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与回应：现代职业教育与技术的互动

张艳芳，李尚群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明确提出,“教育不仅要关注人的当前发展,还要立足人的长远发展。教育既要关注人某一方面的发展,又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民生教育,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培育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实现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

2019年初，《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发布意味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已经全面铺开，职业教育有可能实现突破性的发展。根据国家的设想，“经过5～10年时间，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2]。职业教育定位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因而与技术及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强力发展，历史进入了一个科技发达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技术则成为社会综合体中最活跃的要素。一切都似乎出自技术，也为技术而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技术及技术变革的关系需要重新解释。这种关系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技术变革对职业世界和职业教育的持续冲击，二是职业教育对这种冲击予以主动的回应。这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蕴含着这样一个结论：技术冲击是职业教育变革的重要动因。

一、技术变革及其现实效果

技术在通常意义上被理解为某种手段与方法，但是，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本质已经发生了蜕变。在政府眼中，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且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与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技术开始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技术也制造了许多伦理难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技术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例如,2018年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震惊全社会，而人们关注的却不是这一事件在技术进步上的表现和意义，关注的焦点是这一事件对现有伦理文化的冲击及现有伦理文化对这一事件的审视。近年来，也有学者在不断地提醒人们：超级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的代表，就极有可能导致人类的“存在升级”。所谓“存在升级” 是指某种技术或制度的发明开拓了新的可能生活并且定义了一个新的可能世界，所以它意味着存在方式的革命，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进步[3]。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变革，以及伴随技术变革而来的产业变革开始搅动社会生活，持续冲击着职业世界，技术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关于技术变革及其现实效果，学术界有许多描述。具有代表性的是如下一些观点。

第一，技术变革带来新的控制。谈到技术变革，人们最容易联想到互联网及其应用。今天，互联网思维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互联网+”则在全方位改变社会生活。当然，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太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也是影响极大的新技术。中国哲学家赵汀阳认为，新的技术会带来新的控制，他进一步解释道：新技术会导致整个世界的游戏状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游戏正在被新技术运动所打破。当下是一个新旧游戏的转换时间，这是一种新的开端。新技术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它会给权力带来新机会。新权力可能会与新技术联手而试图占领未来，互联网将成为新的江湖[4]。根据这一观点，未来社会是一个技术支配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对技术系统的依赖程度就会越来越强，自由也因此需要重新定义。

第二，技术变革催生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所提出并阐释的概念。他声称，“基于绿色科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打响，并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塑造了自上而下的结构，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绿色科技正逐渐打破这一传统，使社会向合作和分散的关系发展。”[5]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学说本质上是在讲述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背后真正的原因则是技术变革。目前，由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所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也称“工业4.0”。“工业4.0”是一种全新的工业模式，其标志性的特征就是智能化，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也称智能化时代。

第三，技术变革冲击社会实践结构。关于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社会学家郑杭生曾经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来描述。所谓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是指，“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生活动态变化的现实效果，而这种效果的一个趋势就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引领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6]在社会生活的变革过程中，技术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

职业世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版图，社会生活的变革必然要反映到职业世界中来。职业世界的变革通常表现为既有职业的消亡、职业性质的改变和新兴职业的诞生等[7]。事实上，郑杭生教授在谈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时，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变革趋势，那就是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6]。职业教育要面对一个持续变化着的职业世界来培养人才，具有鲜明的职业针对性。职业世界的任何变化都将对职业教育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一个新职业的出现往往会在职业院校催生出一个新的专业，而一个既有职业的消失则有可能导致一个既有专业的消失或转型。技术变革对职业世界的冲击必然波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必须对此做出主动的回应。

二、职业教育对技术冲击的主动回应

职业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任。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既决定着学校的办学成效,也影响着学生的个人发展。当技术变革持续冲击社会生活和职业世界时，职业教育也就迎来变革的契机。这背后的逻辑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用能力来描述学习目标，而职业能力则是个历史性的概念，职业能力的内涵随着技术的快速变化而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8]。职业教育对技术冲击的主动回应可从政策和实践两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职业教育政策层面的回应

