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学习之变

魏一平

大数据与互联网思维将会为传统教育和学习带来什么变化？这个问题，正在破解之中。

状元笔记

今年6月高考的时候，有近百位各地全国特级教师、教研员来到北京，他们要跟900多万考生一起参加高考，不仅仅要答题，还要为答案制定出评分标准。这是百度文库和觅题团队策划的一个活动，目的只有一个，让刚刚走出考场的考生们能够快速估分。

估分，看上去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实际用处的功能，可是在高考三天期间内，这个估分系统的在线使用人数一直保持在百万以上，最高的时候竟然达到了800万流量的峰值。怕考生知道自己没考好，影响下一科成绩的发挥，很多老师会反对考生去估分，但即便如此，在北京仍然有接近一半的同学上百度估分。来自山东的理科状元贾晶考了726分，她告诉记者，当初考完之后的估分与这个只相差了不到10分。

8月4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曼斯菲尔德爵士与中国的高考状元们一起讨论学习方法问题

其实，除了对一部分考生需要在考试结束之后、分数公布之前填报志愿外，估分的意义更大程度上是在于满足人的一种好奇心。这只是一次小小的体验式营销，这背后的真正野心在于用大数据的方式来打通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去年高考结束后，百度文库与各省的状元商定，把他们的笔记放到文库上，免费分享给师弟师妹们。最初，大家对状元笔记并没有抱太高期待，一直到拿到笔记那一刻，心里不免暗自惊叹起来。“每一个人的笔记都至少有四五本，很多人用五颜六色的笔分类标注，状元们的笔记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记录了他们各自的一套学习方法。”百度文库负责人李小婉回忆。状元笔记成为学生们备考期间最抢手的学习资料，总下载量已经超过百万次。

也是这一次笔记分享，让李小婉他们更加深刻意识到了传统教育的门槛。“很多高水平的老师，能意识到今年要考的重点、怎么考，但他并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说不出为什么。这就是经验问题，传统应试教育中，老师的经验成为一种无形的实力，从而出现了很多超级中学。”李小婉解释说。但是，这种隐性的知识可以用显性的数据来表达。全国有1500万教师，其中800余万是百度文库用户，有2万余所学校的近8万老师已经取得了文库的实名资格认证。此外，文库上每天有5000万用户，产生1亿的浏览量，每天有20万用户上传文档，现在文库已经储备了1.3亿个文档。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种显性的数据关系。依照在海量数据基础上的计算，文库能够清晰地掌握，一个知识点在哪些地区更受关注，以及它再次出现在高考中的概率有多高。

大数据是一切的基础，反过来，每一个用户又成为大数据的贡献者之一。觅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一款针对高考必考点的APP，既然文库集合了海量的练习题和考试题，那为什么不干脆开发一个可供学生们主动学习的试题平台呢。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如何辨析易错考点以及寻找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成为他们的第一需求。“虽然考试这种方式有很多弊端，但只有用更高效的方式确保理想考分之余，中学生才能解放出时间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李小婉解释道。为此，觅题从全国聘请了一支庞大的教研团队，解决了线下辅导价格较高及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等问题。今年4月上线后，觅题以考点推荐和热点预测为方向，迅速成为考生备考的“利器”。

与此同时，代表着高中学习巅峰水平的高考状元笔记，成为大数据链条上的一个亮点。去年，仅仅是将状元笔记扫描上传，就影响了上百万高中生，今年，文库的工作人员想再进一步，在原版笔记基础上，将各个知识点加以再整理，期望能够呈现出状元们的学习方法和思考路径。来自吉林的文科状元张哲向记者感慨，状元笔记看上去五花八门，但若透过表面看实质，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方式，“找对了适合自己的方法，就会事半功倍”。

而如何通过分析海量的数据来寻找一套更为高效的学习道路，则是互联网时期传统应试教育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学习的革命

十几年前，一本《学习的革命》曾经风靡中国，一时间兴起了五花八门的速成班和脑图训练班，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任何知识的学习都有其规律，没有捷径可言。去年的陕西省理科状元李强已经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了一年书，他向本刊记者感慨，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学习方式跟之前最大的不同是减少了对知识的重复性学习。“知识需要不断重复，再重复，不一定所有学习都是为了马上创新，但把知识融会贯通，将来才有后劲。”

