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有机氯农药的微生物修复

郭玉洁，李慧恩，阎爱华*

（1.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河北保定071000；2.河北省林木种质资源与森林保护重点实验室，河北保定，071000；3.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土壤有机氯农药的微生物修复

郭玉洁1，2，李慧恩2，3，阎爱华2，3*

（1.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河北保定071000；2.河北省林木种质资源与森林保护重点实验室，河北保定，071000；3.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有机氯农药具有高毒性、高残留、生物富集效应显著的特点，我国从1983年开始逐步禁止使用，但该类农药化学性质稳定、残留期长，目前土壤中仍有很高的检出率，对农业土壤环境、动植物产品和人体健康产生了巨大危害，因此，有机氯农药的安全、高效降解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微生物降解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作者分析了当前我国土壤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状况，介绍了降解有机氯农药的微生物种类、降解途径和机理，并对微生物降解有机氯农药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土壤；有机氯农药；微生物；降解

有机氯农药（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OCPs）是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理化性质稳定，具有高毒性、亲脂性、难降解、残留期长等特点。其由于生物富集和持久性的效应显著，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潜在风险。我国虽然从1983年开始逐步禁止使用OCPs，但是在土壤[1～7]和食物[8，9]中仍然有很高的检出率。2010年北京东南化工区滴滴涕（DDT）和六六六（HCH）的平均检出浓度高达5 470 ng/g和2 110 ng/g，某些位点甚至超过了国家土壤3级标准（1 000 ng/g）[1]；湛江市土壤中3种有机氯农药HCH、艾氏剂、异狄氏剂醛的检出率在90%以上[2]；长江中下游表层沉积物中的六氯苯和DDTs的检出率均为100%[3]。2012年江西省保健食品中OCPs残留高达94.1%[8]；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中OCPs的残留仍然大于3倍检出限[9]。粮食、经济作物[10]以及母乳[11～13]中都检测出OCPs。除此之外，已报道OCPs对人和动物产生了直接为害，如，已发现乳腺癌[14，15]的发生率与女性血清[16]中的DDT和HCH总量有直接关系，总残留量愈高，患病的危险系数就愈大，且OCPs会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17]，引起下一代的慢性中毒；在动物家族中，OCPs引起了许多雌鸟的内分泌系统紊乱，钙代谢失常，蛋壳变薄，小鸟不能正常孵化[18]。随着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日益重视，如何降解OCPs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安全高效地降解环境中OCPs的残留对人们生活和生产都具有重要意义。

降解OCPs的方法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物理法和化学法存在处理成本高、易造成二次污染等缺点。生物修复具有低耗、高效、环境安全及纯生态过程等优点，其中，微生物降解是当前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作者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微生物对土壤OCPs生物修复方面的研究进展。

1　土壤中OCPs的种类及其残留状况分析

土壤中OCPs的种类主要包括2类：一类是氯代苯及其衍生物，如DDT、HCH；另一类是氯化钾撑萘制剂，如狄氏剂、艾氏剂、氯丹、七氯等。不同种类OCPs的空间结构、分子量和溶解性不同OCPs残留期长短也不一样。同时，环境因素也会影响残留期，如，雨后土壤水分含量升高，土壤微生物活性增高，降解速率增快，残留期就会缩短。

DDT的残留期最长，高达30 a；其次是狄氏剂和林丹（γ-HCH），分别为25 a和10 a；七氯和艾氏剂的平均降解时间较短，大约也需要3 a（表1）。

从我国部分地区的OCPs残留状况（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农田土壤、蔬菜地，还是化工区，都检测出了DDTs和HCHs。2012年石河子和吉林地区农田土壤的DDTs和HCHs检出率仍为100%；2009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DDTs最大值达到了831 ng/g，HCHs的最大值达到了42.3 ng/g；北京化工区的HCHs和DDTs残留范围0.0565～19.3ng/g、0.00842～0.23ng/g，残留量低于农田土壤，安琼等[5]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结论。原因可能一方面是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OCPs使用量较大；另一方面是工业区土壤多处于好气条件，微生物在好氧与厌氧结合的条件下，降解速率更快。

