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农业院校扶贫工作的历史探索与现实推进

赵春明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晋中 03080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从建国之初的“救济式扶贫”到改革开放伊始的“输血式扶贫”,从1980年代中叶的“反贫困计划”到1990年代中叶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从新世纪初的整村推进式“产业化扶贫”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等几个阶段，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基本消除了全国的绝对贫困现象，有力提升了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自身发展能力。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7.7 亿人减少到 2018 年底的 1660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97.5%下降到 1.7%[1]，成为第一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贡献率超过 70%[2]。

高等学校参与扶贫工作,既是党赋予的神圣使命，又是履行服务社会职能的具体体现。70年风雨兼程的扶贫过程中，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农业院校全力参与扶贫工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扶贫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一，高等农业院校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培养出大批的“三农”人才，为促进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第二，高等农业院校根据不同时期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发展、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研发，为促进扶贫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高等农业院校根据扶贫政策的变化，结合学校自身学科优势，瞄准贫困地区地理环境、农业产业等特点，因地制宜为其培育合适的产业项目，积极有效地促进了扶贫工作的发展；第四，高等农业院校在国家筹划的全局定点扶贫工作中尤其发挥了自身优势，对定点扶贫对象的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的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有效带动了周围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3]。总之，高等农业院校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我国的扶贫事业，实现了自身的人才、智力、科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对接，大大地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4]。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对全国人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这一庄严承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引导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全面脱贫已经指日可待。当前除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首要任务之外，更应该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如何防止返贫，以及后 2020 年时代如何消除相对贫困的重要任务。在未来完成这两项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依然离不开高等农业院校的积极参与、有力促进。因此，历史梳理与系统总结70年来高等农业院校参与扶贫的历史轨迹，总结其参与扶贫事业的经验与教训、路径与模式，就成为亟待研究的一项历史课题。

70年来，山西农大始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科技优势，根据不同时期扶贫政策的变化，积极探索扶贫工作的路径和模式，为山西乃至全国扶贫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拟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总结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等农业院校扶贫工作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扶贫工作的路径与模式，为应对后2020年代扶贫挑战提供借鉴。

一、砥砺前行，奋斗不止：山西农业大学70年扶贫工作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根据党和政府扶贫政策、理念、方式在不同时期的调整变化，山西农业大学积极探索扶贫工作思路和方法，从“向工农开门”到“主攻两山，抓住平川”，从“科教兴农”到“坚持两个贴近，突出八个重点”，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形成了特有的扶贫路径与模式。

(一)山西农学院时期：“向工农开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人口数量大、受教育程度低、农村基础设施差、基本公共服务几乎空白的局面，可以说全党全国的重点工作就是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即使当时还没有提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概念，但扶贫、脱贫无疑是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若干年里，高等农业院校社会服务主要就是围绕扶贫工作开展。1951年转制成立的山西农学院继承铭贤学校时期乡村建设的优良传统，坚持“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积极投身扶贫工作。

坚持“向工农开门”既是山西农学院由私立转为公办，由旧教育制度转向新教育制度的标志之一，也是学校面向广阔农村开展扶贫工作的起源和肇端。“向工农开门”，一方面,通过适当放宽工农出身干部的入学条件，并给予参加革命工作3年以上的干部享受调干助学金的待遇，为扶贫事业培养了大批懂专业、懂技术的农业干部；另一方面,为适应山西农业的发展，通过面向农村干部开设短期的“棉农班”(1)“棉农班”招收的学员主要是农村干部，学员在校期间仍享受原服务机关待遇，经过短期培训仍回原单位工作。以及面向农村青年开设的“练习生班”(2)“练习生班”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练习生工作学习兼顾，属于半工半读性质，通过8年的分段教育，使学员的文化知识水平达到大学毕业程度。，给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提供了在高校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的机会，为农业发展培养了专业人才。同时，走出校门的毕业学员利用掌握的农业科学技术开展农业生产，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起到了示范指导的作用，带动提升了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贫困地区的减贫、脱贫工作。

