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5
赖宁静,丁鸿浩,柳书常,林婕妤,叶恩铭,吴小刚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以及三胎政策的实施,儿童教育问题与儿童成长发育的环境状况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在当代大都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儿童由于过多的时间都被电子产品和繁重学业所占据,从而患上了“自然缺失症”,该词由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林间最后的小孩》(Last Child in the Woods)中首次提出,其描述的是,当代人类由于过少的户外活动时间而导致自身行为等问题不断增加,而这在儿童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2015年7月,在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MCF)发布的《城市中的孩子与自然亲密度的调研报告》中显示,13.96%的深圳孩子具有自然缺失症方面的倾向,在全国范围的调研中,16.33%的孩子有类似倾向[2]。这一调查报告表明了当代城市儿童出现“自然缺失症”问题的发展态势愈加严重。由于这种从小的自然缺失,使得当代人在应对一些例如升学压力以及疫情后遗症之时,暴露出了薄弱的身体素质及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针对城市儿童“自然缺失”的现象,自然教育逐渐得到重视,自然教育强调在自然中体验学习关于自然的事物、现象及过程的认知,是一种具有较强交互性的沉浸式学习过程[3]。良好的自然教育能够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其成长发育道路注入强劲的动力。
作为构成城市有机体的基本单元,社区及其环境是城市环境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儿童能够快速到达的自然空间,对儿童的自然教育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当前一般性的社区公园中,审美和游憩仍是其主要目标,自然教育环境建设十分边缘[4][5]。对于社区公园景观设计中的体验、互动、情感等重要因素欠缺考虑,忽视了儿童与自然的联系。因此,本文对社区公园如何增强儿童与自然之间的交互进而达到自然教育的目的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以福州地区的社区公园为空间背景,3—14 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然教育理念,对社区公园中的交互性景观偏好展开研究。景观偏好产生于人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是观赏者感官接收到的景观所给予的刺激,通过注意力选择、文化及心理状态、个人社会背景等来判断和解释景观,从而形成一定的认知,产生喜好程度的主观评价过程[6]。景观偏好的研究是提升优化交互性景观的重要方法之一。进而通过运用联合分析法,进行场景模拟收集儿童评价,以此表示儿童对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的整体偏好。并通过进一步的访谈调研,深度解析所得数据结果,探究其偏好的内在原因,以期探索出一条富有教育趣味性、互动参与性的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设计之路。
联合分析法是一种融合模拟方案构建、数据调查采集及综合统计分析于一体的多变量分析方法,于1964年首次由统计学家Tukey 和心理学家Luce 提出。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应用性的研究占据了理论发展的主流,这证明了联合分析法在选择及评价领域的有效性和可行性[7]。
随着逐渐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不断拓展的实践创新,联合分析法被应用于多个涉及多变量选择评价的研究领域,如风景园林设计、产品设计、金融业及旅游业等。本项目研究采用的是联合分析法中的全轮廓分析法(CVA),其自20世纪70年代被研发以来,已成为混合型联合分析法中应用最多的种类,通过全轮廓联合分析法进行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影响评分的主要属性的效用值。
此次运用全轮廓联合分析法研究儿童对于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的偏好,相比普通的全文字性问卷调查更具准确性与预测性。一方面,完整且有对比的具象模拟场景使得受访者在评价之时的感受更加直观,所得到的评价也更加准确,特别是对于此次年龄范围在3—6 岁的年幼儿童。另一方面,目前交互性景观的设计与应用缺乏系统性,各交互层次完整的案例较少,因此,采用模拟完整场景进行实验研究可使得结果更具预测性。
