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农学对清末农业近代化的影响

汪丽影 孙杨

摘 要：清末有志之士认为农业盛则国富、农业衰则国贫，因此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振兴中国农业，使国家富强。在引进西方农学之时，也依旧采取了“取道日本”这一做法。罗振玉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协会——农学会和第一份农业专刊——《农学报》，《农学报》的主要内容后来汇总成《农学丛书》出版发行。《农学报》和《农学丛书》中大半内容译自日语，这种由日本引进西方农业技术的做法在清末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推进作用。

关键词：清末;农业近代化;农学报;农学丛书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21-0034-02         中国图书分类号：F329         文献标志码：A

中国是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各个朝代不断对农业耕作方式进行改进，但传统的封建小农模式一直未被打破。中国传统农学包括各种生产工具在宋元时期已基本定型，明代少有发明创造，清代主要是继承、总结和引进。到了清末，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仍旧是以个体手工劳作为特征、以家庭经营为形式。与西方实验农学相比，中国传统经验农学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亟需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农学技术。

1    清末农业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零散、小规模的西方先进农学传播，到1840年以后，一部分受西学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学习西洋农业技术的必要性。魏源曾说：“（西方）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1]”。郑观应提出应该派人到“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肥，一切善法[2]”。但是当时的清政府热衷于洋务运动，企图通过训练军队、兴办产业来谋求自强，对于学习吸收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并不重视。

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从学习西方的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发展工商业的基础，是国家强盛兴旺的前提。他们深刻认识到，要振兴中国的经济，必须首先振兴中国的农业。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提到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的必要性：“外国讲求树艺，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入会则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3]”。

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实行农业近代化的迫切性，1898年光绪帝曾几次发布关于推行农业变革的上谕，要求各省“皆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4]”。

一时间，学习西方先进农学成为共识，社会上兴起了重农思想。有识之士开始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机构，组织农会，建立近代农业教育制度，创办农业科技期刊和出版发行农业书籍等，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这些来自西方的农业方面的译书带来了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对中国农业的近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近代农业具体是指“由手工或畜力农具向机械化农具，由直接经验向近代科学技术，由自给自足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的农业”，近代农业的出现标志着农业中一次新的革命的开始[5]。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设备和高产优质新品种，逐步实现了农业近代化。因此清末在引进西方农学之时，也依旧采取了“取道日本”这一事半功倍的做法。

2    日本近代农业的发展经验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地少人多的国家，其农业耕作在古代曾经受到中国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农业一直维持着传统的封建小农模式，农民在分散的土地上用传统的方法耕作，生产效率低下。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实施了“殖产兴业”等一系列的“富国强兵”的措施，减少农民税赋，从欧美积极引进农业机械，试图推行“大农场经营方式”。最早出洋考察的日本政府官员和应聘来日的外籍专家，对于日本的农业现状并未进行深入调研，而是对作物、牲畜品种和农具，以及各级农业学校、农业试验推广机构等一律照搬、模仿。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忽视了日本农业特色，故未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为了系统地引进西方农业科学，1872年日本政府在东京设立了北海道开拓使学校。该校1875年移至北海道的札幌，翌年改称札幌农学校，这是现在的北海道大学农学部的前身。1874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内藤新宿的农事试验场里设置农事修学场，1877年7月建场，同年底迁到驹场，次年1月在明治天皇参加下举行了开学典礼，改称驹场农学校，后来的东京大学农学部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两个农学校最初也是照搬英国的农业经验，脱离日本实际，效果甚微。后来德籍教师研究分析日本农业的具体情况，根据日本农业特色教授农学知识，编写了相应的教材，培养出玉利喜造、横井时敬和酒常明等优秀的毕业生。这些人后来都曾多年在东京大学任教授，成为日本近代农学的奠基人。

到了20世纪初的明治末期，经过30多年的探索，在总结传统农业和吸收西方农学的基礎上，日本形成了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农业技术体系，但是劳动集约和土地集约的特点还是保留了下来。畜力的推广克服了浅耕的弊端，化肥的施用改变了少肥的缺点，而高产耐肥和耐寒抗病新水稻品种的选育成功，不仅把水稻生产的北限推进了很远，而且还因适应以水稻为主食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日本农民的普遍欢迎。

应该说，日本农业的近代化道路比较曲折，经历了盲目照搬西方经验的失败过程，在之后的摸索中才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明治时期日本引进的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活力。尽管当时农业生产还处于使用人畜力和简单农具的小规模经营状态，但已逐步形成深耕、密植、多肥的以水稻栽培为主的技术体系，后来日本农业技术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来的。

中国与日本同处东亚，日本的水稻种植技术以及日语中广泛使用的汉字等均传自中国，再加上两国之间的民俗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相同，因此清末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直接从日本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不失为力省效速之举。

3    上海农学会与《农学报》《农学丛书》

在清末，率先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农业科技的第一人是罗振玉（1866—1940），他是中国第一个农会和第一份农学报的创办者。罗振玉可谓晚清的传奇人物，在国学、考古学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还是拯救敦煌遗书的首要功臣。

