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吉林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

□璩竹林

虽然吉林市目前土地流转形势较好，但依然存在不少制约土地流转的瓶颈，它们制约了该市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发展。

1 农民多重顾虑不愿土地流转

2013年秋季，桦甸市常凯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计划以每年每公顷1万元的价格，到该市八道河子镇承包1 000hm2以上耕地来集中经营。公司与该镇新开河村、当石村等村屯的农民进行了接触，但都吃了闭门羹。

新开河村党支部书记董玉贵告诉记者，农民不愿将土地流转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顾虑：

公司实行机械化大生产，需要将耕地重新打垄以适应大型机械耕作，而农民的土地面积基本是按照一亩地几条垄来计算，重新打垄扩宽垄沟之后，每亩地垄数自然就减少，农民担心流转期结束，不能按原来的垄数收回土地，导致耕地面积隐性缩小；

当地农民的耕地普遍较少，因此他们每年农忙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不太影响外出打工，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重，宁愿粗放经营，也不愿意将耕地流转出去；

另外，还有一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把土地作为自己最后的退路，也不愿长期将土地流转。

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常凯农机在八道河子镇集约化经营土地的想法最终未能实现。

无独有偶，2013年，有投资商计划到永吉县北大湖镇郭范村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因为土地流转承包金与农民谈不拢而未能落户，最终选择了该镇另一个村投资建设了种植基地，这件事情至今仍让郭范村的村干部十分遗憾。

龙潭区金珠镇南兰村农民赵士刚经营的士刚家庭农场在土地流转中，也遇到了农民因担心标准化种植导致土地有效种植面积减少而不愿流转的情况，致使农场耕地不能连片经营，增加了农场的耕作成本。

吉林市农委农经处处长李钟声告诉记者，按照中央关于土地流转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若农民不愿流转土地，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多向农民宣传政策，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算清楚收入账，让他们意识到流转土地、增加打工收入的好处，尽快转变观念，加快推动土地流转。另外，吉林市已经准备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试点，这项工作将明晰农民承包耕地的面积和四至。这项工作完成后，农民担心的土地有效种植面积减少的顾虑将不复存在。

2 贷款难度大制约土地集约化经营

资金不足、贷款难，是当前吉林市土地规模化经营普遍存在的难题。

2013年，桦甸市公吉乡新安村由村党支部、村委会牵头，成立了兴农、益民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村里的120hm2耕地承包了下来。“承包费60多万元，买两台农机将近40万元，合作社刚开张，我们的钱就不够了。想去信用社贷款，不光手续多，贷款额度也不大，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新安村党支部书记权龙国告诉记者。

今年赵士刚计划再承包40hm2耕地，将农场扩大到100hm2。但承包金和购买农资、维修机械、人工费用等开支，今年至少要准备100万元才能满足春耕时的资金需求，赵士刚计划向金融部门贷款。但是一打听才知道，他缺少有效的抵押物，贷出这笔款项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金融部门也有苦衷，作为企业，他们必须要规避放贷风险，因此，有效抵押物是贷款者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吉林市环城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事业部经理郝进宝告诉记者，农信系统针对赵士刚、新安村这样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开发了多款金融产品。

粮食直补保证贷款。需要土地流转后的耕种者能够得到国家的粮食直补款，按照直补款确定贷款额度进行贷款。但是在土地流转时，吉林市大部分流转土地的直补款由原土地承包户领取，赵士刚也是如此，他显然不能走这条路子。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这款产品需要有贷款需求的种植户与相应的土地流转中心签订合同，将土地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流转给中心，以每年土地收益为抵押物进行贷款。这款产品前提需要由政府建立起一个土地流转平台，而吉林市仅个别县市搭建了此平台。赵士刚的贷款依然是“此路不通”。

郝进宝告诉记者，省农村信用联社还开发了农村合作社法人贷款和农村合作社成员贷款两款新产品，但是目前正处于调查摸底阶段，未正式启动。目前，农信部门正在研究无籍房抵押贷款的可行性，并在研究适当简化贷款程序、降低贷款门槛等问题。

虽然有多款金融产品，但是看来今年春耕的时候赵士刚是享受不到了。100万元，成了士刚家庭农场快速扩张的一块绊脚石。

吉林市委、市政府多次组织市农委、市金融办、银信等部门研究解决这一难题。市农委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多次牵头组织种植户和农村信用社、农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对接会，由农户和银信部门双方共同探讨这一难题的解决办法。李钟声告诉记者，种植户要积极主动与金融部门沟通，尽量为顺利拿到贷款创造条件，各县（市）区政府也要加快农业融资平台建设，探索成立农业投资公司或农业担保公司，着力破解种植户融资难题。另外，有条件的种植户不妨尝试一下融资，引进有实力的公司或个人进行合股经营，以期走出资金困境。

3 农业社会化服务缺失影响集约化经营

2013年承包了120hm2土地之后，权龙国和两个合作社12户社员都铆足了劲要大干一番。

由于新安村是朝鲜族群众聚居村，权龙国仅在年轻的时候种过两年地，其他社员也多年在外打工很少接触耕地，“包地的时候想得挺好，种地的时候就‘麻了爪’。”权龙国说。

土地平整完之后，需要购进机械设备。经过考察，他们购买了两款大型机械，但是到地里一试，才发现机器的型号买大了，浪费资金不说，也未能发挥出机械化耕作的最佳效果。秋收的时候，他们吸取了春耕的教训，购买了小型的玉米收割机，却发现这次机器型号又买小了，收获效率太低。由于缺少耕地种植、管理经验，承包的又是刚刚“水改旱”的耕地，2013年权龙国他们的120hm2耕地仅收获玉米100万kg左右。

相对来说，赵士刚就显得老练得多。虽然是多年的“老把式”，2013年，赵士刚还是引进了松花江种业有限公司为其进行技术指导。在公司专家的指导下，士刚家庭农场改装了机械设备，调整了垄距和种植密度，使机械设备与土地条件相匹配，并进行了测土配方施肥，中期还进行了追肥。虽然有一半“水改旱”地，2013年，赵士刚的62hm2耕地收获玉米75万kg。耕地只有对方的一半，产量却达到了对方的3/4，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威力”可见一斑。

“要想扩大种植面积，今年说啥也要多找明白人给我做指导，这么摸着石头过河的‘学费’太高了。”权龙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几家公司与其联系过，但是他觉得有些公司根本不靠谱，明显就是忽悠他买公司的农资。“这么多公司，怎么才能选出一个真心为我们服务的呢？”权龙国有些无奈。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开发这一市场的企业鱼龙混杂，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在为农民着想，而作为公益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单位，乡镇农业站、农机站、水利所等涉农机构因为服务面积大、服务对象多，很难做到单一针对种植大户的精确指导。采访中，有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建议，在加强公益性社会化服务的同时，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出台政策，在用地、审批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推广先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经验做法，加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从而实现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来源：《江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