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石渠宝笈特展”：《清明上河图》全卷打开

朱蓝

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大庆，为此将推出一系列涵盖各个文物品类的展览。于9月8日开幕的“石渠宝笈特展”是尤为令人瞩目的书画类大展，近200件珍品将悉数亮相故宫武英殿和延禧宫，其中包括《游春图》、《清明上河图》、《伯远帖》、冯承素摹《兰亭序帖》等重量级书画国宝。近6米长的《清明上河图》在本次展览中是近10年以来首次全卷打开，堪称盛事。

“石渠宝笈”是什么？这个收藏专业领域的词汇伴随着今年的故宫大展，逐渐热了起来。“石渠”一词出自《汉书》，西汉时，皇家图书的典藏与编校机构设有“石渠阁”、“天禄阁”，在后世流传中，将“石渠”、“天禄”指代为皇家收藏图书典籍。《石渠宝笈》就是清代乾嘉年间由皇帝亲自主持编纂的一部大型书画著录文献，详细记载了清宫内府书画收藏的状况。继北宋《宣和画谱》以来，历代皇家没有像清代这样重视历代书画的收藏、鉴定与著录，清代发展至乾嘉时期，经济富足，加之乾隆皇帝本人对书画热衷，成就了这样一部典籍。此外，乾隆皇帝对历代古籍善本也广为搜罗与庋藏，他专门辟乾清宫昭仁殿为“天禄琳琅”，广纳天下珍本，详考其刊印、流传、年代、鉴藏等问题，又成就另一部著录典籍《天禄琳琅书目》。至此，清代宫廷对中国书画艺术、善本古籍的保护与传承就以两部皇皇巨著，向汉代的“石渠”、“天禄”二阁致敬。

清 郎世宁  王致诚  艾启蒙 《安德义画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局部）

世人多诟病乾隆皇帝附庸风雅，题诗无数，尤其在其收藏的书画珍品上题字，几乎每件都题，密如佛头着粪，这从本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上都可窥见。但反过来看，也说明他对书画的痴迷喜好。有评乾隆的书法俗气，实在是因为题字太多，其实他学赵孟頫非常用功，后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字体偏长，中正平和，有帝王贵气。本次“石渠宝笈特展”上展出赵孟頫书《洛神赋》及乾隆行书《随安室诗》，观者可以自行比对。

“石渠宝笈特展”以《石渠宝笈》这部著录典籍为主线，在故宫的展览中尚属首次，对观众来说，欣赏书画的难度也被提高了。与那些单一线索的专题展不同，《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作品量非常大，内府鉴定收藏有专门制度，编纂有复杂的体例，这些作品的庋藏更替、流散沉浮也有着曲折经历，所以，要想更加深入地欣赏这个展览，必须要对《石渠宝笈》有所了解。

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石渠宝笈》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共著录历代书画作品8000余件（注：这其中含有《秘殿珠林》所著录的宗教题材书画作品）。在乾隆皇帝（后期是嘉庆皇帝）的主持下，参与该书编纂的编纂官、词臣达31人，他们多为有书画特长者，直接参与内府收藏书画的遴选、鉴定、定级，并为之著录。而《石渠宝笈》就像是为这8000余幅作品建立的专属档案。

《石渠宝笈》“初编”，所有作品按编纂体例分为上等和次等，于作品标题下写明，上等作品钤“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五印，称为“五玺全”。如果该件作品贮藏于乾清宫，还要加盖“乾清宫鉴藏宝”殿座章，以此类推其他贮藏地的殿座章。次等作品则仅钤“石渠宝笈”和“乾隆御览之宝”二印。文字描述上，上等详尽而次等约略，但都记述作品尺寸、质地、书体、画法、内容、题跋、印章等，并考订作者、流传、鉴藏过程，以按语标出，所以是书画研究至为宝贵的材料。

“续编”和“三编”基本沿承“初编”，但文字上不再分为上等、次等，更加详尽。据记载，“三编”在文献征引方面，引用书籍达160余种。入“续编”作品除沿用钤盖“初编”之“五玺全”外，还要加钤“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印，以示区分，称为“七玺全”。此外，再加钤贮藏地殿座章，称为“八玺全”。入“三编”作品，将“五玺全”中的“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改为“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依然为“五玺全”，并加钤“宝笈三编”，以示区别于前两编。

除鉴藏体制完备的钤印制度，经内府收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还具有其他明显的皇家收藏特点：重新装潢，并大多有乾隆皇帝及词臣们的题识。在内容上，《石渠宝笈》不仅著录晋唐以来的法书绘画名迹，也将本朝皇帝、宗室、臣工的书画作品罗列于内。“续编”较“初编”，增加了历代法帖丛刻，涉及典章制度的诸大事件的宝贵实录绘画，如“南巡”、“交战”等图，以及部分西洋画都在其中。“三编”搜罗更广，包括书画、碑帖、缂丝、图像等品类。

本次“特展”的近200件作品，都是精选之作，分为两个部分：“典藏篇”放于武英殿，以三个单元介绍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珍宝的鉴藏、流传及辨伪情况;“编纂篇”放于延禧宫，从五个单元展示《石渠宝笈》编纂成书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展览结构，围绕著录典籍的特点，将书画作品、文献佐证结合呈现，希望让普通观众和专业人士都能找到令他们激动的视点。