罗振玉是现代农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其在农学方面作出的贡献不亚于其在考古学、国学方面的造诣。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农业落后停滞的根源在于农为邦本但文人却不愿务农或是研究农业，属于“有农事而无农学”的状态。他通读了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之后，又读了欧洲的农书译本，意识到中国农业与西方现代农业之间的差距，萌生了农业强国的念头。

1896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务农会”，后改称为“农学会”（又名“江南农学会”），搜集翻译外国农学著作，其会刊为《农学报》。该学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农学学术团体，创刊于1897年的《农学报》是中国第一家农业刊物，为农学会的机关报刊。该刊前后发表了有关国外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译文或农学教材共1 151篇，其中有很多是译自日语。

对于创办宗旨，罗振玉如此论述到：“念农为邦本，古人不仕则农，于是有学稼之志，既服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又读欧人农书译本，谓新法可增收获，恨其言不详，乃与亡友蒋君伯斧协商，于上海创办学农社，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以丙申（1896）春至上海设（农学）报馆，聘译人译农书及杂志，由伯斧总庶务，予任笔削，戊戌冬伯斧归，予乃兼任之，先后垂十年，译农书百余种”[6]。由此可见，农学报提倡新农业，主要从欧美和日本的书刊杂志中选译与农业相关的新技术和先进经验，以期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农学报》开始为半月刊，自第19期起改为旬刊，所设栏目有公文、西报选译、东报选译、各省农事、中西文璧合表、古籍调查、译述、专著等。《农学报》初期专聘了藤田丰八、田冈佐代两名日本人做翻译，后来就直接交给他们主持管理。《农学报》前后持续了9年，共出刊315期，刊发了大量与农业相关的文章和译作。

从《农学报》的内容来看，大致为3类内容。一是各省农业信息，即各省关于农业方面的奏折、文件以及官厅发布的有关农业的章程规划等。二是农事类，各地的农事消息等。三是译文类，即“东报选译”“西报选译”这一栏目，主要是从东西洋农业报刊上选译的文章。

据学者朱京伟研究，《农学报》刊载的文章几乎都是介绍外国农业技术的译文，其中译自日语的译文达到80%以上[7]。对《农学报》刊载文章的译者进行调查发现，既有日本译者，也有中国译者，常见的日本译者有藤田丰八、吉田森太郎、川濑仪太郎、古城贞吉、山本宪、田谷九桥等人，常见的中国译者有樊炳清、林壬、沈纮、罗振常、王国维、徐继祖、陈寿彭等人。

翻阅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297期《农学报》，对译自日语的文章进行统计，共计有534篇，平均每期1.8篇。按此比例推算，如果加上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缺刊的18期，《农学报》9年间刊载的译自日文的农业科技文章大约在566篇左右。《农学报》所译的日文农业科技文章涵盖了当时农业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

《农学报》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涵盖了农林牧副渔等农学领域的所有门类，还把物理、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运用于农业生产，推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在《农学报》每期最后均附有外国农书译文或是转载我国的古农书。这些附文涉及面广、内容庞杂，由于文章都比较长，经常分几期才能登完。这种附在期刊后面的编排方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所以日后罗振玉等将这些附文单独汇编成册出版，这就是《农学丛书》。

《农学丛书》总共7集，刊登了235篇文章，总字数645万字，其中译自外国农书的文章达152篇，占总数的64.6%。而在这152篇中，译自日文的文章有134篇，占译自外国农书部分的88.2%[8]。这套丛书涉及农业政策、科技、经济、教育、法规等，反映了西方各国的农业科技水平，为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4    结束语

农业学刊作为有规模地传播西方先进农学的利器，传播内容具有系统性，其影响也具有广泛性。《农学报》和《农学丛书》作为中国第一份农业期刊和系统农业丛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日本农业的近代化道路比中国早30年，经历了盲目照搬西方经验的失败之后，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清末文人志士试图通过翻译来自日本的农学文章，传播科学务农的理念与精神，快速实现中国农业的近代化。《农学报》和《农学丛书》中虽然有通俗易懂、容易操作的文章，但也有不少文章偏于理论介绍，对于常年在田间耕作、识字率并不高的中国农民而言，恰似“阳春白雪”，减弱了其对农业实践的指导作用。毋庸置疑的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农学报》和《农学丛书》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一）[M].马经编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2]郑观应.盛世危言[M].曹冈主编.中華大方略全书盛世危言.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3]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曹幸穗，柏芸，张苏，等.大众农学史[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5]农业经济词典条目选登[J].农业经济问题，1982（6）：63-64.

[6]周肇基，倪根金主编.农业历史论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7]朱京伟.中国对日本植物学用语的接纳——以20世纪初期的中国资料为中心[J].明海日本语（第7号），2002（3）：71-100.

[8]林更生.《农学丛书》的特点与价值[J].中国农史，1989（1）：1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