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5
李长松,周霞,周玉玺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驴产业是中国畜牧行业的重要分支,不同于猪、牛、羊等产业,驴兼具药用、保健、肉用、美容等多种用途,开发利用价值高,市场潜力巨大。当前,驴养殖模式主要以“自繁自养”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主,缺乏专业化分工,养殖效率低下,又因驴皮价格持续走低、繁育困难、育肥周期长致使养殖收益低下,农户养殖意愿不足,驴存栏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截止到2018年中国驴存栏量为253.3万头,仅为2005年的32.6%,数量短缺已成为制约驴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为此,农村农业部出台了《全国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驴纳入到草食畜牧业统筹规划范围,各级政府都设立相应的养驴补贴标准和形式。东阿县作为中国重要的驴养殖基地和东阿阿胶原产地,近年也推出《百万肉驴产业发展实施意见(2015—2019年)》。在此背景下探求提升驴养殖效率的途径,将关键的繁育和育肥环节分置,充分发挥养殖主体间的比较优势,促进养殖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合理规避风险,提高养殖效率,对保障驴养殖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中国驴养殖专业化程度低,与猪、牛、羊等产业高度分工化生产还存在较大差距。驴养殖环节主要包括原种驴选育、祖代种驴扩繁、父母代母驴繁育、种公驴精液生产、商品驴繁育和育肥等六个环节,其中原种驴的选育、祖代种驴扩繁、父母代母驴繁育、种公驴精液生产以及商品驴繁育五个环节属于驴的繁育部分,技术密集度高,对养殖主体有较高的技术、经验、设施与环境要求。驴仔育肥环节劳动密集程度较高,技术密集程度低,对养殖主体的技术、环境及专业人员素质要求较低。“自繁自养”的驴养殖模式,缺乏专业化分工,难以发挥养殖主体间技术差距产生的外生比较优势[1],导致养殖效率低下。劳动分工理论表明,专业化分工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劳动分工也受行业产品特性、市场范围、交易成本、协调成本等因素的影响[2,3],会表现出不同的可分工性及分工深化空间。因农产品具有生命连续性、劳动季节性、产品同质且易腐坏及生产活动监督难等特点,农业领域的分工存在天然的障碍[4,5]。
现有文献对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分工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本研究借鉴和参考。但是,驴养殖行业与其他畜禽产业的差异性较大,驴繁育困难且育肥周期长,对驴养殖行业分工效率的研究更有针对性。目前,多数农业分工研究基于种植业生产实践,探究养殖关键环节分置对驴养殖效率的影响能够丰富现有农业分工领域的研究。本研究利用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的超边际分析模型,探究驴养殖关键生产环节分置对养殖效率的影响。
数据来源于2019年8月对聊城市东阿县驴养殖场和东阿集团的实地调研,在有规模化养殖场的乡镇随机挑选2个养殖场进行走访调研。共计调研16家养殖场,有10家采取“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仅有4家从事专业育肥和2家从事专业繁育的养殖场。
对于由两类个体和两种生产活动组成的经济,分工意味着至少有一类个体选择专业化经营,且两类生产模式不同。假设有农户经营和企业经营的两类养殖场,每类养殖场都可以进行驴繁育和育肥两种生产活动。用下标i=1,2分别表示农户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养殖场,用下标j=x,y分别表示育肥和繁育两种生产活动。两类养殖场的生产函数和劳动禀赋分别为(1-a)和(1-b)。
图1 基于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的经济分工
(1)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即结构EG,两类养殖场都选择进行混合生产。该生产结构的最大总产出为OGH。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分工水平的测算,不同分工生产结构的总生产计划有以下规律,有比较优势的完全分工(结构F)>有比较优势的局部分工(结构FG)>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EG)>有比较优势的局部分工(结构EF)=有比较劣势的局部分工(结构EH)>有比较劣势的局部分工(结构HG)。在该经济系统内,结构F具有最高的总生产计划EFG,是该经济系统的生产可能边界。有比较优势完全分工的总生产计划EFG与无分工的总生产计划EG的差距(即阴影部分)为分工经济带来的优势,表明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东阿县的驴养殖历史悠久,是中国重要的驴养殖基地。近年来,东阿县驴存栏量呈逐年下滑趋势。截止到2018年6月,东阿县共有54个规模养驴场,共计驴存栏量30 455头,其中母驴15 738头,占总数的51.7%。当前,东阿县驴养殖主要有东阿集团的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和农户经营的养殖场两类养殖主体,两类养殖主体都施行非专业化的“自繁自养”生产模式,兼顾驴育肥和繁育,从事专业育肥和繁育的养殖场较少。整体来讲,驴繁育过程技术密集程度高,经营风险大,潜在收益高,而驴育肥过程技术密集度低,收益较为稳定适中。
“自繁自养”模式下农户经营的养殖场往往受到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限制,规模相对较小,技术力量薄弱,缺乏科学饲养方法,管理粗放,养殖的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驴具有繁育困难的生理特性,整体繁育率低,养殖场缺少优良生产性能的驴种,专业的种驴养殖场未能参与到养殖专业化分工中,驴的遗传改良成果未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得驴饲料转化率低、增重慢、育肥周期长、繁育能力差,养殖成本高,繁育和育肥效果差,养殖效率低下[6]。种驴是养殖场繁育的关键因素,具有购入和饲养成本高的特点,且功能相对单一,在繁育率难以保证的情况下,产出收益较少,养殖场负担巨大。仅依靠自给繁育的驴驹难以保证养殖存栏量,必须异地购买驴驹。但是,频繁异地购买、跨区调运驴驹也增加了驴疫病流行和爆发的可能性,农户养殖风险剧增。