“向工农开门”，为农业农村培养输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推进农业现代化，是这一时期山西农学院参与扶贫工作的主要路径。

(二)1980年代：“主攻两山，抓住平川”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纲领性扶贫文件出台，但相关的扶贫措施已散见于这个时期的相关文件，扶贫工作进入“以农业体制机制改革为主专项扶贫为辅阶段”(1978—1985)[5]，有学者谓之“救济型扶贫阶段”[6]。几乎与此同步，1979年更名的山西农业大学也开始改变以往封闭半封闭的办学模式为开放型办学模式，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扶贫事业。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少了 50%，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 30.7%下降到 14.8%[7]，但是一些区域性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8]为了破解这一难题，1986 年出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确立了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方针，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制定了专门优惠政策，并安排了专项扶贫资金[9]，标志着中国扶贫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以此为契机，山西农业大学制定了“主攻两山、抓住平川”科技扶贫开发规划，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广大师生在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和晋中平川10县1市开展科技扶贫和经济开发工作。

“主攻两山、抓住平川”科技扶贫开发规划，以农业开发课题为龙头，以派驻科技扶贫工作队为保障，以联合开发农业项目为抓手，以选派科技副县长为特色(3)山西农业大学是山西省第一个选派科技副县长的高等院校。，以举办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班为辅助，全面开启了山西农业大学参与扶贫工作的新局面。“主攻两山、抓住平川” 是指在吕梁山区围绕红枣产业在太行山区围绕核桃、果树、蔬菜、玉米、高粱、畜牧等产业，开展技术示范、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服务。如在吕梁地区的6个县46个乡镇673个村的枣园，实施“红枣综合丰产技术推广行动”，采取整形修剪、科学治虫、使用激素等多项新技术，1986年全区的红枣产量比1984年翻了一番，仅此一项年收入即超过5000万元，到1991年，全区红枣产量跃居全国第一，成为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这一时期，根据农业生产需要，举办70多期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班；选派了山西省第一个科技副县长，从此山西省委选派科技副县长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涌现出了一批以李连昌教授为代表的深受当地农民喜欢的科技扶贫专家。

与此同时，根据教育部全国招生会议精神，“为了改变广大农村缺少高级农业技术人才的状况，为了使受过高等农业教育的大学生能够回到农村，农医师类高等院校要有一定的名额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1983年，山西农大将250名定向指标主要下达到贫困地区，实际招收了256名定向学生，分别定向到全省各个地区。1983—1998年共招收3013名定向生，其中本科定向生有2786名，专科定向生有227名。1988年主要针对贫困地区开始招收实践生(又称农民班)，要求对在农村工作两年的高中毕业生实行单独招生，毕业后回乡工作，至2007年结束，共招生2511人，其中专科1441人，本科1070人。

“主攻两山，抓住平川”科技扶贫开发规划是山西农业大学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扶贫举措，有力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扶贫工作开展打开了良好局面，也为下一步扶贫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1990年代：“科教兴农”

随着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特征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其中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和社会发育落后等。1994年公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标志着中国的扶贫事业进入了攻坚阶段。

