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

张三玲

(大同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0)

1 汉代到唐朝：《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时期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确立的时候，司马迁完成了《史记》。在当时，《史记》是不被所谓的正统思想家所接受的，《史记》被看作是“谤书”。显然，这是政治势力在对经典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阻挠与干预。再加上当时史学只是被当作经学的附庸，没有独立的地位，这样的文化背景势必不利于其文学经典的建构。在《史记》中，司马迁采用的是相对来说较为自由的长短句，而当时的文人志士推崇的则是对偶工整的华丽词藻。所以，在当时，《史记》的传播受到了很大阻碍。直到魏晋时期，《史记》的地位才有所提高，开始在大众中广泛流传，史学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该时期的史传、志人小说等等也开始效仿司马迁的写人方法，一些咏史诗也开始从《史记》中获取写作材料，比如陶渊明的《咏荆轲》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史记》在后来的流传中出现了一些残缺，当然也有人补续了某些篇章，以期能够使其完璧。根据《史通·正史篇》等资料的记载，冯商、班固等人都曾对《史记》进行过续写。魏晋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并形成了一种风气，比如《梁书·文学传》说袁峻 ：“抄《史记》、《汉书》，名为二十卷。”[1]除此之外，根据李延寿在《北史·高丽传》中的记载，可以发现，在唐朝之前，《史记》就已经流传到其他国家了。《史记》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广泛的传播，是与当时文人的积极评价分不开的。葛洪、杨雄等等都曾对司马迁的《史记》给予了评价。按照各家的评价来看，主要涉及的是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尽管当时各家对《史记》的看法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对司马迁的叙事才能，各家都是比较认可的，尤其是肯定了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第二，都认识到了《史记》的“爱奇”倾向，但是，各家也同样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能够对“奇”的真正内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第三，指出了司马迁《史记》中三个方面的失误。先是扬雄指出司马迁是“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后，班固与班彪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指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他们的评价对后人研究《史记》影响很大。第四，由于《史记》与《汉书》同为史传著作，所以，两者就很容易被众人拿来进行比较。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相对来说较为公允地指出了两者的不同特征。进入唐朝之后，众多因素促进了《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正式奠定，如统治者开始重视修史，尤其是“正史”，这种文化背景使得《史记》备受推崇，刘知几、司马贞等人给予《史记》的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同样也推动了其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唐朝的古文运动更是把《史记》当作文章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作品中都运用其中的事迹与人物典故。

2 宋代与元朝：《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时期

宋元时期可以看作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时期。在出现了活字印刷术的宋代，统治者对修史非常重视，再加上印行变得方便容易起来，所以，该时期《史记》的传播比较广泛。依据《玉海》卷四九引《两朝志》的记载，《史记》与两《汉书》被誉为三史，并列于科举之中。显然，这对于《史记》的流传是极为有利的。宋代的各类文学家们也特别看重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写作手法。王安石、欧阳修等继承了古文运动，身体力行地学习《史记》，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效，如文坛领袖欧阳修的众多杂传作品颇得《史记》的精髓。这样一来，《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进一步提高。宋代人们也开始对《史记》进行评论，有的是针对其中的史事，有的是对其中的人物，评论中有褒奖的地方同样也有贬低的地方，总之，众说纷纭。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史记》还是积极肯定的，注重从“通”的角度来理解《史记》，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从文学评论层面上来看，宋代的学者在借鉴前人对《史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新的研究课题：一个是文学家苏洵发现了《史记》写作中的“互见法”，这个发现可谓是《史记》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为后来人们研究司马迁写人叙事的手法提供了新思路；另一个是苏辙、马存认为，影响司马迁文章风格的是其丰富的阅历，指出《史记》之所以具有雄勇猛健的文章风格，是与其经历分不开的。把司马迁的经历与其文章风格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无疑是《史记》评论的一个新点。这个时期对《史记》的评论，还把魏晋六朝时期提出的“班马优劣”的问题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明显是扬马抑班的，而王若虚在《史记辨惑》中却是扬班抑马的，可见，众人的看法并不一致[3]。到了宋代，类似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有关“班马优劣”的问题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中的结论相比较来说是公允的。自此，评论家们开始更加认真地分析文本了。因为所处时代的原因，该时期也有文人雅士对司马迁以及其著作《史记》进行评判的，比如苏轼指责了《史记》中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等等。刊刻、评论《史记》是元代在《史记》文学经典建构方面的两大成就。并且，元代时期我国的戏曲发展也比较成熟，有许多戏曲就取材于《史记》，比如剧目《霸王别姬》等等，这些剧目的流传无疑让接触到《史记》的群体有所扩大，也就意味着《史记》不再仅仅为高雅的文人志士所特有了，普通的民众也可以借助一些戏曲剧目来认识《史记》，这样一来，也就扩大了《史记》的推广，同时，这也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另一重要途径。

