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5
杜思雨,白晋博
(1.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2.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但中国却错失了现代化的契机,在世界各国走向工业国家的过程中逐渐落伍。***指出,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后来在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1]。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历经70余年的发展,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工业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仍将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五”时期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其中仍有很多经验对我们今天具有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水平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党中央虽未把重工业确定为工业化建设的重点,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的极端重要性,决定把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第一,为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国被迫同美国进行直接对抗,整个国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军事威胁。为保障国防和政治安全,避免重新上演“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我国亟需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在重工业基础上的军事工业。毛泽东指出:“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2]
第二,为尽快改变我国落后的重工业发展现状。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整个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所占比重高达70%以上,而重工业所占比重不足30%,重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畸形的工业结构严重阻碍了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3]。重工业发展的落后不仅导致我国国家安全难以保障,还导致我国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薄弱的重工业基础迫使我国必须尽快改变落后的工业面貌。
第三,苏联工业化的示范作用。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模式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大致花费50~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而苏联则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仅用10多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备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推崇。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正处于激烈的较量之中,向苏联“一边倒”成为我国的外交战略。在美国等国家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后发国家崛起的普遍道路,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成为我国的学习对象。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希望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工业化的建设进程,但是面对新中国初期亟需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和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现实要求,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中心环节。
第一,有效改善了我国落后的工业面貌。在新中国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消灭了剥削制度,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投资和建设,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物质积累,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一五”时期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定程度矫正了我国畸形的经济结构,中国落后的工业面貌也有所改善。截至1957年,主要工业产品均有较大增幅。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原油产量达到146万吨,比1952年增长235%;发电量达到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4]。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有效改善了我国落后的工业面貌。
第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抉择,推动我国工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一五”期间施工的工业项目很长时间内都是我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项目。更为重要的是,“一五”计划期间的工业建设,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够迅速开启现代化建设进程、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奠定了重要基础,计划经济时代的这笔财富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走向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对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确定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保经济剩余能够流向重工业领域,为解决这个问题,资源配置体系的变革应运而生。“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体制处于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向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为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党借助国家力量做出相应制度安排,逐步形成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逐渐退出资源配置领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价格上实行工农业剪刀差,以指令性计划调节经济发展,通过国家统一安排,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的建设。到1952年底,我国已经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一五”计划的出台与社会主义改造大体同时推进。1952年,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5]。在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物资短缺的困难情况下,集结全国优势,重点开展工业化建设,计划经济体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一五”时期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首先是从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领域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基本建设、物资供应等17个方面编制指令性计划指标,计划产品涵盖的范围包括了煤炭、发电量、钢材、水泥、机床、粮食、棉花等几乎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指令性计划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1953~1956年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下达指令的产品从115种增加到380多种,其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6]。对这些短缺但又重要的产品采取统购统销制度,适应了“一五”计划时期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对资金和物资的巨大需求。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覆盖了主要产品市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经济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它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体制存在,而是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附庸。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成分,国民经济从此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
“一五”计划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推动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在短时间内实现高速发展,确保了国家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要工业部门。在“一五”计划期间我国顺利建成了一批重要项目,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明显提升,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展开,这一极具行政色彩的体制很大程度上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企业、地方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压制。例如,新中国成立的五年时间内,中央只给天津地方工业安排20万元的基本建设投资,而且具体建设内容都要报中央批准,甚至连市里设多少电影院都要报中央主管部门批准[7]。中共八大前后,中共中央逐渐开始探索解决集权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
从1956年开始,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适当的改革,但这种改革仅仅针对地方放权,并未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做出调整,改革的成效并不明显。后来又被发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打乱,国民经济建设出现混乱,各地纷纷追求自成体系的工业建设,再加上“以钢为纲”的经济政策,致使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市场有效供给能力不断增强,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才彻底结束。
我国国有企业的建立是同新中国同步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壮大国营经济,把经济发展的命脉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我国国有企业最初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外国在华资本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但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主导力量,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始终围绕国有企业展开。
新中国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高级官吏以各种形式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工业企业占全国的比重为:电力66%,煤炭33%,水泥45%,钢铁90%,特别是交通运输业和海外贸易,基本被官僚资本所独占。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再加上已有的公营经济,建立起国有经济,但钢铁、机器制造、能源等重工业行业却成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瓶颈,重工业部门发展不足必然要求推进以钢铁、能源等为主的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
为确保对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中国共产党将大中型国有企业和重要行业的管理权收归中央。到1952年,国营企业共有9517个,归中央所属的有2254个,其产值却占全部国营企业的71.61%[8]。通过动员和集中国内大中型国有企业创造的生产资料,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以国有企业推进工业化,使得工业化建设初期具有速度快的特点,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又有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从1953~1957年,国家财政主导投资兴建了一批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到1957年我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也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数量稳步上升,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国有企业在我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已经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