为响应《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山西农业大学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加强高新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为山西省科教兴农作出新的贡献”，以兴农为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扶贫开发攻坚计划，并将1995年确定为“科教兴农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民科技服务活动，积极参加山西省南、北、中部和东西两山不同生态地区的科技开发工作。山西农大先后参与制订山西省“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的“七二绿色造血工程”，举办乡镇干部、农村专业户培训班18期，培训100万多人次；组织科技人员为48个县区开展技术服务，建立稳定的农科教三结合基地40个，开发新品种26个，推广新技术46项，创造经济效益16亿元。1993年针对棉铃虫大面积发生的情况，山西农大对闻喜县和其它3个县14个乡48个村的棉铃虫防治实施技术承包，12名教师100多名学生用150天的实践，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手把手把技术交给农民，印发《棉情简报》12期，《治虫指南》一千余份，绿色电台广播1030次，培训人员3.8万人，据闻喜县统计，技术承包田每亩增产18斤，技术辐射田每亩增产12斤，至少挽回经济损失350万元。1996年山西农大采取“请进来”形式，利用假期时间，对平遥县118名科技副乡长、村委干部、专业户和科技带头人举办了为期40天的蔬菜、果树和养殖三个培训班。同年采取“走出去”的形式，组织58名专家教授，对平遥县五个产区，采取“以会代训”形式，培训农民5万人次，发放资料2万多份，提供科技产品50余种；在平定县理家庄村，园艺学系解思敏教授及其团队针对该村缺技术、果园粗放管理问题，制定规划，用9年的时间，带领学生长期蹲点、办夜校、搞培训，引进新品种39个，新技术20多项，培养技术人员6名，农民技术骨干170人，订阅生产技术杂志10多份，成为90年代全国有名的“山区达小康示范村”，解思敏教授誉为扎根农村、心系农民、助农脱贫的“科技神人”。1996年时任副总理李岚清视察李家庄，对山西农业大学在李家庄农科教结合工作中科技脱贫致富的成绩予以了充分肯定。在这一阶段，山西农业大学也被山西省政府连续3次授予“山西省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山西省农科教结合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1993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单位”。

“科教兴农”，从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技术承包、技术服务等方面扎实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丰富了扶贫开发的举措和形式，探索出了扶贫工作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有效推动了山西省扶贫攻坚计划的完成。

(四)新世纪之后：“坚持两个贴近，突出八个重点”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速度逐渐减缓，贫困人口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相对贫困现象逐渐显现。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提出，到 2010年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10]。这标志着我国的扶贫事业进入到“造血式”扶贫阶段。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新阶段的扶贫政策，山西农业大学明确提出“坚持两个贴近，抓住八个重点”的扶贫工作思路，即坚持“紧贴山西实际出人才、紧贴富民目标出成果”，抓住“人才培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平台打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区域规划、产业开发、决策咨询”重点工作，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和现代特色农业发展，为“造血式”扶贫添砖加瓦。山西农大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多层次开展科技下乡助推活动，完成了千种图书下乡活动及108种图书的编写任务，参与全省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建设103个农科教基地，孵化学校近80%的科研项目，推动小麦、大豆新品种、中药材栽培、枣树丰产、钙果等一大批科研成果向生产实践转化。尤其是，山西农大于2011年实施了“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和“百团大战”专项服务行动，以品牌助开发、以产业助脱贫，有力推进了这一阶段的“造血式”扶贫工作。柳林县是山西省级贫困县，2011年启动了5万亩核桃农业示范园项目后，遇到了如核桃良种化率低、更新缓慢、品种混杂、产量低、栽培管理没技术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山西农业大学组织专家到当地进行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认可。2012年4月，山西农大与当地政府合作创办了“柳林县陈家湾乡核桃田间培训学校”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柳林核桃试验示范站”。围绕“懂技术、善管理、留得住、用得上”的培养目标，当地政府筛选出从事核桃种植的农民50名，培训内容涉及产前的选种、种苗、结穗、嫁接，产中的施肥、除草、病虫防治等田间管理，产后的去皮、烘干等深加工处理环节，培训采取“手把手”“一对一”方式，山西农大专门组织专家编写简易实用的《核桃栽培技术三字经》，采用传统的“三字经”编写形式，配以形象的插图、科学的注释，将核桃周年管理的每一个关键技术都加以说明，农民可以轻松地阅读、理解和应用。