运用联合分析法首先需要确定研究对象的主要属性与水平。属性即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或指标,水平是指这些属性相对应的取值。本次研究对象选择的是福州地区的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专家访谈以及实地走访,确定从人与环境的主要交互层次展开研究分析,主要包括知觉交互层、行为交互层和情感交互层3 个层次[8],并在此基础上以自然教育理念为导向选取了6 类主要属性。最终确定模拟场景的组成为:“感知交互、行为交互、情感交互”3 个层次的6 类主要属性及其水平,共计14 种不同的交互性景观水平。主要包括(1)感知交互:植物配置(单一、丰富)和动物类型(鸟类、昆虫类)水体类型(静水、动水);(2)行为交互:空间类型(开敞、半私密和私密)、地形类型(平地、坡地和台地);(3)情感交互:场景主题(自创游戏、自然课程和培育体验),如表1所示。
表1 中6 项影响属性的效用与受访者选择某一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的模拟场景的总效用之间的关系,计算公式为[9]:
表1 模拟场景属性及其水平
其中,Y 表示模拟场景的偏好得分;m 表示场景的属性数目;k 表示该属性下的水平数量;aij表示第i 类的第j 种属性的偏好效用值,该属性出现时Xij取1,不出现则Xij取0。效用值aij为正,则说明受访者对于该类属性水平持正面评价;为负即持负面评价;如果偏好效用值接近0,则说明这类属性对于模拟场景的评价得分影响不显著,b 则为模拟场景中背景环境造成的常量[10]。
在确定模拟场景的属性及其水平后,如果按照全轮廓实验设计要求将会产生23×33个模拟场景,显然超过了受访者的理性判断范围,这必然影响研究的准确性。因此,本文运用SPSS 统计软件中的正交实验设计模块,生成了能够满足回归计算最低要求的16 个组合,如表2所示。为了使受访者能够直观的进行比较并评分,借助Sketch up 等软件将各个水平要素的组合进行可视化处理为模拟场景(图1)。通过参考儿童活动场地的实景图片及设计图纸,在展现场地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尽可能的精简设计元素,统一除相关属性的其他内容,弱化背景底板,以规避不相关的干扰因素影响实验结果(图2)。因此,场景中除了6 类属性的15 种水平外,其他条件均相同。
图2 部分模拟场景
表2 正交设计模拟场景列表
图1 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不同要素解析模拟
本次研究的受访群体为福州地区儿童,针对当地儿童对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偏好展开调查。调查问卷分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和模拟场景偏好选择2 部分。在问卷第1 部分中按照“性别、年龄、去社区公园频率、在社区公园停留的时间、在社区公园时的陪同人数”5 类因素细分儿童群体:(1)性别:男、女;(2)年龄:3—6 岁、7—12岁、13—14 岁;(3)去社区公园的频率:几乎不去、偶尔去、经常去、几乎每天都去;(4)在社区公园停留的时间:1小时以内、1—2 小时、2—3 小时、3 小时以上;(5)在社区公园时的陪同人数:独自一人、亲人陪同、1—2 个小伙伴、3 个或以上小伙伴。问卷第2 部分则让受访儿童采用李克特5 分制评分法评价16 张模拟场景图片。
调查实验在2021年3月—2021年8月进行,以线上电子问卷和线下实地调查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实地调查主要在五凤公园、国光公园、鳌峰公园、亚峰公园等福州地区社区公园对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共发放问卷289 份,其中有效问卷262 份,调查问卷的有效率为90.66%。在有效样本中,各群体占比如表3所示。
表3 样本描述性统计
其中,在262 名有效调查对象中,男女占比分别为50.76%和49.24%,所占比例基本持平;年龄方面,所占比例与年龄跨度占比基本相应;以上两方面的占比合理,保证了数据来源的有效性与准确性。在去社区公园的频率方面,几乎不去的样本量仅占8.02%,说明大部分受访的儿童都有去社区公园游玩的经历及习惯,这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在每次去社区公园停留的时间方面,将近一半的受访儿童的停留时间仅为1—2 小时,甚至有26.72%的受访儿童每次停留的时间在1 小时以下,这说明当前社区公园对于儿童的吸引力不够高,缺乏让儿童与之沉浸式交互的内容。在去社区公园玩耍时的陪同人群及人数方面,需要陪同的占比为94.27%,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儿童在玩耍时是需要陪同的,这与儿童的行为特征相符。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取的样本量与儿童对于社区公园的体验感情况基本吻合,选取的儿童样本量具有代表性。因此,此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相应分析具有说服力。