旧中国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局面和后发国家赶超工业化的需求,促使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同我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基础构成鲜明对比,中国不得不将有限资源集中到重工业建设领域,国有企业便成为工业化建设的微观主体。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在我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国有企业为突破贫困陷阱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能够为工业建设提供的剩余力量十分有限,而工业的自我积累能力也十分有限,这种发展现状很容易使我国陷入“贫困陷阱”。为突破贫困陷阱,国家采取通过压低职工工资、压低农产品价格等措施来积累资金[9]。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成为新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选择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工业化道路,为我国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部门,为我国突破贫困陷阱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基本改善了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加速了我国工业化前进的步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建设十分落后,为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尽快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有企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国有企业的发展规划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图。我国国营企业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行技术攻关和开展生产,在较短时间内启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工业化发展速度。
第三,改变了旧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态。旧中国大部分工业企业都是由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所控制,这些企业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内地企业生产规模小,市场竞争力较弱,发展十分受限。同时由于沿海企业远离原料、燃料等产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很大阻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内地国有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我国不平衡的工业布局得以改善。特别是60年代开展的大规模“三线建设”,极大改善了内陆地区落后的发展面貌,为工业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第一,国有企业激励机制不完善。国有企业基于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并不会完全执行国家设定的计划和指标,在选择激励机制时更倾向于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和理论,认为“拿来就是好的”,不考虑企业运行的实际情况,结果造成激励失效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五”计划以后,随着人民革命的激情逐渐减弱,对职工精神激励等方面又存在不公的现象,依靠道德约束难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求,激励缺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存在问题。国有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兼顾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除了发挥经济建设的基本作用,还承担着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等职能,过多的社会职能影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如何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国有企业履行政治责任时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但却面临着资本匮乏、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多方面制约,我国与发达国家巨大的技术落差,为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提供了可能。“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156项”为核心的技术引进,为我国落后的工业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对新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通常是通过自主研发实现的,但后发国家却是从引进成熟技术开始,逐渐掌握产品的设计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技术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薄弱,缺乏开展大规模技术研究的物质基础,同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原有技术研究基础上,组建起各重要行业的科研院所、设计机构,这些研究机构承担着各行业推动技术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建立过程中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借鉴了苏联的许多经验。我国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1953~1957年,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国共产党急于改变我国落后的工业面貌,在“一五”计划中明确规定围绕“156项”(实际施工150项)开展工业化建设。由于中国面临朝鲜战争和国防工业极度薄弱的严峻形势,国防工业和能源工业在“156项”中被置于重要位置。此外,我国重工业发展基础薄弱成为制约工业化进程的瓶颈,因而“156项”主要集中于军事工业、机械工业、能源工业等方面。
受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要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因而以成套设备为主的技术引进成为我国工业化采取的主要方式。上世纪50年代的技术引进使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从落后于发达国家近一个世纪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10]。
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为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为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一五”计划期间,随着“156项”为核心的工业建设的展开,我国的工业基础有了很大程度提高,生产性固定资产总量迅速增长。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使我国国内的工业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快积累,特别是在60年代初期中苏分歧、苏联停止对我国的技术援助后,我国利用50年代已有的工业基础继续开展工业建设,并在原有工业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缩短了我国工业化建设的时间。
“一五”时期的技术引进还为我国培养起一批技术人才。新中国的技术积累是同技术人才的培养相联系的,1951~1957年鞍钢陆续派遣845名干部、技术人员等在苏联钢铁企业、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考察、学习,时间长则2~3年,短则3~5个月[11],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生产管理人才。这些技术人才对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盲目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对我国经济建设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不考虑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甚至把一些明显存在不足的技术也引进过来,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则不加考虑地全部予以否定。如1953年张稼夫发现科研人员只许看俄文外刊,其他外文书籍则全部被禁止,理由是其中有西方国家大骂斯大林的文章[12]。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导致我国经济建设出现错误倾向,对引进和吸收苏联技术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五”工业化建设缩小了我国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我国工业基础总体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工业建设的质量和效益落后于世界工业强国,实现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任重道远。回顾中国共产党在“一五”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可以为“十四五”时期工业建设提供经验启示。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我国作为后发社会主义国家,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我们必须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而这一过程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动者,不仅负责工业化的设计、开展,还要运用政权的力量确保工业化有序推进。从动员集聚各种生产要素到调集全国人民生产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各国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历史和现实也一再告诉我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2]。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化成就,我们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坚持走具有时代特色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苏联在援助我国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同时,曾要求中国不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参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之间的分工合作,毛泽东果断拒绝这种受制于人的发展模式。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局势变幻莫测,正因为我国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美国等国家对我国采取的禁运、封锁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能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正是由于毛泽东当初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重要意义。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世界各国经济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而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对突发疫情,我国充分利用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展示出制造业的强大实力,为应对疫情做出重要贡献。当前我国工业建设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要实现制造强国,工业现代化建设还需不断升级发展,推动制造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打造高质量中国特色工业体系。
赶超型发展是中国工业建设的主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国工业赶超充分发挥了后发国家的综合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国内要素优势,推动工业高速发展,成功摆脱贫困国家的行列。未来工业高质量发展,仍然要发挥后发国家的综合优势。第一,充分挖掘我国人力资本优势。近年来我国高学历人才数量不断增加,未来工业赶超可以充分挖掘工业价值链的潜在价值,在制造业的中高端领域进一步彰显我国人力资本的优势。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整合能力,完善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断培养大国工业的规模优势,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在新一轮的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中国应把实现工业质量和效率的赶超作为未来工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技术引进,突出标志就是“一五”时期开展的“156项”为核心的工业建设项目。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落后至少150年,因而我国技术引进的首要任务就是填补工业领域的空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156项”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主要工业领域的多数大型设备都是技术引进的成果,苏联的技术引进推动我国工业建设取得快速发展。后发国家固然能够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快速发展,但技术引进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作用,今后我国更应注重通过自主创新不断取得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不断培养各类技术人才,并以强有力的工业化战略作为指引,推动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伟大转变。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国有企业在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改革的探索,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逐步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力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国有企业规模的过分扩张难以适应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需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提上日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类型,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应保留适合国有制的国营企业,改革不适合国有制的企业,按照现代化的企业规则运行,使国有企业朝着“少而精”的方向发展,推动国有企业战略调整,以便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浪潮,为我国开启伟大复兴新征程提供有效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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