式公寓瞄准的就是刘欣媛这样的年轻人。在万科的泊寓,电梯间的海报上写明了,拒绝宠物、小孩和50岁以上租房客。北京一家名叫熊猫公寓的长租品牌则把拒绝的年龄线拉到了45岁以下,其CEO王玺龙对本刊说:“不考虑小孩和老人的一个原因是,很可能出现一些突发情况,万一处理不好就不好交代了。而且45岁以上的,基本上也不会有社交需求。”
熊猫公寓在北京的选址据说考察了93个地方,最后选在了东四环与京哈高速交叉的角落里,虽然出门就与高速路相遇,但这已经是店方能找到的“相对完美”的位置了。
王玺龙想要锁定的租住客群是直线距离4公里以外的国贸商圈,他以為前来租住的大多数应该是在那里上班的高薪白领。结果开业大半年,自由职业者在租客里占了1/3。“80后”的王玺龙曾经对自由职业者的定位主要是画家和作家,但1/3的自由职业者里并没有这两种人,相反,这些自由职业者更具时代特色,有做自媒体的、做直播的(比如游戏直播、美妆直播)、做淘宝的、做微商的、做策划的。也有唱歌跳舞的直播上门求租过,结果被委婉拒绝了,因为公寓的隔音不佳。
还有年纪50岁上下的中老年英语老师想上门租房,宣称自己想要融入年轻人的圈子,因为“每天晚上来看着(年轻人)就舒服开心,对自己的身体各方面,都起到一种刺激作用”。但店方还是拒绝了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发现英语老师其实是看中了公寓里面的年轻人资源,想要开班设课。
店长吴晓还告诉我,他们一开始还设置了25岁的年龄下限,因为他们认为公寓4000元的平均租金相对高端,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达不到客群标准,可能出现“学历不够、素质不高,打乱公寓秩序格局”的情况。但后来出于各种原因,他们还是把年龄的下限调整到了20岁。附近一所培训学校甚至在这里租用了不少房间当宿舍,一群二十出头的姑娘们也住进了这里房间的上下床。吴晓对此解释:“有的高才生未必素质好,接纳了这些人之后,从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个人群还是可以的,给公寓带来了朝气。”
但他还是向我强调,“这不是我们的目标(高端)客户群”。大半年过去,熊猫公寓至今还有十来间房没租出去,但店方并不打算降价。吴晓还宣称熊猫公寓的一个目标是:“想让年轻人走出手机时代,跟大家多交流一下……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刺激他们,让他们觉得除了玩手机,还有很多的世界。”但即使住在魔方的杨成达强调了集中式公寓活跃的公共生活,刘欣媛不理解有人那么宅,为什么还要租住昂贵的公寓,完全浪费了租金的溢价,而所有的此类公寓都将设施完备的公共区作为宣传点,但他们最终发现,真正活跃在公共区域的只是一小撮人而已,更多的人,和住在别处一样宅。
公共空间的作用是存疑的,实际上,吴晓说,现在前来熊猫公寓询问的租客,心理价位都在2500至3500元之间,独门独户的公寓对这群薪水尴尬的年轻人是“刚需”,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集中式公寓的特点,几乎所有的公寓,房间空间并不大,只是用装修手段把卧室、书房、客厅、卫生间等所有功能区紧凑地集中在了狭小的空间里。
厨房是唯一的例外,绝大多数公寓都采用了大型公共厨房的模式,虽然有些人经常需要推着手推车下楼做饭,但对租户来说,没有厨房意味着免去油烟的侵袭,更何况大多数租户并不做饭,对店方来说,免去油盐则意味着保护房间装修,所以这算得上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年轻的租客们更在意的是外卖,熊猫公寓的外卖一开始可以直接送到二楼三楼的房间,但楼上的房间众多,走廊复杂,一来送餐员寻找起来非常困难,二来有一次,因为送餐员敲错了门,双方都火气十足,骂了起来。从那以后,店方决定所有外卖只能送到前台,但有人对此提出了抗议,抗议方法就是让公寓管家把外卖送上楼。吴晓对此后悔不已,觉得应该一开始就规定只能送到楼下。
另外,租客们虽然在意房租价格,但很多人对日常费用并没有概念。吴晓发现,在使用商业水电的公寓里,有的人一个月光电费就达到四五百,但因为每次缴费都是100元或50元,可能他们自己对此都没有概念。
总的来说,在大多数客人都是单身青年的熊猫公寓,年轻人们的行踪非常不确定,有的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有的人许久不见踪影,过段时间又可能连续一个月不出门。有人会在半夜12点抱着一大堆原材料去厨房做饭,还有人下班回家后,先吃饭再睡觉,凌晨2点爬起来锻炼减肥。电玩区总是看网剧的人更多,但王玺龙也看到过男生,在别人看完电视后,半夜11点坐在那里,在寂静的夜里孤独地打游戏。
在和这群年轻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吴晓遇到过各种问题,比如经常有人忘带门卡(其他公寓为解决这一问题几乎都采用智能密码锁),曾经有人把垃圾袋放在门口,引来群起而效仿,最意外的则是马桶问题。有段时间,有住户房间的马桶连续一个月堵了三四次,店方请维修工人在马桶里掏出过牙刷、梳子、一次性洗发水套装。吴晓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他觉得这似乎不是一种居家的心态,“很少有人家里的马桶会经常这样堵住吧?”
他还遇到过一些哭笑不得的问题。公寓的服务APP上面绑定了他的手机号,接受呼叫,于是他发现自己每天晚上最少要接五六个电话,这些电话经常在凌晨两三点打来,有一次,一个住户说自己饿了,有外卖送到楼下,吴晓非常不情愿,但还是去帮忙拿了。另外一次,一个女生生病了,吴晓本来想打120,但对方告诉他,自己只是感冒发烧,麻烦他出门帮忙买个药。最奇特的一次,有个男生凌晨2点打电话来,说自己想去健身房跑步,希望有人陪伴。“他可能比较缺乏安全感吧。”吴晓说。但那一次他拒绝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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