从表4 中可以看出,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与肯德尔等级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47 和0.862,同时它们对应的显著性水平P 值都为0.000,小于0.01,通过了置信度为1%的显著性检验,即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与肯德尔等级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都是非常显著的,非常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本文运用联合分析模型所提出的假设和得出的结论是和实际情况相互吻合的,能够比较真实准确的反映受访儿童对于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的选择偏好状况。
如表4所示,受访儿童在选择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时,影响其选择意愿的因素就重要程度而言依次是地形类型(27.38%)、场景主题(19.40%)、植物配置(16.94%)、空间类型(16.38%)、动物类型(12.22%)、水体类型(7.69%)。结合以上数据,统计分析受访儿童对不同交互性景观的喜好度效用值及景观相对重要性数据,并通过进一步的访谈调研,深度解析所得数据结果,探究其偏好的内在原因。
2.2.1 感知交互层
感知交互层主要包括植物配置、动物类型和水体类型。在感知交互层面的景观设计,主要通过不同的刺激手段,带给受众不同的感知体验效果[11]。这个层次的交互性最为直接且普遍,所占相对重要性较高,达到了36.85%。
(1)植物配置偏好结果与分析
如表4所示,受访儿童在植物配置偏好方面,更加偏好丰富的植物配置形式,结合访谈得知,色彩丰富、类型多样的植物组合对于儿童有更大的吸引力。儿童喜欢外形、质感、气味、色彩特别的植物,在活动流线的引导下,儿童会对植物进行观察、触碰、嗅闻、聆听,进而与植物空间产生多感官的交互性体验。
表4 景观偏好属性重要性输出结果和属性水平的效用值
植物作为景观规划中的重要元素,在儿童看来其拥有丰富的用途,因此在儿童活动空间的营造过程中可使用植物来构建儿童与自然的联结,并通过增加树种变化来帮助儿童对自然产生兴趣[12]。对于儿童活动空间的植物配置,因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应该有特殊要求,设计中应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的植物配置,设计出具有丰富感官体验且能美化环境的儿童活动空间[13]。
(2)动物类型偏好结果与分析
如表4所示,受访儿童在动物类型偏好方面,对于昆虫类的动物的偏好度更高,结合访谈得知,儿童更加喜欢昆虫这种可近距离观察和接触的动物,且其相对于我们日常所见的鸟类来说具有更丰富的种类和颜色。
动物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生物,儿童在与动物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会产生多样化的感官交互性体验,不同品种的动物会给儿童带来视觉感知上的刺激,动物不同质感的肌理和毛发以及各种叫声也会给儿童带来触觉及听觉上的丰富感知。生态学家Kellert 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儿童对动物的感知存在3 个阶段:7-11 岁主要涉对于动物情感方面的变化;11—14 岁为发展对动物的认知和事实理解;14—17 岁儿童增大了对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伦理和生态欣赏[14]。由此可以得知,本研究的对象,即3—14 岁的儿童对于动物的感知,主要是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初步认知理解。可通过设置动物喂养、与动物赛跑等活动项目,增进儿童与动物之间的互动,给儿童带来愉快的体验,加深儿童对动物的认知和感情[15]。
(3)水体类型偏好结果与分析
如表4所示,受访儿童在水体类型偏好方面,更加偏好动水这种水体类型,结合访谈得知,儿童更向往形态多变、声响丰富的动态水景,部分儿童热衷于观察其翻滚跃动的变化之姿,还有些儿童则沉浸于亲密的切身互动中。
水是生命之源,亲水是人类的天性,儿童更是如此,水景对儿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波特兰莱加希·伊曼纽尔儿童医院的儿童花园在花园入口处安置了2 个面对面戏水的小男孩雕像,使儿童在刚进入花园时,便被激发出想要与园内水景产生互动的想法[16]。在吸引儿童靠近水景之后,进而创造其与水景直接接触的机会,在触觉上带给儿童最直接的感知,使儿童与水景发生多方面的感官交互。在儿童活动空间中设计具有创造力和互动性的水景,有利于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17]。
2.2.2 行为交互层
行为交互层主要包括空间类型和地形类型。在行为交互层面的景观设计,主要集中在拓展景观的交互方式,丰富景观的交互内容,增强受众的景观参与体验效果等[11]。这个层次的交互性最为直接且普遍,通常发生在不经意之间,却能充分提升使用者的愉悦感,所占相对重要性最高,达到了43.76%。
(1)空间类型偏好结果与分析
如表4所示,“开敞”和“私密”2 类属性水平,效用水平都为负值,分别为-0.096 和-0.032,说明受访儿童在空间类型的选择中不偏好这两类空间。受访儿童最喜欢的是“半私密”这种空间类型,结合访谈得知,这种空间类型能够提供一定的趣味性和安全感,且不至于过于密闭,儿童可以利用半私密空间进行躲藏游戏和沟通交流,不但方便进出还具有一定的荫庇效果。