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的集约化、规模化养殖也受到养殖用地、环境保护、规模成本和疫病风险的约束。10 000头以上的大规模养殖场需要大片、连续的养殖用地,规模养殖用地的获取难度大。大规模养殖产生大量的粪便会严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造成粪便、水质和大气污染,专业的处理设施成本较高,会压缩养殖利润空间。并且,养殖集约化程度存在最优水平[7],超过最优规模会增加养殖成本,导致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降低养殖效率。疫病的发生也与养殖密度和管理水平密切相关,随着集约化养殖程度的增加,疫病的预防难度提升,疫病发生和传播风险也随之增加。
养殖关键生产环节分置是获取分工优势的重要途径,分工优势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及协调经济三方面[8]。相比于“自繁自养”的驴养殖生产,养殖专业化分工效率主要体现在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以及规避养殖风险等方面,包括养殖主体和分工环节的外生技术差异产生的外生比较优势,养殖关键生产环节分置后技术、知识和经验积累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1];生产环节分置后规模化生产经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养殖效率的优势;以及生产环节分置后生产环节减少,分散生产养殖风险的优势(图2)。
2.2.1 基于比较优势经济的分置养殖效率改进
当前,东阿县的两类驴养殖主体中,东阿集团的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在育肥和繁育环节具有绝对优势,农户经营的养殖场在育肥环节拥有相对优势。两类养殖场间存在较大的技术效率差距,专业化的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具有育肥和繁殖的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在技术密集度高的繁育环节优势明显。生产环节分置后可以通过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的配套技术服务克服受孕率低、流产率高、驴驹成活率低的难题,实现优良驴驹向专业育肥场的扩散,能够为农户经营养殖场的产业规模化育肥生产提供良种支持,促进养殖活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9]。同时,养殖关键生产环节分置后,专业化分工将繁育环节剥离,实现了养殖环节的减少,剩下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育肥环节,有利于农户经营的养殖场集中资源扩大生产,通过技术和经验积累获得内生比较优势[10,11],促进育肥效率提升。
2.2.2 基于规模经济的分置养殖效率改进 将育肥和繁育环节分置后,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和农户经营的养殖场各自从事专一的生产活动,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拥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进行繁育生产,农户经营的养殖场从事环节单一、技术简单的育肥生产。生产环节分置实现了养殖环节减少,节省了剥离部分的人力、物力和农业技术信息成本[12]。在保证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剥离了部分生产环节,养殖主体会增加对另一活动劳动、技术、土地和生产要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报酬递增[13,14]。现代农业生产效率主要来源于农业机械进步代替劳动力,农业技术进步提升单位产出[15]。养殖主体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不仅实现了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而且随着生产养殖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单位技术投入成本,能够实现农业技术投入的规模效应,使养殖主体具有更大的技术投入量、更快的技术接纳速度和更高的技术更新率[16]。
2.2.3 基于风险规避的分置养殖效率改进 养殖风险是制约养殖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疫病风险、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其中疾病风险对养殖行业的影响更为广泛。在繁育和育肥环节中,繁育环节流程复杂,投资巨大、技术要求高,且繁育的不确定性大[17]。通过将繁育和育肥环节分置,进行专业化分工,农户经营的养殖场选择有比较优势且收入稳定适中的育肥生产,能够有效规避繁育风险,实现养殖风险分散,提高养殖效率[18]。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综合实力更为强大,能够更好地克服驴繁育困难的难题。但是,超过最优规模的集约化养殖会增加疫病发生和流行风险[19],增加疫病防治成本[20],严重制约养殖效率的提高。生产环节分置后,黑毛驴繁育中心充分发挥繁育优势,进行专业化的繁育生产,能够有效避免规模化养殖带来的疫病风险,促进养殖效率提升。
图2 驴养殖专业化分工效率的发生机理