表2　部分地区土壤OCPs的残留状况Table2　Soil residues of OCPs in some areas

2　降解OCPs的微生物种类

目前，已经从细菌、真菌、放线菌和藻类中分离出很多可以降解OCPs的微生物，细菌生化上有多种适应能力和容易诱发突变等特性，在OCPs微生物降解中占主要作用。2015年Gupta[26]和Qu等[27]分别分离出了假单胞菌RPT 52、黄金杆菌PYR 2可以高效降解吡虫啉、硫丹、DDT等OCPs。

同一OCPs具有多种降解菌，同一种降解菌也能降解不同的OCPs，如青霉属（Pinicielium）可以降解艾氏剂、狄氏剂等，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可以降解DDT和HCH（表3），展现了微生物种类和功能的多样性[28～31]。根据这一特点，现在很多研究者利用多混合微生物群体来降解农药，改变单一的微生物降解，提高了降解效率。方玲[32]将分离出的菌株制成复合菌剂施到田间，发现施用复合菌剂后HCH和DDT的富集量减少，降解效率大大提高，同时表明田间应用复合菌剂来降解OCPs的可行性。

表3　部分降解OCPs的微生物种类Table3　Some microorganisms for degradation of OCPs

3　OCPs的微生物降解途径和机理

OCPs的微生物降解主要是通过微生物作用将OCPs转化为CO2和H2O或无毒化合物的过程。根据降解微生物是否需要氧气，可以将降解途径划分为好氧降解和厌氧降解2种。好氧降解多发生于低氯苯化合物，原因是好氧条件下氧化酶不易获取高氯苯化合物中电子而发生反应。Takagi等[33]根据好氧降解六氯苯（HCB）的产物，推测其降解途径为：细胞色素P-450氧化酶CYP101突变体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将HCB转化成五氯苯酚，接着在鞘氨醇杆菌ATCC 39723、四氯苯醌还原酶和PCP-4单加氧酶的共同作用下五氯苯酚对位羟基化生成四氯氰醌，在四氯氰醌脱卤素酶的作用下还原脱卤形成2，6-二氯苯对二酚，最后生成CO2。刘辉等[34]总结了六氯苯的厌氧降解，氯苯上不同位置的氯原子被取代的难易程度不同，所以产生四氯苯、三氯苯和二氯苯的异构体，存在不同的厌氧降解途径，但是其共同特点都是由高氯苯化合物逐步脱氯为低氯苯化合物的过程：①HCB→五氯苯→1，2，3，5-四氯苯→1，3，5-三氯苯+1，2，4-三氯苯→1，3-二氯苯；②HCB→五氯苯→1，2，4，5-四氯苯→1，2，4-三氯苯→1，3二氯苯+1，4-二氯苯；③HCB→五氯苯→1，2，3，4-四氯苯→1，2，4-三氯苯+1，2，3，-三氯苯→1，2-二氯苯+1，3-二氯苯+1，4-二氯苯→MCB。

在厌氧与好氧结合的条件下，DDT可能完全被矿化（图1）。首先，在厌氧条件下还原性脱氯，假单胞菌属、梭菌属、肠杆菌属和变形菌属等很多微生物可以使DDT脱氯转化为DDD（二氯二苯基二氯乙烷）；然后，再在好氧条件下经假单胞杆菌、脱氯真菌或其他微生物作用使苯环裂解。

Nagata等[35]认为HCH上游途径降解产生的酶是一种NAD+依赖的脱氢酶，能将HCH最终降解为2，5-二氯对苯二酚（2，5-DCHQ）。双加氧酶不仅能间位裂解，还可以环裂解，其能够裂解含有2个羟基的苯环中间位羟基。HCH下游降解过程中，双加氧酶打开苯环产生己二烯己二酸。Hay等[36]研究表明，P.aci原dovorans M3GY降解DDE的代谢机制主要是双加氧酶作用和苯环间位裂解，产生CO2。