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持久的公共政策议题，政策话语的流变中蕴藏着职业教育变革的许多信息。因此可对过去十年来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做一个必要的文本分析，以揭示职业教育对技术冲击的主动回应。

第一，《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对新型工业化的回应。进入21世纪后，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成为经济社会的热点议题。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把职业教育如何为新型工业化服务作为核心议题，提出要“实施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加快生产、服务一线急需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紧缺的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培养。”[9]所谓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的工业化而言的，意指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信息化引领工业化，通过工业化推进信息化。显然，新型工业化的实质是一场技术变革。这一顶层政策直接影响了各省市制定适应新型工业化需求的区域职业教育政策。

第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对信息化的回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2014年教育部出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其制定背景正是信息技术的强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巨变，“互联网+”成为席卷全球的技术浪潮，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则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人工智能也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发展，并对许多领域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就包括建立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革机制，推进信息化平台体系建设，加快数字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等。到2020年，数字化资源覆盖所有专业。专业课程中广泛使用计算机仿真教学、数字化实训、远程实时教育等技术[10]。目前，信息化正在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

第三，《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产业发展的回应。产业发展和技术变革是同步发生的，两者的边界也是模糊的。深化产教融合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任务。2014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这一顶层政策确立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国家战略。在这一政策文件中提出了一项重要的目标任务——职业教育的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要更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具体的做法是：“调整完善职业院校区域布局，科学合理设置专业，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的机制，重点提升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管理等领域的人才培养能力。”[11]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都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些正是受到技术冲击最为直接也最为显著的社会生活领域与社会生产领域。也正是在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过程中，职业教育悄然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

第四，《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对制造业变革的回应。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支撑产业。当前形势可以这样来描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12]在这一背景下，国家于2015年出台了相关政策，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进行了全新的规划。同年教育部发布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这一政策文本特别强调高等职业教育要重点服务中国制造提档升级，“主动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需要，围绕强化工业基础、提升产品质量、发展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调整专业、培养人才。优先保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相关专业的布局与发展。”[13]未来的中国制造展示了一幅制造业变革的蓝图，高等职业教育在其中能够觅得大量的发展机遇。

(二)职业教育实践层面的回应

政策层面的回应最终会转化或落实为实践层面的回应。现代职业教育是一种全新的职业教育实践。职业教育实践层面对技术变革及其现实效果的回应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做简要的分析。

第一，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与调整。在职业院校，专业不仅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平台，也是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的平台。区域内职业院校专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是政府主导的经常性教育改革行为，而改革动因主要来自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例如，湖南省近年来，基于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信息、生物等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职业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共新增中等职业学校专业50个、高职院校专业74个，同时调减了部分专业和专业点。目前，全省中等职业学校设置了190个专业、高职院校设置了432个专业。面向一、二、三次产业专业结构比为7.1∶33∶59.9，基本覆盖了全省优势、特色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岗位与工种，其中物联网应用、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专业招生数年均增长79%。同时，提出了专业特色发展的理念，引导每所高职高专院校重点建设3～5个特色专业群，每所中职学校重点建设2～3个特色专业，在此基础上，对接轨道交通、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20个湖南新兴优势产业链建设省级示范特色专业群163个。这表明区域职业教育正在主动回应区域产业的变革。这样做的结果是，产业、技术和职业教育三者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职业教育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

第二，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演替。课程界定了学生的学业领域，课程问题始终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问题。职业教育的课程与技术及技术变革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主要是反映工作过程的技术性知识。所谓的课程模式也称课程类型，每一种课程模式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目标取向、理论基础、内在逻辑、开发程序和实施要求等。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多种课程模式，如CBE课程、MES课程、行动导向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项目课程等。这些课程模式之间有一种演替关系。一种旧的课程模式的消失，以及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出现，都与技术及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目前是一种主流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而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转型已经近在眼前，后工作过程系统化时代悄然来临，智能开发将取代单纯的技术传授与技能训练[14]。当职业教育课程在许多方面完成新一轮的转向之后，一种全新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就会浮现出来。

