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不足问题探析

高原

摘 要：假设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为国民可支配收入偏低，从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端入手，分析了国有企业所有权、运行目的和机制对国内消费产生抑制的机理，并试图对改善消费不足现状的政策作出评析。

关键词：消费不足;国企改革;可支配收入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21-0022-02         中国图书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1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现状及消费升级必要性

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中国经济向服务业和消费转型过程中，居民消费增速是一个关键的衡量指标。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国内产能过剩严重，此时加快融入世界，打开世界市场，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年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选择并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因为出口急剧减少和国内经济低迷，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加快，但远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而贸易顺差更是屡创新高。这一经济运行态势将可能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因而提出内需拉动[1]。

近十年来，经济增长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8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 54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4%，不及预期的10%，较前3月下降了0.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7.9%。受4月消费下滑影响，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 817亿元，同比增长了9.7%，也不及预期和前值的9.8%，显示居民消费需求有所下滑[2]。

2020年伊始，全球经济因公共卫生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普遍受到较严重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2月经济呈现出负增长，虽然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解，但部分产业供应链断裂、居民收入和消费下降、投资减少，这就会对经济产生持续冲击。在估计这些影响因素时，还要考虑乘数效应的放大作用。

此外，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正处在大面积爆发期，多家专业机构预测2020年欧美和全球经济将进入衰退期，经济呈现负增长甚至爆发大萧条。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各国想尽办法来应对经济放缓压力，不少国家已开启货币宽松化模式。尤其是美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直接向市场大量投放现金，但依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适得其反。

据美联储报告，美国现已位于全球经济恢复中薄弱一环。鉴于疯狂发钱做法的弊端，中国最近提出实施“经济内循环”方案，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自产自销、盘活资金，提升市场有效资金活跃度，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中國经济将进一步倚重国内消费拉动[3]。

2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分析

目前国内学者一致认为，消费不足是毋庸置疑的。政府也一直在寻找推动消费升级的办法，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讨论中国消费不足问题时，没有明确衡量消费的标准。应该从居民福利出发，论证恰当的消费比例应该是多少，恰当的比例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或者机制来实现。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能找准推动消费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分析中国内需相对不足的原因，提出解决措施[4]。

根据商品的价值构成和简单再生产原理，内需不足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社会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与群众有限消费能力之间矛盾就越会凸显。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就验证了这一结论。经济中消费与储蓄比例应该由居民来确定。如果以居民效应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那么经济活动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什么样的消费能给居民带来最高的总效用，应由居民决定。要想做到这一点，居民需要对经济中的各种资源充分支配。经济总产出被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回报分割。劳动力回报自然归居民所有，但只有资本回报也流向居民，才能说居民掌握了经济中的全部收入，而目前资本的所有权归企业，这正是需要改变的地方。

当企业由居民所有时，资本市场就会引导企业行为，确保企业的投资决策与居民期望一致。即居民对不同时期消费的偏好会体现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为居民对储蓄回报率的要求。这样一来，居民的主观偏好与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做到了无缝连接。一种自动调节居民消费与储蓄（投资）的市场化机制随之产生。这种机制可以确保经济中的消费或储蓄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更准确地说，是处在最大化居民消费水平上。由此可知，影响国内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中有相当部分的资本收归国有，因而居民并未从中获得直接回报。

国有企业为国家所有，股东是国家。对于此类企业，主要的考核指标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因此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做大规模”，而居民福利居于次要地位。而在中国第二、第三产业企业拥有的资本中，国有企业占据一半以上，使得居民收入远远低于理想水平。要想突破国内消费不足的现状，有效拉动中国消费内需，各种举措就要紧紧围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中心发力。

3    改善居民消费不足的建议

在国企改革中，要在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分层分类深化混改、推动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等多个方面重点推进。 一是把党的十九大对国资国企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落实到三年行动中去。二是把近年来“1+N”的改革政策进一步落实落地，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三是将在“十项改革试点”“双百行动”等改革试点示范工程中积累的经验运用到下一步的国企改革过程中。

在国企改革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不可急于求成。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运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一味强调速度，也存在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国企改革涉及多方利益，必须统筹安排，协调各方，力求做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不应简单实行国企私有化。在国企私有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即公司内部人员利用自身优势，损害企业股东的利益。应严防国有资产“贱卖”的情况发生，避免内部人以少量资金换取国企所有权。

在国企改革稳步推进的进程中，国企分红政策可以作为一种推动消费转型的辅助性手段，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但通过分批次、分企业提高分红比率，有助于经济增长以及居民福利增加。

疫情下，消费券也是拉动消费的一种策略。通过分阶段、分对象发放消费代金券，促进消费回流和人气回升。参照杭州2009年发放消费券的情况，当时发放10亿元的消费券，使得杭州2009年全年社零总额名义值增加约155亿元，也就是实际杠杆系数达到了15倍。消费券能够放大乘数效应。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乘数越大，也就是说居民越愿意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越大。

消费券还有社会救济功能，对低收入群体的刺激作用更大。调控政策从推出到落地通常需要一个消化期。如果将这种延迟视为一个长期政策，消费券则可以视为一个短期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发挥作用，迅速提振特定领域的消费，并且能够为中长期政策的落地实施提供缓冲时间，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基础，缩短经济恢复的时间。

同时，消费券使生产端的企业间接受惠，发放消费券能够刺激终端消费，从而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使企业用工增加，从而提升居民收入，促使居民进一步增加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大力推进居民消费升级配套政策改革。例如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三大支出是压制居民消费的几个关键因素，加快这三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提高财政支出比例，能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再如通过税制改革，让一些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阶段后移到消费阶段，以提高地方政府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积极性。立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现状，从货币政策来看，消費信贷是一种可行的措施。

消费信贷通过缓解居民消费约束，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显著。在发展消费信贷的同时，应当加强对金融部门的管制，防范相关金融部门过热。完善工资提高机制，保障工资随经济发展稳步提高，还要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信贷来源，审慎设置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信贷上限。有效发挥消费信贷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积极作用，使得经济稳定增长，带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享光.消费和储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兼论我国消费储蓄政策[J].经济纵横，2018（8）：11-18.

[2]李江一，李涵.消费信贷如何影响家庭消费？[J].经济评论，2017（2）：113-126.

[3]高丽.杭州消费券发放效果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0）：66-68.

[4]徐高.宏观经济学25讲：中国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