特展典藏部分的“皇室秘赏”，都是晋唐至明清法书绘画名迹，件件绝世珍品。东晋王珣《伯远帖》，入《石渠宝笈》“初编”，为已知确认为晋人书迹的唯一作品，在书法史上的价值非常高。此帖是王珣想念友人的一封书信，文辞简练，意境怅惘，书迹古淡天然，晋人风度。乾隆皇帝非常喜爱这件作品，将它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并称“三希”，置于养心殿温室，称为“三希堂”。经后人研究，“三希”中，二王父子作品皆为后代书家临仿，唯有这件《伯远帖》真迹无疑，它的价值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标志中国山水画趋于成熟的开山肇始，入“续编”。画作绘春日光景，佳客游山玩水，山石有钩无皴，青绿填色，泥金晕染，整体布局已经克服了早期表现山水时“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毛病，画境非常自然生动，颜色古艳明媚，为“金碧山水”。此图没有名款，但在画前有宋徽宗瘦金书：“展子虔游春图”，因而得名。

唐冯承素摹《兰亭序》，为“兰亭八柱”之三，被认为是最接近王羲之原作的双钩摹拓本，入“续编”。目前已知王羲之并无真迹存留，赏“冯摹兰亭”，可神会“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王书之妙。有了王羲之这一篇优美的文辞，又有这一篇在书法史上无法逾越的绝世之作，中国人的精神领域里就有了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块专属之地，围绕它的创作、研究、雅集、唱和层出不穷并绵延历代，那就是“兰亭”文化。

宋代，花鸟画因为“格致”的思想，呈现出一批穷极物理、精致非常的作品，它们对自然物象的掌握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北宋画家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入“初编”，在精准之外，还增添了“写生”的灵动性，正如沈括论及“写生”所说：“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赵昌也颇以之自诩，自号“写生赵昌”。此幅花鸟画描绘三蝶起舞，蚱蜢静待，野草闲花，一派秋原野色。构图与用色，是这幅画作最别具匠心的地方。

国宝《清明上河图》在休眠10年之后，终于全卷展开让世人一睹它的风华。这件长卷入“三编”，也是北宋张择端的唯一传世之作。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知名度非常高，但创作者平生也就仅有此一二件作品流传，如此幅《清明上河图》，如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这些作品有如神助，意境、技巧之高，难以揣测。欣赏近6米长的《清明上河图》，之前若能读一读《东京梦华录》，可以有更好的文献参照。全卷楼阁屋宇、贩夫走卒、车马舟船，一丝不乱。

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国宝，在清末及民国初年由于政权更迭、战乱频繁而流散出宫，历经劫难。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购买、捐赠、调拨等方式，这些散于各处的国宝又纷纷回到了故宫。如宋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入“续编”，长为429.8厘米，全卷绘1200多匹马，140余人，细看可谓毫发毕现，蔚为壮观。

参与《石渠宝笈》编纂的31位词臣，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书画专长，也有过相关研究专著。举例二人做一管窥：张若霭，安徽桐城人，是大学士张廷玉之子。他本人擅长书法绘画，以内阁学士参与纂修《石渠宝笈初编》，后累官至礼部尚书。他有《临明朱竹书画》卷12段，分别临仿明代画家孙克弘、张忠、宋旭、莫是龙、丁云鹏、周之冕、侯懋功、璩之璞笔意，绘画的朱竹意态多姿。朱竹的典故，来源于大文豪苏轼的文人意气，世间本无红色竹子，也无墨色竹子，如此表现，自然之态不失，更能表现文人画的放逸，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另一位张照，华亭（上海）人，长于书法与戏曲。他是康熙年间进士，乾隆时期历任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内阁学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等职。他的书法学董（其昌）、颜（真卿）及米（芾），成为“馆阁体”代表人物。他也是《石渠宝笈初编》的主要编纂官之一，深得乾隆皇帝信任，被誉为“五词臣”之一。他的《行书弘历读昌黎集诗》轴录乾隆御制读昌黎集诗一首，朴茂厚重，堂皇雅正。

《石渠宝笈》有如宝山，此次“石渠宝笈特展”更加难得，是将经典书画著录进行深入挖掘并发展的重要尝试。特展的起因之一，其实源于故宫编纂的《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经过6年细心整理和搜集图片，故宫首次为这套典籍尽可能地配上了彩图，这对传统书画著录为一大进步。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故宫博物院相关专家渐渐萌生为此做一个展览的想法，经过不断论证与遴选，“石渠宝笈特展”终于成型，从手工誊录的皇家秘藏典籍到电子印刷图文并茂的现代出版，再到可以供全社会人士都可以近距离参观的大型展览。配合这个展览，故宫还出版了《石渠宝笈·典藏篇》、《石渠宝笈·编纂篇》两部大型图录，忠实记录展览结构、作品，又从展览回归书籍，这可能就是《石渠宝笈》这部皇皇著作亘古存在的意义。（故宫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