“坚持两个贴近，抓住八个重点”，以更加全面合理的部署推进扶贫工作，科技服务质量、基地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农民培训规模不断扩大，为十八大之后的精准扶贫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2011 年国家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对中国 2011—2020 年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更加系统的战略规划。党的十八大之后，***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找对‘穷根’，明确靶向”“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等一系列扶贫新理念，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精准扶贫新阶段。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神，山西农业大学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扶贫工作多点出击、精准发力，开创了新时代扶贫工作的新局面。从2015年开始，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的硬仗，山西农业大学先后向5个贫困县和6个贫困村分别选派了5名挂职副县长和6名第一书记，积极推动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尤其在定点扶贫地区和顺县，山西农大派出的扶贫工作队连续接力，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先后实施“标准化养牛场”“谷子机械化生产”“党参种植”“苹果种植”“特色紫苏种植”等多个科技推广项目，改变了当地单一的种植结构，提高了生产效率。

2017年，***总书记视察山西并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明确提出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打好吕梁脱贫攻坚战，山西农业大学实施了“助力攻坚深度贫困吕梁行动”项目，组织了6支专家团队分赴6个国定贫困县，精准助力一县一产业，帮助当地发展红枣、核桃、养蜂、黄芪、谷子等特色产业，先后建成14个示范基地、推广35项农业新技术、引进试验43个农业新品种，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山西农大还在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承担了山西省脱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工作，2018年完成了国务院扶贫办委托的黑龙江省望奎县第三方国家专项评估检查工作。2017年以来，山西农大积极贯彻精准扶贫方略，构建了立体化帮扶体系，对贫困地区贫困学生给予资助，大大缓解了贫困学生的经济困难。

十八大以来，山西农大与山西省扶贫办、山西省科协等联合组织，围绕农村信息化、科普惠“三老”、助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持续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派遣社会实践队，到我省的国家级贫困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每年参与集中组队的有2000余人次，实践育人与乡村服务相得益彰。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农大响应国家号召，把脱贫攻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集全校之智，举全校之力，聚焦深度贫困，全面发力，精准出击，充分挖潜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推动扶贫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二、协同发力、整体推进：山西农业大学70年扶贫工作经验

回顾70年来的扶贫工作，山西农业大学紧跟时代步伐，高度重视扶贫工作，适时调整扶贫措施，合理安排扶贫计划，利用农村办学的地理优势和农科专业的行业优势，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探索了扶贫工作的方法、措施、路径与模式，在扶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一)围绕教育扶贫,突出扶志扶智扶德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11]，在山西农业大学70年的扶贫历程中，山西农大发挥自身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技术培训等方面的优势，致力于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志气思想道德境界，把扶贫与扶智扶志扶德结合起来，努力从根本上帮助贫困人口解除制约其脱贫致富的影响要素。一是发挥山西农业大学人才培养的优势，通过开设“棉农班”“练习生班”“农民班”,招收定向生、实施扶贫专项招生等举措，使一大批贫困地区的学生进入到大学校园学习文化知识、科学技术，这些学生学成后再返乡就业创业带动当地脱贫致富。二是开展科技培训，开发农民的力量。山西农业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农民农业科学技术培训，利用校内外两个平台，通过政策解读、专业理论宣讲、技能实操传授、现场教学等方式，围绕种植、养殖、设施栽培、涉农管理、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等方面，对种植大户、乡村干部等进行培训，为贫困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土专家”“田秀才”。仅从2014年到2018年五年间，就累计培训“三区”乡土人才8.4万余人；通过选派的“三区人才”开展技术服务，结合当地主导产业，累计培训各级各类农民近6.3万余人，有效开发了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力量。从山西农大的扶贫实践来看，这些举措发挥了学校的优势，形成了扶志扶智扶德的综合扶贫力量，帮助和指导贫困群众提升了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同时也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了摆脱困境的信心和勇气，让贫困群众挺起了脱贫的腰板，起到了较好的扶贫效果。