许多人工合成的农药不能被微生物作为单一碳源和能源降解或降解速度有限，需要添加外源有机物共同降解。董怡华等[42]在光合细菌PSB-1D降解二氯苯酚的研究中，加入葡萄糖作为光合细菌PSB-1D降解2-CP的共代谢基质，结果表明，葡萄糖能够很好地促进PSB-1D的大量繁殖，提高降解效果，缩短降解周期。陈婷等[43]在共代谢底物的研究中发现，在10 mg/L混合无机盐培养液中添加100 mg/L葡萄糖或添加50 mg/L酵母粉，S.indicum B90A对α-、β-、γ-和δ-HCH的降解率均接近100%。

图1　DDT的矿化作用[41]Fig.1　The mineralization of DDT

4　应用现状及展望

OCPs造成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微生物降解OCPs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已分离出很多能够降解OCPs的微生物，也发现了一些微生物降解酶和基因，并且应用固定降解酶对农药进行直接降解。但是，目前对于OCPs的微生物降解机理、代谢途径和毒性的研究不是很多，应该在降解途径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从中选出经济、实用并且能有效降解OCPs的方法。

实验室条件下很有效的微生物在实际应用中却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可能原因是：（1）实验条件下的降解菌与田间土著微生物、植物之间存在拮抗作用；（2）受环境中各种影响因子的抑制。因此，应充分了解影响农药生物修复的因素，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有利于降解菌降解的条件，将可降解农药的微生物资源应用于实际生产和生活中。

有些酶比微生物具有更强的忍耐异常环境的能力，因此，用酶降解OCPs更优越。通过生物工程对农药降解酶基因进行克隆与表达是获取降解酶的有效方法，且降解酶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可以构建降解谱广、降解彻底的工程菌。要构建有高效降解能力的遗传工程菌可以通过降解质粒的转移构建多质粒菌株，筛选带有突变质粒的突变菌株以及用降解基因构建杂种质粒，使其在合适的宿主菌中表达。Zhang等[44]将克隆得到的脱卤素酶基因和绿色荧光蛋白基因在有机磷杀虫剂降解菌中实现了功能性表达，构建了1株能快速降解HCH基因的工程菌。除草剂2，4-D降解质粒、莠去津降解酶基因也已成功克隆表达[45]。基因工程为降解酶的获得开辟了新方向，但是工程菌的释放有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威胁，这也是人们不断担心的问题，对此应进行深入研究，谨慎应用。在实际应用中，酶也存在很多缺点，如不稳定性、纯化提取耗时长等。但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为酶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可能，固定化技术明显提高了酶的稳定性。如虞云龙等[46]研究表明，固定酶在强酸、强碱条件下仍然具有活性，而游离酶会失去活性。Quan等[47]用蜂窝状航空陶瓷包埋固定无色杆菌Achromobacter sp.，制成流动床来降解2，4-D，去除率达87.9%～100%。

目前的研究仍较多集中于单纯微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48]，应该深入研究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与动物修复的联合修复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单项土壤污染的修复速度和效果，而且还能克服单项技术的不足。Liu等[49]研究结果显示，植物根系分泌物可以增强根际微生物活性，同时微生物活动也有助于释放根系分泌物，二者共同作用促进POPs的降解。张超兰等[50]发现，植物根部释放的酶和根际区微生物的共同作用是土壤中HCH降解的主要原因；国内外多名学者[51～53]研究表明，根瘤菌和菌根双接种能强化紫花苜蓿对多氯联苯的修复。微生物、植物、动物相结合的生物修复技术，能高效促进OCPs的吸收、代谢及降解，是生物修复技术的趋势。

［1］汪光，吕永龙，史雅娟，罗维，王铁宇，孙亚梅.北京东南化工区土壤有机氯农药污染特征和分布规律［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33（9）：91-96.