半封闭空间通常用限定性较强的有形实体进行围合,例如高差较大的地形、植被、墙体、栅栏等,使空间在视觉、听觉方面具有较强的隔离性,在心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领域感、安全感与私密性[18]。儿童在这种边界连续性强且具有向心性的空间中,可进行长时间沉浸式的游戏活动,并在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
(2)地形类型偏好结果与分析
如表4所示,受访儿童对“坡地”这种地形的偏好最大,其效用值达到了0.217,体现了儿童对于坡地的喜爱,台地地形次之,平地地形偏好最低。结合访谈得知,坡地地形空间富于变化,边界柔和,适合儿童进行游戏活动;台地地形空间层次丰富、界面平整且美观度高,但棱角坚硬,适合休憩交流,不适合游戏活动;平地地形空间较为单调,空间层次感差,不受儿童的喜爱。
地形作为活动场地的骨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场地空间的基本形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应尽可能的创造出丰富的地形变化,让高低起伏的小山丘成为孩子们滑行、追逐、躲藏的趣味场地,或是设置大面积的台地或下沉游戏场,从而形成相对独立安全的儿童游戏空间[19]。通过上述设计手法能够为儿童对环境的自发交互创造机会,为其交互活动建立基础,进而增强儿童的景观参与体验效果。
2.2.3 情感交互层
情感交互层的属性主要为场景主题。在情感交互层面的景观设计,更注重景观的主题,以及掌控整体环境意象,通过赋予景观一定的内涵,进而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11]。这个层次的交互性上升至情感层面,所占相对重要性为19.40%。
如表4所示,在场景主题偏好方面,儿童相对喜欢培育体验这类实践活动,而对于自然课堂和自创游戏兴趣寡然。结合访谈得知,大部分儿童都对动手进行植物培育这一活动兴致盎然;而对于主动参与户外自然课堂和自创游戏表现出较低的积极性,特别是年级较小的儿童,相较于培育体验这类实践活动,这两类活动对于儿童的体能、耐心、专注力和认知水平等要求较高,因此儿童对于此类具有信息量较大且难度较高的活动的喜好度更低。
游戏和体验是儿童认识世界和探究世界本质最重要的方式[20]。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游戏和体验,儿童的感官和参与积极性更容易被调动,从而实现积极的自然教育效果。通过对活动场地赋予一定的主题和内涵,能够打破儿童与环境之间的隔阂,实现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儿童有更良好的参与式体验,并最终导向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包括身体素质的增强、创造力的提升、知识面的拓展等。
本文采用联合分析法对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偏好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不同层次的交互性景观的偏好分析,并结合走访调查和文献查阅等研究方法,得出儿童对于不同类型交互性景观偏好的深层次原因。主要结论如下:(1)“丰富植物配置+昆虫类+动水+私密空间+坡地+自创游戏”的组合最受欢迎,即色彩丰富、形态多样、空间层次感丰富及趣味性高的交互性景观受到儿童偏爱;(2)行为交互层的交互性景观是相对重要性占比最高的部分,决定了交互性景观的整体空间和骨架,是自然教育理念下的交互性景观设计的重点;(3)六大景观偏好属性中重要性值最大,即最受儿童偏好的是“地形类型”这一属性,其次是“场景主题”,是吸引儿童的重要属性;(4)部分难度较高的交互性景观不适合年幼儿童,需要一定的引导和帮助才能发挥作用。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几点建议供参考:(1)在自然教育的理念下,应尽可能的提升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对于儿童的吸引力;(2)行为交互层的交互性景观所占偏好度最高,在设计时应优先考虑,有利于提升景观交互性;(3)“地形类型”是相对重要性占比最高的属性,其次是“场景主题”,这两类属性是设计时需要重点考究、深化设计的内容;(4)年幼儿童在体验和感受交互性景观时需要老师及家长的引导和陪护,因此陪护人员的使用设施及空间的设计也应放入考量之中。
儿童的健康成长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内容,儿童成长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儿童的成长,本文通过联合分析法分析儿童对于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的偏好,以期为社区公园交互性景观优化提升和自然教育环境设计提供启示和借鉴,让儿童拥有一个能够健康成长的社区公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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