(二)围绕产业扶贫，突出农业科技的助推作用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12]科学技术是农业产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在山西农业大学70年的扶贫历程中，始终坚持瞄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农业产业基础，着眼扶贫举措的长远效益，发挥自身在农业科技方面独特的资源和优势，为贫困地区实现稳定脱贫贡献力量。

一是组建科技专项团队助推产业发展。多年来，山西农业大学发挥自身科技优势，组建了上百支科技扶贫服务团队，先后实施了“七二绿色造血工程”“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百团大战”“助力攻坚深度贫困吕梁行动”等专项扶贫服务行动。2011年围绕山西省的“百企千村扶贫工程”,实施了山西农业大学“科技扶贫百团大战”，围绕大型企业扶贫工作的需要，组织了科技扶贫团队，有400多名教师、1000多名学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参加扶贫工作。二是捆绑科技项目助推产业发展。科技扶贫离不开项目的捆绑和资金的支撑。多年来，山西农大积极争取上级各类项目支持，在扶贫工作中，先后得到了国务院“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项目、国家科技部“星火”项目、国家和山西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农业部“石楼县红枣高产优质防裂高效集成技术示范”项目、山西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山西省扶贫办红枣防裂果项目，同时以校地合作的形式，获得运城市、晋中市、吕梁市、晋城市和河曲县、广灵县、寿阳县等地方的支持，从2012年到2019年，项目总经费达到3亿元。三是开展技术示范助推产业发展。农业院校科技扶贫的核心是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而农业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的形式除了技术培训、技术指导、技术承包外，主要形式是技术示范。集成多项技术，建设技术示范园，是山西农大科技扶贫的重要形式，目前仅在贫困县建立的各种技术示范园达到了300多个，只有“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才能“帮着农民赚”。从改革开放前的棉花种植技术到1980年代的红枣综合丰产技术，从1990年代的果树种植技术到新世纪之后的小麦大豆新品种改良、中药材栽培、枣树丰产、钙果种植等，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标准化养牛、谷子机械化生产、党参种植、特色紫苏、核桃、黄芪种植、特色养蜂等技术，70年来山西农大向贫困地区的农业技术输出逐渐从简单走向多样，从单一走向复合，将国内乃至世界最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把实用、成熟的农业技术输向贫困地区生产一线，助力科技脱贫，为山西农业大学的扶贫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三)围绕精准扶贫，突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治病要找到病根，扶贫也要找准“贫根”。山西农业大学围绕精准扶贫，首先是做到精准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一是长期选派干部在摸清贫困地区实情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工作。山西农大坚持近30年，选派了30批扶贫队到榆社县、吉县、偏关县、和顺县开展驻村扶贫工作，还派出多位科技副县长、副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开展工作，他们长期扎根贫困地区，为摸清当地的农业生产环境、各家各户的致贫原因下足了“绣花”功夫，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实施靶向治疗，持续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促使当地贫困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二是开展脱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和检查工作，为政府精准决策提供参考。近两年来，山西农大先后组织近千名师生，开展了实地调查评估，在贫困户精准识别、脱贫户精准退出和扶贫帮扶满意程度等方面提供了数据支撑，为政府精准扶贫、精准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三是积极开展校地合作，对接当地脱贫需求精准施策。山西农大分别与晋中市、朔州市、吕梁市、晋城市、大同市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贫困地区发展。2017年在与吕梁市政府深度沟通与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山西农大制定了《山西农业大学“助力攻坚深度贫困吕梁行动”实施方案》，相关学院和部门分别与石楼、临县、中阳、兴县、岚县、方山6个国定贫困县进行对接，结合当地发展需求，形成了“学院-市县-专家-团队”对接帮扶模式，取得了较好成效。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山西农业大学紧跟时代步伐,契合国家、地方扶贫事业发展需求，在扶贫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形成了“围绕教育扶贫,突出扶贫与扶志扶智扶德相结合；围绕产业扶贫，突出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围绕精准扶贫，突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经验，在2018年教育部组织的地方院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评选中，以“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展现农大的担当和作为”，入选全国20个典型案例。