8月初，百度文库组织今年的10名高考状元去英国访学，状元们先后拜访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聆听了不同领域的讲座，从飞机发动机到人工智能，从计算机视觉到宗教改革。但最有收获的一次碰面，要算在诺丁汉大学拜访诺贝尔奖获得者曼斯菲尔德，他们面对面讨论了学习的方法问题。

花白头发，粉色衬衫，灰色开衫毛衣，搭配上一条印有诺丁汉大学校徽的深色领带，已经82岁的皮特·曼斯菲尔德爵士（Sir Peter Mansfield）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很容易让人忘了他的年龄。他是200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他是诺丁汉大学的镇校之宝，他是临床医学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的发明者。

能够见到曼斯菲尔德爵士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月前，组织方就此向诺丁汉大学提出建议，在当地孔子学院的协调下，由诺丁汉大学校长亲自出面邀请曼斯菲尔德爵士，才终于促成此次状元与大师的会面。就连在诺丁汉大学就读的医学博士后邢悦都激动地告诉记者，她来诺丁汉几年时间都只是从照片上见过爵士，今天才终于一睹真容。

如何能够更精准地探知人体组织内部的结构，一直以来都是医学界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此之前，从X射线到B超，再到后来的CT技术，这一目标在不断接近，但各有局限，距离临床医学的追求仍有很远的距离。其实，磁共振现象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被证明了。1952年，两位美国科学家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候，曼斯菲尔德刚刚结束了在一家打印店的工作，重返校园。他1933年出生在伦敦，15岁那年就辍学工作了。此后，他考上了伦敦玛丽女王学院攻读物理学。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磁共振现象都被用于石油探测领域，据曼斯菲尔德回忆，那时候他的志趣是研究火箭的抛光技术。

转折点出现在1973年，长期对观察固体剖面影像有兴趣的曼斯菲尔德，将观察对象转向了动物。他们在很多小动物身上做实验，以至于后来领取诺贝尔奖之后，曼斯菲尔德开玩笑说：“要是放到现在，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我们。”他花了很长时间去说服医疗器械厂商制造设备，但绝大多数都是拒绝。直到上世纪80年代，第一台临床应用的磁共振成像仪才正式诞生。

状元们听得津津有味，颇具专业性的技术疑问接踵而至。“磁场对金属过敏，那体内有金属移植的病人怎么办？”“理论上说是不是只要提高磁场强度和扫描时间，就会提高影像的清晰度？”……每次问题提出，曼斯菲尔德爵士都要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回答。

直到今天，在隔壁实验室的黑板上，贴着两张A4纸打印的黑白老照片。那是上世纪70年代，曼斯菲尔德爵士带领他的研究团队试验第一台磁共振成像仪时拍摄的。由于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种成像技术对身体的伤害性，曼斯菲尔德成为第一个躺进仪器做实验的人。照片上，年轻的博士生们留着长发，戴着方框眼镜，像是披头士乐队的唱片封面。“为什么您能在这一领域保持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呢？”曼斯菲尔德爵士的回答简单有力：“那是我的工作，思考一件事情可以带给我乐趣和动力。”

快结束时，我向曼斯菲尔德爵士提了一个我最关心的问题：“英国的教育更重个性培养，没有冠亚军，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呢？”爵士停住脚步，很认真地说：“我喜欢聪明的，当然更得努力。”走了两步，他又转过头强调了几遍：“Harder！Harder！Harder！”边说边用手做出狠狠抽鞭子的动作，嘴角露出了一丝调皮的笑。他的助手在一旁帮忙解释道：“大家可能感觉要获得诺贝尔奖，必须要天天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而生的，是日复一日的实验和思考得来的。”