关于技术是如何向职业教育课程渗透的，这有必要做出解释与说明。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实践领域的技术专家起关键作用。以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为例，在开发主体的构成上，优秀的实践专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工作过程作为课程内容选择与序化的基本依据。在整个开发过程中，首先由实践专家描述典型工作任务，也只有实践专家才有资格来描述典型工作任务。所谓典型工作任务是指工作过程结构完整的综合性任务，反映了该职业典型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一个职业通常包括若干个典型工作任务。正因为如此，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在实践专家的选取方面有特殊的要求。要求其是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优秀的技术工人和技师，并且其服务的企业工作组织灵活，所在工作岗位属于技术先进之列，承担整体化和综合性的工作任务，完成工作的方式有较大的设计空间[15]。这样就能够保证职业教育课程与职业世界和技术世界的紧密对接。在实践专家完成了典型工作任务的描述和分析之后，教学专家开始设计出覆盖典型工作任务的学习领域，进而设计出一个个具有理实一体化性质的情境化了的教学单元，也称学习情境。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世界和职业世界变化的信息会迅速反映到职业教育课程中来。

第三，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变革。如何选择与创新教学方法是一个典型的教育实践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教学方法一直处在持续的变革之中。项目教学、案例教学、讲授法、角色扮演、任务驱动、引导文教学等都是常见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职业院校大多数通过开展技能考核、技能竞赛等活动来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和求知欲望,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职业院校的教学方法也迎来了新一轮变革，部落化学习、在线学习、学习空间、翻转课堂、数据库等成为新的教学与学习的概念；与此同时，人工智能、3D技术，量化自我、虚拟自我，远程实验、远端临场、可穿戴技术、云计算、聚合工具、数字身份、隐性智能、增强现实、可视化数据分析、基于位置的服务、情感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接踵而至。教学如何应对技术变革，这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在这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回应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窥见一斑。

首先,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断提升。教学方法是由教师来掌握和运用的，所以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创新能力也就成了教师教学能力重要表现。在科技发达时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方法的融合日趋明显。于是，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也是职教师资培训的重要主题。全国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牵动了许多一线教师。凡是在教学方法的创新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职业院校，通常也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

其次,真实应用驱动的实践性教学备受推崇。实践教学通常是指各种以技术掌握和技能训练为目标的实践活动，它是职业院校的教学特性，例如生产性实训就是典型的实践教学活动。在科技发达时代，实践教学开始走向真实应用驱动，这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所谓真实应用驱动就是在真实的工作环境条件下，按照真实的工作流程来设计和开展教学活动，简言之就是在真做中学到真本领。真实应用驱动的实践教学是技术设备和产品直接应用，很多职业院校已经有条件开展这类实践教学。

由于技术变革及其引发的产业变革是持续发生的，所以，职业教育在实践层面对技术与产业变革的回应也是持续发生的，这是一种动态关系。在深化产教整合的背景下，这个动态关系更为明显。2019年教育部对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诸如3D打印、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装修与检测、移动商务、无人机操控与维护等与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新专业就位列其中。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焕然一新。与这一系列新专业相关的课程开发、教学标准制订、教学设计等一系列的工作也随即展开。这可以看作是中等职业教育对技术变革的一种实践层面的回应。也正是通过这种主动的回应，中等职业教育实现了持续的发展。

三、结语

技术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也是社会综合体中的核心要素。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有人持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即认为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和支配性的力量。有人持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即认为技术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这是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一种较为理性的观点正是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论。互动论关注到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并从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去理解技术的价值与社会效应。现代职业教育与技术及技术变革的互动正是这一理论语境下提出的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宏观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一个职业教育改革的议题，并正对职业教育实践产生某种影响。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职业教育与技术及产业变革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调适的关系。例如，深化产教融合成为当前一项重大的政策主题与此不无关系。对职业教育实践来说，这种调适关系是职业教育快速合理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这种关系是断裂的或错位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将遭受极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正处于现代转型期，其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11]。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职业教育对社会变革，特别是技术与产业的变革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及时从中获取政策调整的线索与启示。现代职业教育是一种具有全新内涵的职业教育，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能够对技术变革做出及时而主动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