农户经营的养殖场平均养殖规模为460头,国家黑毛驴繁殖中心有6 000头的养殖规模,两者规模差距较大。且国家黑毛驴繁殖中心固定资产有4.5亿,专业化生产程度高,能够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外生技术比较优势,降低养殖成本,提高育肥效率。如表1所示,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育肥驴的收益为917元/头,为农户经营养殖场749元/头的1.2倍,育肥效率差距明显。在农户经营的养殖场中,生产环节分置后进行专业育肥的养殖场养殖规模明显增大,由386头增加到645头,养殖规模扩大67.1%,育肥驴由246头增长到645头,增幅为161.1%;每头驴的育肥收益也由“自繁自养”模式下的724元增长为专业育肥模式下的812元,增幅为12.2%;场均育肥收益从18万元增长为53万元,育肥收益增加194.4%。由此可见,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与农户经营的养殖场间的育肥效率具有明显差距,农户经营的养殖场在“自繁自养”模式下育肥效率低,生产环节分置后,专业化育肥生产能够提升育肥效率。
繁育困难、繁育效率低下是困扰驴养殖行业的重要因素。为克服这一难题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通过遗传育种改良内部生产性能,借助先进的外部技术手段提高繁育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反映养殖主体投资规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如表2所示,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的固定资产4.5亿元,综合实力最强。其次是专业繁育养殖场,以“自繁自养”的养殖场综合实力为最低。普通农户驴的受孕率为73.8%、成活率为60.0%、繁育率为43.3%,相比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95%的受孕率、90%的成活率、85%的繁育率有较大差距。当农户经营的养殖场从事专业繁育生产之后,受孕率基本不变,驴驹成活率提升了24个百分点,繁育率平均能达到60%,较“自繁自养”模式下40%的繁育率提升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养殖主体间有较大的技术实力差距,繁育效率差异明显,生产环节分置后,从事专业化繁育能够显著提高繁育效率。
表1 生产环节分置前后养殖主体间育肥效率对比
表2 生产环节分置前后养殖主体间繁育效率对比
如图3所示,养殖生产环节分置后,农户专业生产的养殖效率较农户“自繁自养”的养殖效率有大幅提高,养殖整体效率呈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农户专业生产>农户“自繁自养”的特征。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与农户经营的养殖场相比,在繁育和育肥活动中均有绝对优势,农户经营的养殖场在育肥活动中有比较优势,符合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超边际分析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将养殖关键的繁育和育肥环节分置,进行有比较优势的完全分工,由农户经营的养殖场进行育肥生产,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进行繁育生产,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养殖效率,能够在有限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基础上达到养殖的最大产出。
图3 生产环节分置对驴养殖效率的影响
本研究建立了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的超边际分析模型,分析了驴养殖关键生产环节分置的基本原理,说明有比较优势的完全分工结构有更高的总产出和养殖效率,能够在有限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基础上实现养殖的最大产出。通过对山东省东阿县16家养殖场和东阿集团的实地调研,发现养殖环节和养殖主体间的技术差距较大,为生产环节分置提供了基础。生产环节分置后,养殖主体能够集中资源进行专业生产,实现各自效益的最大化。对国家黑毛驴繁育中心来讲,生产环节分置后,解决了养殖规模再扩大的困难,消除了集约化养殖疫病发生和传播的风险,专注于优良驴种的选育和商品驴驹生产,能够最大程度地挖掘繁育生产的潜在收益,同时也为农户经营养殖场的规模化养殖提供了良种支持,促进遗传改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对农户经营的养殖场来讲,生产环节分置后进行专业化、规模化育肥生产,一方面剥离了技术密集度高、经营风险较大的繁育环节,降低了养殖风险;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规模化经营的优势,降低经济成本,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提升养殖效率。
根据以上结论,为更好地实现驴养殖关键生产环节分置,提升养殖效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根据当地驴产业发展现状,对养殖关键环节分置的养殖模式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加强对育肥和繁育环节分置的政策宣传,鼓励“自繁自养”的养殖场向专业化育肥转型,保证育肥和繁育环节分置的养殖模式科学、有序推广。第二,科技部门加大对农户育肥技术的培训力度和频率,推动养殖经营者专业素质的提高,促进养殖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推广先进成熟的饲草料投入比和疾病控制办法,促进标准化养殖,避免生产要素的过度投入,降低疫病损失。第三,研发驴高效繁育技术和建设驴优良品种培育体系,突破驴繁育困难的技术瓶颈,加大优良驴种的培育,增强驴的环境适应性和抗逆性,推出一批产皮、产肉、产奶及生长发育快、繁育率高的优良品种,提高养殖效率,满足驴产业良性发展的需要。第四,建立东阿集团与农户的协同发展机制,农户从东阿集团购买优良品种的驴驹,东阿集团负责收购农户育肥驴,既保证了东阿集团发展的原材料需求,也促进了农户养殖收益的增加,有利于驴养殖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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