［2］马瑾，邱兴华，周永章，万洪富，朱彤.湛江市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状况及空间分布特征［J］.地理学报，2010，65（1）：103-112.

［3］史双昕，周丽，邵丁丁.长江下游表层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状况及风险评价［J］.环境科学研究，2010，23（1）：7-13.

［4］Cai Q Y，Mo C H，Wu Q T，A Katsoyiannis，Q Y Zeng.The status of soil contanmination by semivolatile organi chemicals（SVOCs）in China：a review［J］.Science of the Total Emviroment，2008，389（2-3）：209-224.

［5］安琼，董元华，王辉，葛成军.南京地区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及分布特征［J］.环境科学学报，2005，25（4）：470-474.

［6］张红艳，高如泰，江树人，黄元仿.北京市农田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残留的空间分析［J］.中国农业科学，2006，39（7）：1403-1410.

［7］Gao F，Jia J Y，Wang X.Occurrence and ordination of dichlorodi phenyltri chloroe thane and hexachl orocyclohexane in agricultural soils from Guangzhou，China［J］. 2008，54：155-166.

［8］李薛君，罗旭彪，田月，陈素华，陈波.江西省市售保健食品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特征［J］.食品研究与开发，2012，33（7）：200-203.

［9］周萍萍，陈惠京，赵云峰，吴永宁，荫士安.动物性食品中持久性有机氯农药的残留分析［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0，22（3）：193-198.

［10］赵其国，周炳中，杨浩.江苏省环境质量与农业安全问题研究［J］.土壤，2002，34（1）：1-8.

［11］余刚，黄俊，张彭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倍受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37-39.

［12］于慧芳，张晓鸣，赵旭东，朱志琴.婴儿自母乳中摄入有机氯农药的估算［J］.卫生研究，2002，31（1）：17-18.

［13］Nakata H，Kawazoe M，Arizono K，Abe S，Kitano T，Shimada H，Li W，Ding X.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residues in foodstuffs and humantissuesfromChi na：statusofcontamination，his toricaltrend，andhumandietaryexposure［J］.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2002，43（4）：470-480.

［14］Blackwooda，Wolf M，Rundle A.Organochlorine coin pounds（DDE and PCB）in plasma and breast cyst fluid of women with benign breast disease［J］.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and Prevention，1998，7（7）：579-583.

［15］李君，常永丽，蒋守芳，郭忠，姚三巧，胡万宁，闫玉玲.有机氯农药残留及GSTM1基因与女性乳腺癌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10，26（5）：558-560.

［16］Alin Constantin Dirtu，Rober Tacerna T，Donina D，MocanuR，VanGriekenR，NeelsH，CovaciA. Organohalogenated pollutants in human serum from Iassy，Romania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age and gender［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6，32（6）：797-803.

［17］Sala M，Ribas-Fito N，Cardo E，de Muga ME，Marco E，Mazón C，Verdú A，Grimalt J O，Sunyer J.Levels ofhexachlorobenzeneandotherorganochlorinecompounds in cord blood：exposure across placenta［J］. Chemosphere，2001，43（4-7）：895-901.

［18］Brandt I.Developmental and reproductive toxicity of persistent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J］.Archives of Toxicology，1998，20（4）：111-119.

［19］史晓乐，王亚.浅谈环境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现状［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07，2（6）：453-456.

［20］Lei Xiaoning，Ran Dan，Lu Jianjiang，Du Zhijian，Liu Zilong.Concentrations and distribution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pine needles of typical regionsinNorthern Xinjiang［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osearch，2015，22（3）：1705-1712.

［21］刘宝林，李明，董炜华，花修艺，董德明，王彬彬.吉林省中北部农田土壤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特征［J］.吉林大学学报，2013，51（6）：1187-1192.

