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古罗马的崛起之道

薛巍

古希腊v.古罗马

美国《史密森》杂志说：“关于古罗马你不知道的事情可以塞满一本书。玛丽·比尔德写出了这本书。”这本书指的是英国古典学家比尔德的新作《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古罗马史》。要想了解古罗马有许多书可以读，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奥多尔·蒙森的五卷本《罗马史》、欧美教授合写的《牛津古罗马史》。比尔德这本古罗马史的特点在于，她注重破除人们对古罗马的误解，拆解古罗马人出于现实需要对先前历史的扭曲。

她还善于从一些考古资料和奇闻轶事中做出推断。比如，传说屋大维战胜安东尼返回罗马时，路上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训练的一只乌鸦说：“欢迎你，恺撒，我们凯旋的指挥官。”屋大维奖励了这个人很多钱。但这个训练乌鸦的人还有一个同伙，因为没分到钱，他去屋大维那里揭发说，那个人还有另外一只乌鸦。这两个人理智地准备了“B计划”以规避风险，他们教了第二只乌鸦说：“欢迎你，安东尼，我们凯旋的指挥官。”屋大维觉得很有趣，只是要求前一个人跟他的同伙分享奖金。比尔德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屋大维人性的一面，以及他的宽宏大量。但其中也包含着政治含义：两只鸟说着大同小异的话。在屋大维和他的对手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好挑选的，如果是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获胜的话，只需要调换一只鸟就行了，谁做皇帝结果都大同小异。

古希腊更伟大还是古罗马更伟大？11月20日，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和玛丽·比尔德就此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也被视为牛津大学（约翰逊的母校）和剑桥大学（比尔德在该校任教）、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场较量。约翰逊认为古希腊更伟大，比尔德认为古罗马更伟大，人们本来以为伶牙俐齿的约翰逊能够获胜，连比尔德辩论前也觉得自己赢不了，但结果是她获得了2000多名观众中56%的人的赞同。约翰逊说，雅典人的民主比罗马皇帝的独裁更值得敬佩，“希腊人跟我们一样，生活在民主社会中，像伦敦人上下公交车一样，上下他们的马车”。比尔德指出，雅典人虽然享受着有限的民主，但他们从未把民主推广到希腊的其他地区。约翰逊说现在没人读塞涅卡等古罗马作家的书，比尔德反击道：“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家说，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写狄多自杀的第四卷是最佳诗人的最佳诗作。请问他是谁？”约翰逊咕哝着说：“是我。”

比尔德说，古罗马对现代世界来说很重要，主要是因为，“罗马人的辩论为西方人理解当今世界、思考自己提供了模板和语言。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关于权力、公民身份、责任、政治暴力、帝国、奢侈、美甚至幽默的基本假定都是在跟罗马人和他们的著作对话时形成的”。现代政治中的术语，从“议员”到“独裁者”，以及一些流行语都源自罗马。“要警惕希腊人，尽管他们是带着礼物来的。”这是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一位老人在特洛伊木马出现时发出的警告。反对派经常对当权者说：“你到底还要把我们的耐心滥用到什么时候？”这句话出自西塞罗反对喀提林的演说。从地理上也能看出罗马对现代欧洲的影响。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很不便，但伦敦仍成了联合王国的首都，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人使它成了不列颠尼亚行省的省会。

古罗马在公民权上的革命

人们普遍认为，罗马人是希腊人肤浅、顽劣的小弟弟，致力于工程、军事效率和专制统治，而希腊人更喜欢智力探索、戏剧和民主。比尔德说，这种观点是误导性的。一方面，希腊的城邦跟罗马一样热衷于赢得战役，大部分城邦跟雅典短暂的民主实验毫无关系。另一方面，罗马人并不是不假思索地倡导帝国威力，有几位罗马作家分析过干涉世界的起源和结果，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总结军事征服的后果时说：“他们造就了废墟却称之为和平。”

为什么罗马这样一个台伯河边的一个很小、很普通的镇子后来能够统治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是一个比罗马为什么衰亡更大的问题。许多罗马人说，这是由于他们的品格、他们性格上的力量和男子气概。与之相关的、以前流行的一种解释是，古罗马人特别好战，他们是通过威吓和屠杀其邻居而崛起的。比尔德不赞同这种观点，她说：“罗马扩张所至的世界并不是和平相处的群体组成的世界，而是暴力的、武力争夺的世界。古罗马的大部分敌人跟他们一样好战、凶残。在高卢被恺撒入侵前，高卢人的营房外经常悬挂着敌人的头颅。”

比尔德认为，罗马的成功不是靠军事侵略和征服，而是跟它对公民权的看法、跟它把敌人并入其网络、跟它的权力结构有关。大部分古代战争其实就是打了就跑。跑到50英里之外，推倒敌人的墙，带走一些奴隶、牲畜或者现金，然后就回去了，也许来年再来一回，或者被敌人劫掠一次。而罗马根本地改变了这种游戏规则。当它打败邻居后，他们会跟被他们打败的人建立一种永久的关系，或者与他们结盟，或者使他们成为罗马公民。

比尔德说，罗马人并没有征服和控制意大利的计划。在公元前4世纪，没有什么罗马阴谋集团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帝国主义者那样，坐在地图前，策划占领土地。他们根本就没有地图。我们现在说罗马的势力扩展到了意大利半岛各地，但没人知道那时有多少罗马人知道他们的家乡是一个半岛的一部分。这些罗马人更多地从改变与其他人的关系，而不是控制领土方面来理解他们的扩张。罗马实力的增长确实改变了意大利的地形，大道穿越空旷的土地，土地被新来的定居者瓜分，用地理区域来衡量罗马的实力仍然很方便。但罗马人的控制主要是控制人，而不是地方。罗马人对被他们控制的人只施加一种义务：向罗马军队提供兵源。被征服的地方没有罗马占领军，没有罗马强加的政府。罗马人为何选择了这种控制形式已经不得而知，但其中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战略考量，只是因为这样罗马能行使控制权，又只需要很少的罗马行政结构，能够节省管理方面的人力。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做法，这种结盟体系能够有效地把被罗马击败的敌人转化成其军事机器的一部分，同时让那些同盟变得跟罗马休戚与共，能够获得胜利的光荣和战利品。一旦罗马军事上的成功开启，它们就能够自我维持。因为那时胜利最重要的元素不是战术、装备、技巧或鼓动，完全依赖于你能够动用的人数。到公元前4世纪末，罗马可能已经有了50万军队，亚历山大东征时也就5万大军。这使得罗马在意大利战无不胜，他们可能会输掉一场战役，但不会输掉战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学学者艾米莉·威尔逊在《大西洋月刊》上评论说：“有些人可能觉得比尔德高估了古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一特点。但她强调这一点是对的，古罗马人开创了一种公民身份的革命性理解。一个人即使不是住在罗马，甚至没去过罗马，也可以成为罗马公民，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另外，罗马还允许双重公民身份，可以既是罗马人又是西西里人，或者既是罗马人又是希腊人、高卢人或不列颠人。大部分古代社会假定，成为一个地方的公民就意味着不仅住在当地，还要说那里的语言，享有同样的文化。而罗马人可以是不说拉丁语的人，在罗马帝国晚期，在它的东半部分，通行语言是希腊语。跟许多拥有奴隶的社会不同，古罗马允许大部分奴隶变得自由，至少获得一定形式的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