三、未雨绸缪，曲突徙薪：高等农业院校未来扶贫工作的思考

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已然指日可待，但消除绝对贫困只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就，就中国的整体贫困状况而言，中国的相对贫困还会持续较长时间，继续提高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并保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综合发展，仍然是后2020年代一项艰巨的长期使命[13]。高等农业院校如何在扶贫事业中持续发力，助力乡村振兴，就成为当前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诸多方家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程华东等认为“应该更新扶贫理念，着力建立长效扶贫机制；聚焦产业扶贫，着力建设农业综合体系；深化校企合作，着力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注重精神扶贫，着力培育乡村文化共同体”[14]；信心认为应该“在组织保障上着力，构建完备高效的保障体系；在自身优势上着力，找准重点帮扶的目标领域；在精准施策上着力，确保实实在在的帮扶效果”[15]；杨智军等认为“高校必须在‘尊重’的基础上，广泛协调‘联动’，携手‘共进’，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智慧与力量”[16]等。这些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对于后2020年代高校扶贫工作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作为一所地方高等农业院校，山西农业大学如何做好后2020年代的扶贫工作，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探索。

(一)将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相衔接，持续发挥高等农业院校特有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政府着眼于我国“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乃至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高等农业院校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应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内，着力于消除相对贫困，从而将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继续发挥自身特有的学科、专业、人才、科研、项目等优势，以扶贫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二)以特色农业产业提档升级为纽带，为脱贫地区农业产业不断注入活力，防止返贫返困

毋庸置疑，在前期的扶贫工作中，特色农业产业助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不断优化升级已有农业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项艰巨任务。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无疑是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农业产业不断优化升级就为高等农业院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高等农业院校应该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跟踪脱贫地区农业，合理调整农业研究和技术开发方向，促进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将先进的农业科研成果应用到农业产业优化升级中，为脱贫地区农业产业不断注入优化升级的动能，防止返贫返困现象的发生。

(三)将扶贫与扶志、扶智、扶德有机结合，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困的土壤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扶贫要扶德。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着力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引导贫困群众致富路上不忘以德为先。换言之，扶贫在后2020年代，必须智随志走、志以智强、以德护航，推进扶贫与扶志、扶智、扶德有机结合，才能激发活力，形成合力，真正做好消除相对贫困这篇大文章。因此，高等农业院校在未来扶贫开发工作中，应该将扶贫与扶志、扶智、扶德有机结合，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仅要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还要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更要扶道德、扶尊严、扶价值观；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和润物无声的感召，不断帮助、引导贫困地区群众树立“自力更生、勤劳致富”拔穷根的志气，掌握依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摆脱贫困的智慧，构建扶贫路上思想道德新高地，从而推动后2020年代扶贫事业稳步向前。

(四)以培养出色的农科专业学生为重心，打造优秀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三农人才，为消除相对贫困注入活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三农”队伍提出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标准，这为高校尤其是高等农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依据，更为新时代以科技服务“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只有大批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投入到乡村振兴中，才能解决农业欠发达、农村发展弱的短腿问题。而只有解决了农业欠发达、农村发展弱的短腿问题，实现了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对贫困的发生。因此，高等农业院校应该以打造新时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为重心，以合理的教学计划、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培养业务通、政策通、技术通、市场通的专业人才；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抓手，营造良好的思想环境，陶铸学生与农民交朋友、视农民为亲人、甘于奉献“三农”的炽热情怀，激发学生争做产业兴旺的贡献者、生态宜居的创造者、乡风文明的守护者、治理有效的推动者、生活富裕的引领者、美丽乡村的建设者的斗志。只有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才能为后2020年代消除相对贫困、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人才的新鲜血液。

总之，高等农业院校应该总结前期扶贫工作中的有效经验，顺应时代变化，响应时代号召，开拓创新、奋斗不止，在未来消除相对贫困中继续发力，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