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藏族博士的藏族社会观

程磊

退休之前，格勒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著名学者。他在这个机构整整工作了20余年。然而很少人知道，这位藏族人类学博士，曾经的志向是要做最高等级的“格西”，从而成为寺院的“堪布”。

“理想国”

格勒写日记的习惯已坚持了40多年，他把自己此前的岁月装满了四个小木箱。这四个小木箱，浓缩了西藏50多年来的变化，记录了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第一位藏族博士，从卑微的农奴成为国际知名藏学家的人生轨迹。

1964年，14岁时的格勒在日记里记下了许多属于那个年代的梦想与事迹。学校发衣服，把衣服让给了衣服更破的人;学校每个月发3块钱，用这钱给困难户买东西偷偷送过去——可是，要找出比他还穷的人还真不容易。上世纪70年代在成都郊区劳动，碰上洪水暴发，他第一个跳下去。“我以为身体能挡住洪水，结果傻乎乎地被冲走了。”格勒说。

四川甘孜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与身体挡不住洪水一样，在格勒看来，藏族文化、藏区的发展同样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同样无法阻挡。而这也是退休后格勒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藏区文化保护与现代化研究》。

他为北京当年没有采取梁思成的建议将古城保护起来择地另设中心而遗憾。他认为拉萨的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冲击中，西藏的问题更复杂。如果西藏像大家所想象，选择内地城市现代化模式，那就不是西藏了。”

西藏的未来是什么样？在格勒看来，西藏是中国唯一具备“理想国”土壤的地区。壮美的自然景观、丰厚的文化资源、虔诚的信仰构成了西藏的独特基础。他理想中的西藏由很多小村镇组成，没有堵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生活和旅居在这里的人们，认同本地的习俗和文化，人人平等，开放而具有国际性。

这个理想以另一种形式已经在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实现，这让格勒看到了希望：“外界对色达的五明佛学院有很多偏见。但对于这种自然生长的信仰，我觉得非常成功。”

五明佛学院常年会聚了数万名信徒，藏文化与现代知识彼此融合。研习内容，除了传统的藏传佛教的内容，还设有藏文文法、藏族史、英语、翻译、历算、工巧、医学、戏剧、诗学等课，并各分出初、中、高级班，以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

僧尼们响应“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号召，毕业后回到偏僻的山村、牧区，主动办起寺院僧尼教育扫盲学校，培养民间知识分子。他们自觉成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五明佛学院是成功的。这个以佛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不计其数、密密麻麻搭满了四面山坡的红色小木屋组成的区域，没有偷盗、没有吸毒、没有暴力，给西藏的未来带来无限希望。”格勒说。

作为农奴的学者

博士生导师，农奴童年，这两个身份恍若隔世。

对西藏而言，传统与现代的分界是1959年的民主改革。作为自治区以外的藏区，甘孜地区1956年就拉开了这场变革的帷幕。格勒的童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旧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度过。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它把整个藏族社会和藏族人民划分成十几种等级，最高为贵族。

90%的藏族人口都是农奴，农奴又分成三种等级，“朗生”是其中最底层的农奴，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自由。格勒就出生在这种家庭。

格勒和他的两个姐姐以及妈妈，只能睡在贵族家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上，几件衣服和两个坐垫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姐姐后来还被“主人”当作“财产”送给其他贵族。

格勒这样描述对当时生存处境的理解：“生命是没有保障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像我母亲、姐姐，她们从父辈下来就相信宗教，认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他们相信前世和来世，认为人是不断地转世，认为自己现在命不好，就是因为前世造了孽，这种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也意识不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挣扎或者是奋斗，她和所有的农奴一样，只是被驯服的工具，一无所有，一生都归贵族所有。”

虽身为农奴，但作为家中的男人，格勒依旧被寄予厚望的。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男人的出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参与械斗，家族和家族间为了贵族的利益，发动血腥的战争。格勒的家乡旧时被称为“西康”，那里的男子以英俊魁伟的体貌和英武之气著称，是声名赫赫的“康巴汉子”。因作战英勇，便能在本村或本族之间获得一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尊敬。其实这都算不上是什么出路，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获得尊敬，年纪轻轻就因械斗而死——这也是格勒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原因。