在拜访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与去年刚刚接任中心主任的梅建军教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1937年，已经37岁的李约瑟开始学习中文，他对中国的科技演变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48年，他计划写一本有关中国科技史的书，后来这部书不断增加篇幅，直到他95岁去世那年也没有完成。现在，按照李约瑟当初所列出的提纲，还有三卷尚待编纂。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聚集到剑桥大学这座木质结构的小楼里做研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当年李约瑟的心愿。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无用的研究，但历史研究的价值往往不是即时显现的。”梅建军教授经常面临质疑，但他强调，学习与学术并不是一回事。“高考状元是这些年轻人在基础知识学习阶段所取得的成绩，现在要读大学了，除了继续学习基础知识，还要开始接触最前沿的知识，将来读博士做研究，想的是怎么在既有知识基础上去做知识的创新和生产。”梅建军教授解释道，“从这个意义上讲，状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翻转课堂

在英国访学期间，正值“中国老师与英国学生课堂冲突”事件持续发酵，BBC请了五位中国老师去英国给学生们上课，结果因为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差异，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刨除电视媒体在选取素材方面对冲突的有意放大，这背后的中西教育理念分歧，却是不可否认的。在诺丁汉大学交流的时候，英国学生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状元”这个群体，翻译只好解释成是“考试中的冠军”。但是，在欧美教育体系里，学习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并无第一第二之别。申请剑桥、牛津这样的顶级大学，也只是需要在优异的基础知识考核之上，再通过面试进行一系列综合筛选。

但是，随着互联网在教育中的深度应用，这种传统的“大锅饭式”的应试教育正在发生改变。上海第十中学的计算机老师王文辉对此感受颇深，他向本刊记者解释，传统的教育方式，对教材中很多内容没法展示，借助互联网手段，老师在课堂上开始大量使用微视频、微试验等手段，让学生更立体地接受知识。但这还只是互联网应用在教育上的第一阶段，只是工具性应用的层面。

第二阶段，也即大数据时代，新的教育发展方向是个性化学习。王文辉解释说，互联网将学生和老师放到了一个起跑线上，之前的信息鸿沟被大大拉近，通过网络分享式学习平台，学生可以接触到的教育资源与老师是对等的。教育中一直倡导的“因材施教”也终于具备了实现的可能，学生可以通过网上学习，基于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在网络上留下自己的学习痕迹，在抓取这些大数据并作进一步计算之后，网络就可以自动判断出学生的学习偏好，从而有针对性地分配相应内容和学习方式。

最新的流行趋势是一种被称作“翻转课堂”的学习方法。以往，老师上课的时候主要是传授知识，为了保证效率，通常把全体学生都默认为是“沉思型学习者”，等老师讲完之后，再交给学生讨论和练习。但在教学中，王文辉逐渐发现，尤其对那些男生比较集中的实验班来说，更受欢迎的是一开始就抛出一个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因为他们大多属于“活跃型学习者”。现在，有了“翻转课堂”，实际上就是让学生把学习过程转移到课下，通过网络平台去完成，然后网络会把大数据分析后的每个学生的特点反馈给老师，老师在课堂上则进行针对性的分组练习和作业。将学习放在家里，将做作业放到课堂上，学习过程实现了一种“翻转”，但个性化、自适应的学习却得以展开。

互联网一方面缩小了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通过教育资料的分享，让偏远地区的学生也有机会接触更丰富的学习资料，但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地区之间的差异反而在进一步拉大。王文辉去年跟随华东师大的一个项目组去宁夏推广互联网教学，结果发现很多地区硬件设施落后，有电脑，但是因为宽带速度太慢，几乎没法用。

一项针对去年高考状元做的调查显示，只有极少的状元是农村的孩子，其余全部是城市户籍，“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已经成为常态。从这次同去英国交流的10位状元也能管窥一二，他们有一大部分来自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不仅学习优异，也各有所长，钢琴、绘画、书法都玩得有模有样。他们大都出生于1997年左右，是标准的互联网原住民，从上小学开始就接触网络，到现在已经明确培养出各自的兴趣与方向。比如，来自新疆的理科状元多力岗就是个疯狂的汽车迷，他报考了清华大学的汽车工程系，希望将来能去德国深造。在剑桥大学听一位工程系博士后讲解飞机发动机时，他们进行了相当精深的专业对话，多力岗笑言，自己的汽车知识都是从网络上自学的。

在王文辉老师看来，互联网就像一面镜子，最大的功能就是照耀出每个学生的个性与模样，不仅让老师可以“因材施教”，还可以让学生发现自我，大胆去追求自己的所爱。依托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未来的学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自我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