［22］Yang Dan，Qi Shi-hua，Zhang Jia-quan，Tan Ling-zhi，Zhang Jun-peng，Zhang Yuan，Xu Feng，Xing Xin-li，Hu Ying，Chen Wei，Yang Jun-hua，Xu Mei-hui. Residues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OCPs）in agricultural soils of Zhangzhou City，China［J］.Pedosphere，2012，22（2）：178-189.

［23］张家泉，祁士华，谭凌智，张俊鹏，邢新丽.福建武夷山北段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及空间分布［J］.中国环境科学，2011，31（4）：662-667.

［24］马骁轩，冉勇.珠江三角洲土壤中的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J］.生态环境学报，2009，18（1）：134-137.

［25］蒋煜峰，王学彤，孙阳昭，王飞，吴明红，盛国英，傅家谟.上海市城区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残留研究［J］.环境科学，2010，31（2）：409-414.

［26］虞云龙，樊德方，陈鹤鑫.农药微生物降解的研究现状与发展策略［J］.环境科学进展，1996，4（3）：28-36.

［27］Qu J，Xu Y，Ai G M，Y Liu，Z P Liu.Novel Chryseobacteriumsp.PYR2degradesvarious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OCPs）and achieves enhancing removal and complete degradation of DDT in highly contaminated soil［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5，11（1）：195-202.

［28］尤民生，刘新.农药污染的生物降解与生物修复［J］.生态学杂志，2004，23（1）：73-77.

［29］郭子武，陈双林，萧江华.有机氯农药微生物降解研究进展［J］.西南林学院学报，2007，27（4）：69-75.

［30］郑永良，陈舒丽，刘德立.土壤中降解农药微生物的类别及降解特性［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25（3）：34-39.

［31］刘玉焕，钟英长.甲胺磷降解真菌的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1999，19（2）：172-175.

［32］方玲.降解有机氯农药的微生物菌株分离筛选及应用效果［J］.应用生态学报，2000，11（2）：249-252.

［33］Takagi K，Iwasaki A，Kamei I，Satsuma K，Yoshioka Y，Harada N.Aerobic mineralization of hexachlorobenzene by newly isolated pentachloronitrobenzene-degrading Nocardioides sp.strain PD653［J］.Applied and Environ-ment Microbiology，2009，75（13）：4452-4458.

［34］刘辉，姜林，王琪，姚珏君，樊艳玲，贾晓洋，钟茂生.六氯苯微生物降解研究进展［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3，35（1）：86-92.

［35］Y Nagata，K Miyauchi，M Takagi.Complete analysis of genes and enzymes for γ-hexachlorocyclohexane degradation in Sphingomonas paucimobilis UT26［J］.Journal of Industrial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1999，23（4-5）：380-390.

［36］Hay G，Focht D D.Cometabolism of 1，1-dichloro-2，2-bis（4-chlorophenyl）ethylene by pseudomonas acidovorans M3GY grown on biphenyl［J］.Applied Environment Microbiology，1998，64（6）：2141-2146.

［37］Clark A G，Shamaan N A.Evidence that the DDT-dehydrochlorinase from house fly is a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s［J］.PesticideBiochemistryandPhysiology，1984，22（3）：249-261.

［38］Lipke H，Kearns C W.DDT dehydrochlorinase［J］.Advance in pest Control Research，1959，3（8）：2123-2132.

［39］Nagasawa T，Ohkishi H，Kawasaki B.3-chloro-dalanine chloride-lyase（deaminating）of Pseudomonas putida CR 1-1［J］.Progress in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Research，1982，257：13749-13756.

［40］Lukás T，Kamila H，Yuji N，Murzin A，Ansorgová A，Sklenár V，Damborský J.Reaction mechanism and stereochemistry of γ-hexachlorocyclohexane dehy-drochlorinase LinA［J］.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2001，276（11）：7734-7740.