另一条更现实的出路，便是去寺院当僧人，通过二三十年学经，成为喇嘛。这几乎是所有农奴家庭对儿子的最高期望。

“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读书。对于读书好处的理解很简单，她觉得你多认识一个字，以后就在地狱里少受苦，运气好还能当喇嘛。”所以，母亲梅朵拉措把当时才4岁的格勒送到了白理寺，交了粮食报了名。但因为年纪尚小，喇嘛让他等到7岁再去。

梅朵拉措仍没放弃，她说服主人，让格勒跟着给贵族家经堂工作的喇嘛学习，格勒给喇嘛当杂役干活、伺候他以换取学习机会。贵族家门上有个洞，太阳照到洞里，就到了上课时间。季节在变，太阳也不常有，上课是否迟到由喇嘛说了算，如果迟到就是一顿揍。上课的课具是一块木板，将灶灰撒上去，用树枝在上面写刚学的字母，给喇嘛看，觉得可以，擦掉，继续写。

就这样读了近一年，收获是学到了30个藏文基本字母，以及各种顺手抄起的树枝、烛台等物体抽打身体留下的印记。

这期间，解放军来了，住在贵族家楼下。格勒并不知道这是进藏部队。但通过他们，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第一次吃到馒头，他惊讶于“以前都是吃豌豆糌粑，第一次吃馒头，觉得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啃馒头时听到的有关电灯、汽车、电话的描述以及产生的向往，全部定格到具象的馒头这个物体上。以至于格勒回想过往重要的时间节点，脑子里浮现的总是不那么白的馒头。

直到1956年，格勒的家乡开始了民主改革。格勒生平第一次可以睡在床上，第一次盖上了被子。同年，新政府在当地县城办了一所小学——绒坝岔小学。对读书这件事有着坚定不移信念的梅朵拉措听说这个消息，拉着格勒，第一个到这所小学报了名。

在县城的课堂，黑板和教室被分成两半，一半用来教县城的孩子，一半教乡下的，只有一个老师教。一边在用“人民”造句，一边在学人民的“人”。一方面是师资依然不够，另一方面这样让底子差的学习汉语更快。

让格勒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县城，此后除了探亲，便没有太多机会回到那个有着农奴印记的家。从西南民族大学到中国社科院再到中山大学读博士生，跟着去北京工作、去成都当“博导”，是格勒此后的人生轨迹。

“妈妈不是觉悟高，她就是个文盲，只是看到有地方读书，就把我送了过去。”格勒说，到了学校，老师问：小孩多大年纪？她说不知道;哪一年生的？她说，那一年下雪。老师说：年年都下雪啊！

“就这样的一个母亲，偏执地认为读书能改变命运。”格勒说，“只不过差别在于，母亲认为能改变的是下辈子的命运，而我因为读书，后来知道了，命运从现在就可以改变。”

复杂的成长经历，使格勒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西藏社会的现实与困境。

按照格勒后来的调查，宗教和寺庙既是西藏农奴社会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超过11万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数一度超过1.6万人，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5万亩、牧场450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6万多人。

“西藏传统农业社会的形态保持了1000多年，政治上的最高利益是宗教。而法律、经济、文化、艺术都为宗教服务——画唐卡是为了信仰，学习是为了当喇嘛，也是为了信仰。”格勒说，“很长时期以来，西藏社会的价值标准都以宗教为核心。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也是要看是否利于宗教和信仰。”

“神秘”想象

1986年，格勒博士毕业后，到了北京参加筹备建立中国第一个藏学研究中心。直到2011年，他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位置上退下来，25年来主持了多项调查和研究。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校的博士生导师，讲授民族学和人类学。

