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性、生产性、参与性——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兰雪静，阙晨曦*,汪新宇，兰思仁,2

(1.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福建福州350002；2.国家林业与草原局森林公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福州350002)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上曾是农业生产大国。但是截至2021年5月11日，我国城市化率已达63.89%，预计到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80%[1]。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导致了城乡的进一步割裂，城市与农业景观的关系越来越远，生态环境、粮食危机、食品安全、公众健康等问题更是日益突出[2]。为缓解这种现象，风景园林师尝试将生产性景观引入城市景观绿地系统中。生产性景观（Productive landscape）指的是融入了生产劳动和劳动成果，将人对自然的生产改造与景观设计相结合的一种有明显物质产出的景观形式[3]。在当前的城市化语境下，发展生产性景观不仅可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还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性和互动性为一体的绿地场所[4]，加强城市化变迁中人与环境、人与人的互动联系，实现城市可持续性的发展。

早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国内外生产性景观的发展相似，无论是早期园林中的“园圃苑囿”，还是中世纪的实用性园林，都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享乐。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份地农园（Allotments garden）的出现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为学校提供了教育机会。19世纪中后期，德国市民农园（Schereber garden）则由满足物质需求转变成提供体验农耕乐趣的机会。20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将参与社区农园（Community garden）种植提升至爱国运动，以此鼓励公众参与。在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以霍华德、莱特、黑川纪章等为代表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重新定义农业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研究重点在城市和农业的发展形态关系上。这段时期并没有出现明确的“城市生产性景观” 这一概念，主要注重农业的产出价值，通常以 “Urban Agriculture，Urban Farming，Peri-urban Agriculture，Metropolitan Agriculture” 英文术语称呼。20世纪90年代，城市农业的概念由日本传入中国，受日语的影响，国内学者一般沿用“城市农业” ( 后又衍生出“都市农业”) ，但对应的英文术语则不尽统一。因此早期的城市生产性景观是作为城市中的农业生产活动，以提供食物为主要目的。直至2005年安德烈·维尤恩（André Viljoen）和特琳·波尔教授出版的《Continuous Productive Urban Landscape》[5]一书中正式提出“城市生产性景观”——“Productive urban landscape”的概念，指出其是一种使城市开放绿化空间具有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等效益的方式。城市生产性景观与城市农业的不同之处在于更注重于非商品价值的产出，如在休闲游憩、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功能[6]。同年，国内开始关注生产性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应用研究。“美丽中国”“生态园林城市”“健康中国”“健康社区”等国家政策的提出，人们对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和田园式生活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城市生产性景观备受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注。为了清晰地展示国内外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研究现状、发展脉络及主题热点和趋势，以及更好地促进生产性景观在城市空间内的研究与实践，本文应用比较分析法，立足于国际视角，依托CNKI、WOS 数据库，借助CiteSpace 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并绘制出知识图谱。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采集

为确保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全面性，本文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CNKI）和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编制的全球文献检索平台（Web of Science）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发表时间设定为2005—2021年，数据采集时间在2021年8月30日。其中，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城市生产性景观”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去重、整理，过滤掉会议记录、报纸报道等类型以及明显与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得到173 篇有效文献，形成国内样本数据库。在Web of Science 的SCI 核心合集文献数据库中，以“productive urban landscape”开展检索，去除重复与非相关研究类文献，最终获取相关国外文献数据286 篇，形成研究的国外样本数据库。

1.2 科技文本挖掘与可视化

对检索到的论文进行多方位统计分析，采用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5.8.R1 进行文献数据分析和挖掘。从2005—2021年的发文量和主要国家发文量、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等方面进行客观和可视化分析研究，以期直观、清晰、多角度地展示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脉络。

2 城市生产性景观空间变化特征和研究发展阶段分析

2.1 空间变化特征

为直观呈现城市生产性景观在世界范围的受关注程度和研究状况，基于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各国发表相关文章的数量，获取相关研究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情况（图1）。生产性景观研究在国家间的分布不均衡，约80%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美国居于首位（发文量63 篇，占比22%），中国在国际上的发文数量相对较少（发文量15 篇，占比5%），可见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水平与其国情有一定关系。在研究成果方面，欧美各国更关注食物生产类城市农业，注重背后的社会功能和价值选择，如社区活动、民主决策、消除社会偏见和对全球化的反思以及对生态伦理的推崇。

图1 城市生产性景观主要国家/地区发文量分布图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major countries/regions of urban productive landscape

2.2 研究发展阶段分析

通过对文献初步分析处理，国内文献发文量（图2）可分为3 个阶段：2005—2010年是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研究发展初期；2010年起开始快速增长，在2010—2015年期间呈现“稳定波动”的状态，表明该领域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2015年起随着我国城市规划步入增量发展的快速时期，相关研究进入持续增长阶段。国外文献发文趋势与国内文献基本一致，但早在2008年发文量就开始快速增长，在经历2008—2014年期间“稳定波动”的状态后有“持续增长”的趋势。未来城市生产性景观相关研究将会更加全面深入。