3 明朝与清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明代前期，统治者在文化层面上，推行的是高压政策，从而使得该时期人们的思想有所禁锢，学术方面自然也就空疏了很多。到了中叶，富有叛逆精神的“王学左派”的出现打开了思想文化界的新局面，《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再加上明代印刷术的完善，也为《史记》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套版印刷的兴起，方便了大众对《史记》的评论。接着，《史记》成了文学复古运动推动者们效法、学习的榜样，归有光、王慎中等人都对《史记》推崇备至。文本细读与评点风气在宋代得以形成，在明代达到了鼎盛[4]。随着各种对司马迁《史记》评点的兴起，对其的辑评工作也随之出现了。《史记评林》搜集并且整理出了各代各家对《史记》的评论，方便了后来的研究者，茅坤在《史记评林》的序言中也称其是“渡海之筏”。当然，《史记评林》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汇集各家对《史记》的评说，同时也有作者自己的见解。除此之外，朱东观的《史记集评》、金蟠的《史记汇评》等从文学角度对《史记》进行了辑评工作。显然，这些都会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一定的参考。从整体上来看，明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成就是：首先，无论是评论司马迁的才能，还是评论司马迁《史记》中的历史人物，亦或是评价司马迁所采用的文学手法等等，都是对传统评论课题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明代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多样化的写作风格、人物形象的刻画方法等方面也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在审美价值层面上，许多评论者也都开始关注到《史记》叙事的简练以及多变的手法。在刻画人物方面，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从个性化角度对《史记》里的历史人物形象进行了综合分析，并用“文多感”、“太史公所慨于心者”来表明司马迁在写《史记》中的人物时涌现出了强烈的感情，并且，在点评《史记》中的具体篇目的时候，也都注意到了其多样化的写作风格。在明代，小说的发展较为成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开始探讨《史记》与小说之间存在的关系，这称得上是新成就，同时也是新视角。清朝时期，统治者为了推进修史工作，把《史记》作为二十四部史书之首，并且钦定为正史。这种做法显然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化起到一定程度地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也使得该时期的文人雅士只好埋头于古籍之中，这样一来，对《史记》的细读与考证也就蔚然成风。根据有关资料进行的统计，发现清代对司马迁的《史记》进行研究、评点并且留有文章著作的文人学者有三百多人，比如王鸣盛《史记商榷》、吴见思《史记论文》、牛运震《史记评注》、李慈铭《史记札记》等等，这些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除此之外，许多清代学者对司马迁高超的写人艺术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评述。李晚芳《史记管见》、牛运震《史记评注》等等都在评点《史记》文学艺术美方面做出了成就。也正是因为清代学者对于《史记》的评点越来越多，所以，清代《史记》的辑评工作一直都进展得比较快[5]。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程余庆的《史记集说》，它在秉承了《史记评林》传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程氏自己的见解。在清代的众多古文选本中，也收录了很多关于《史记》的辑评著作，并给予了评论。比如吴调侯、吴楚材的《古文观止》中收录了十四篇，汪基的《古文喈凤新编》中收录了八篇、李光地的《古文精藻》中收录了五篇等等。这些著作大都偏重于文学方面，也都是抓住《史记》的要害之处进行的评点，毫无疑问，这也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建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总之，清代的文人志士主要是从写人与叙事这两个方面来对《史记》进行评点的。在写人方面，清人注意到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了整叙、散叙、合叙、插叙、以叙为议等多种写作手法，各家评论者们也注意到了《史记》中大处写人、细处写人、正面写人等方法[6]。

4 近现代：《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得以不断加强

近现代以来，学者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之学”，积极地继续探索《史记》，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对传统史学抱有批判的消极态度。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认为史学界应该开展一场彻彻底底的革命运动，用新的史学来取代传统的史学。顾颉刚等学者形成了“古史辨学派”，他们对古史资料提出质疑，认为先秦的史书大都是不可信的，或者说是不能够完全相信的。他们对古史资料理性的怀疑精神对史学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史记》的文学经典建构也会随之得到加强，众人对其文学成就也就会更加关注[7]。庄适的《史记选》、杨启高的《史记通论》、李景星的《史记评议》、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等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除此之外，章炳麟、王国维、郭沫若、鲁迅、周谷城等著名文人学者也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论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总体上来看，近现代的学者们对《史记》的评价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新认识。该时期的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世间罕见的著作，它严谨的态度、雄伟的气魄让读者为之震撼。除了从整体上对《史记》的文学价值进行评点之外，学者们也从具体层面上分析了《史记》。比如在纪传体体例层面上，蔡尚思在《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指出《史记》体例包罗万象，具有编年体、政书体、史论体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称《史记》既是“横通”的社会史，同时又是“纵通”的通古史[8]。并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史记》体例的丰富内涵。对于《史记》的成因，徐浩、李长之等人从司马迁的个人素质、司马迁的遗命、司马迁的经历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相较于之前的研究，更加细致全面。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重点分析了《史记》的文章结构，比如在评点《李斯列传》时所说：“行文以五叹为筋节……‘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云云，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也 ；‘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满时而叹物极将衰也。”[9]在近现代，各种版本的《史记》也应运而生，如影印殿本、万有文库本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史记选注》等通俗版本的出现，这些都对《史记》的广泛传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著名学者鲁迅更是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史记》给出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既是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评价，同时也是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