尽管已经退休，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一项名为《藏区文化保护与现代化战略研究》的项目还在收尾阶段，还要录制“珠峰讲堂”的节目。

在他看来，藏文化的挖掘还远远不够。仓央嘉措的诗歌成为流行情歌。但很多人并不了解，最早把仓央嘉措的情歌翻译成汉文和英文的是于道泉先生。仓央嘉措被翻译过来的诗歌，其实只是沧海一粟。

按格勒的理解，仓央嘉措的诗受到关注，一方面在于他六世达赖的身份，另一方面则源于电影的推动。其实藏文文献很多以诗歌的形式记载，翻译为汉语和英文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在萨迦寺，几层楼高的书架上那些布满灰尘的书匣许久未曾打开过。里面是手写的经典，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较早被挖掘的藏文典籍，已发挥出重要价值。如1000多年历史的《四部医典》，让藏医成为藏区的支柱产业。“还有美术、绘画、雕刻、建筑、哲学等藏文化艺术都在沉睡中，需要被唤醒。”

“正是因为挖掘不够，西藏一直在许多人眼中显得很神秘。”格勒说。

1988年，他第一次去美国讲学。课毕有人提问：听说喇嘛可以在天上飞，你见过吗？格勒的回答说：“飞天壁画中有喇嘛会飞我见过，改革开放以后和我一起坐飞机去北京的活佛，算是我见过的飞的，能自己离地直接飞的没见过。”

在格勒看来，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什么关系。那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拥有西方文明中已经失去、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在他们眼中，西藏是一个充满智慧、慈悲的地方，没有暴力，没有尔虞我诈。

格勒也注意到国内也有类似情形：在中国当代社会时尚变迁中，西藏与当代人生活方式之间，呈现出复杂而有趣的关系，西藏成为中国人精神的终极向往。很多人戴着旅行团的小红帽、寂寞和人生的挫折感前来;他们希望让来自物欲时代的自己，完成一个心灵救赎式的短期培训班。

“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西藏，而是信仰。”格勒说。

现代化

在很多个场合，格勒都向人们讲述过自己如何从佛教信徒成为现在的无神论者。“我是信科学的。”在他看来，一个学者，必须要跳出信仰，用现代知识，去思考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才是有价值的。

“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是以经济为中心，这个是对的。但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未来你要追求什么？”格勒认为，西藏建区50周年后的今天，西藏来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西藏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需要怎样的现代化？”在格勒看来，只有把那1000多年历史的古籍经典全部挖掘出来，让西藏不再神秘，西藏才有可能在现代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必须是物质和精神相对平衡，传统在得到继承与发展的同时，物质生活有相应匹配的速度。”这个结论从格勒对藏文化历史的研究中可以找到佐证。

在格勒看来，强大的吐蕃王朝对今天的西藏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青藏高原各部在吐蕃王朝的统一下凝聚成强大势力，逐渐走出封闭的内陆高原，使得古代藏族社会生机勃勃。吐蕃的崛起源于对外开放，开放产生交流，交流能促进民族发展。吐蕃没有文字，就创造文字;苯教的信仰原始，不能够构成意识形态支撑统治，统治者就派学生去印度学习，引入佛教。

但频繁的战争和内部矛盾，使吐蕃走向衰落。随后佛教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教合一与农奴制让这片土地日益封闭。“只有精神得到发展显然不行，但完全摒弃精神，丢掉传统同样不行。”格勒这样认为。具体应该怎么做，格勒讲了一个他看到的变化。第一次去丽江古城，当地年轻人都不学东巴经，他们觉得这是死了的文字。隔了几年再去，很多年轻人穿着纳西族服装，开始向游客介绍东巴经。“这个过程是个自我觉醒的过程，要靠旅游赚钱，就要有地方特色，要向游客介绍自己的传统文化。”格勒了解到，以前政府办有关文化传承的培训班，没人去，后来老百姓自己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自己掏钱办班。“这就算产业化了，知道传统文化怎么用了。有了钱，反过来进行保护。这个过程，既传承了文化，也有创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