［41］张兰英.现代环境微生物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2］董怡华，胡筱敏，和英滇，李亮.共代谢条件下光合细菌对2-氯苯酚的生物降解［J］.应用生态学报，2011，22（5）：1280-1286.

［43］陈婷，杨新萍，刘玉娇，王世梅.农药浓度、共代谢底物和接种量对Sphingobium indicum B90A降解六六六效率的影响［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2，31（2）：345-350.

［44］Heng Zhang，Chao Yang，Chuanling Qiao.Development ofanautofluorescentorganophosphates-degrading Stenotrophomonassp.withdehalogenaseactivityfor the biodegradation of hexachlorocyclohexane（HCH）［J］. Bioresource Technology，2009，100（3）：3199-3204.

［45］仪美芹，王开运，姜兴印，王悦军.降解甲基对硫磷真菌的分离及降解特性［J］.农药学学报，2000，2（4）：162-165.

［46］虞云龙，盛国英，傅家谟.农药降解酶的固定化及其降解特性［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1999，5（S1）：166-169.

［47］Quan X C，Shi H C，Zhang Y M，J Wang，Y Qian. Biodegradation of 2，4-dichlorophenol and phenol in an airlift inner-loop bioreactor immobilized with Achromobater sp［J］.SeparationandPurificationTechnology，2004，34（1-3）：97-103.

［48］Rissato S R，Galhiane M S，Fernandes J R，Marl i Gerenutti，HomeroMarquesGomes，RenataRibeiro，Marcos Vinícius de Almeida.Evaluation of Ricinus com原munis L.for the phytoremediation of polluted soil with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J］.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lal，2015，8（2）：1-8.

［49］Liu R，Xiao N，Wei S，L Zhao，J An.Rhizosphere effects of PAH-contaminated soil phytoremediation using a special plant named Fire Phoenix［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4：（473-474）：350-358.

［50］张超兰，汪小勇，姜文，廖荣胜，黄锋.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研究［J］.生态环境，2007，16（5）：1436-1440.

［51］滕应，骆永明，高军，李振高.多氯联苯污染土壤菌根真菌-紫花苜蓿-根瘤菌联合修复效应［J］.环境科学，2008，29（10）：2925-2930.

［52］徐莉，滕应，张雪莲，王家嘉，李振高，刘五星，骆永明.多氯联苯污染土壤的植物-微生物联合田间原位修复［J］.中国环境科学，2008，28（7）：646-650.

［53］Barrutia O，Garbisu C，Epelde L，M C Sampedro，M A Goicolea，J M Becerril.Plant tolerance to diesel minimizes its impact on soil microbial characteristics during rhizoremediation of diesel-contaminated soils［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1，409（19）：4087-4093.

Microorganisms Repair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Soil

GUO Yu-jie1，2，LI Hui-en2，3，YAN Ai-hua2，3*
（1.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ge，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Baoding 071000，China；2.Key Laboratories for Germplasm Resources of Forest Trees and Forest Protection of Hebei Province，Baoding 071000，China；3.Collage of Forestry，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Baoding 071000，China）

Since 1983，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has been banned to use in China for its long residual period and stable chemical property，but there is a high detection rate in the soil right now.The high toxicity and bioaccumulation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do great harm to soil environment of agricultural，animal and vegetable products and the human health consequently，more and more studies focus on the safe and efficient degradation of it.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soil is an ecometho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idual state of it in soil，reviews the degradation by microorganisms，enzymes and genes，degradation pathways and mechanisms，prospects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biodegradation.I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Soil；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Microorganism；Biodegradation

S47

A

1008-1631（2016）05-0084-06

2016-04-26

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504408）；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YQ2014022）；河北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cxzr2014010）

郭玉洁（1992-），女，河北秦皇岛人，研究方向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阎爱华（1980-），女，河北邯郸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