图2 2005—2021年国内外发文量对比图Figure 2 Comparison of annual public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2005—2021

关键词可揭示文献的研究内容，利用Citespace 的关键词路径计算法，按照每年1 个切片分析关键词频次，得到图3 和图4 的国内外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图中节点大小与频次成正比，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为该领域研究关注的重点。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前30 个高频关键词的出现年份及频次分析，国外研究发展可分为3 个阶段（表1）：（1）第1 阶段，学者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从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等方面对城市生产性景观进行研究；以及从历史、文化遗产角度研究农业景观的类型。（2）第2 阶段，学者注重城市生产性景观管理模式的研究；着重考虑可持续食物系统的规划，提出绿色基础设施配置的实施路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社区花园具体的生产性景观类型的设计研究。（3）第3 阶段，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研究重点转变为引导公众参与，政府、机构支持等多方合作的管理方式；随着现代生活压力增加，关注城市生产性景观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从城市绿地探讨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生态效益，并且应用大数据等定量研究方法对生产性景观的认知评价。

图3 国外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foreign literature

图4 国内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literature

国内研究发展分为3 个阶段（表1）：（1）第1 阶段，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初级探索阶段，以教育意义和观赏价值为主，多应用于校园景观、世博会等展览性质的场所。（2）第2 阶段，这一时期内的文章主要学习欧美国家城市农业、农业城市主义、食物城市主义和可持续生产性城市景观等理论和应用实践；在策略上注重都市农业生态技术，为现代化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积极的引导。（3）第3 阶段，以风景园林学科研究为主，从城市绿地规划视角下探讨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园林景观设计，并出现了不同尺度城市空间（居住区、城乡绿道、农业观光园）的生产性景观营造。同时，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侧重点聚焦到可食用景观（可食地景）的研究上，注重可食景观在社区营造的实践，并且鼓励居民参与式景观规划设计。

表1 国内外文献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发展阶段对比Table 1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stages of urban productive landscape research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3 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热点分析

3.1 国外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研究热点

对主要关键词进行聚类统计（图5），国外注重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功能研究，结合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转向与具体文献，定性总结得出国外城市生产性景观的3 大主要研究热点（表2）。

图5 国外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图谱Figure 5 Clustering map of keywords in foreign literature

表2 国外城市生产性景观高频关键词聚类信息表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clustering information table of productive landscapes in foreign cities

3.1.1 维护生态环境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

不少学者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进行研究。其中，布伦达·琳（Brenda B.Lin）等认为不同的植被结构、增加当地植物多样性和城市透水铺装是城市农业系统的关键特征，它们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授粉、害虫控制和气候适应能力[7]。阿特曼（Artmann）研究开发了一个评估城市农业景观的实施和影响效率的框架[8]。在生产性景观的景观绩效研究方面，菲尔波特（Philpott）以社区花园为研究对象，量化生态网络结构在当地景观构成梯度上的变化，认为增加植被的复杂性，包括树木、灌木和植物丰富度，尤其是在集约化耕作景观中的花园内，会增强生物多样性和天敌的数量，对于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积极作用[9]。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城市生产性景观作为绿色基础设施的贡献性。此外，也有结合可再生能源、多媒体技术[10]的新型生产性景观实践研究，伯克·尼尔森设计的奥弗高庄园即将传统农业与新的生物能源生产性景观相互结合。在小尺度的实践研究后，学者开始从宏观规划城市生产性景观，以期最大程度发挥其生态服务效益。如阿巴西（Abbasi）以弗洛里亚达场地规划设计为例，将生产性景观整合到建筑和景观设计中，打造一个能生产食物和能源、水资源循环、废物利用并拥有巨大生物多样性的城市[11]。

3.1.2 解决粮食供给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

国外学者强调农业生产活动空间可作为城市的空间构成要素整合到城市绿地规划中，试图构建城市食物网络系统，缓解土地资源的浪费，保障粮食自给自足，促进当地城市可持续性的发展。对这一范畴的探讨包括“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CPULs）” “农业城市主义理论（Agrarian Urbanism）” “食物城市主义理论（Food Urbanism）”和“食物敏感型城市与城市设计理论（FSPUD）”等。“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Continuous Productive Urban Landscape，CPULs)由安德烈·维尤恩（André Viljoen）教授提出，是以城市中的连续性开放空间为基础，通过将城市农业嵌入城市开放空间中来创造连续的生产通道，以此作为城市可持续绿色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最终构建一个多功能性的城市绿化开放空间网络，注重景观设计环节[5]。安德雷斯·杜安尼(Andres Duany)提出的“农业城市主义理论”(Agricultural Urbanism) 是以社区内部空间为基础，将社区花园、蔬菜果园、农场等场所纳入不同的社区空间中，构建社区内部的循环食物网络系统[12]。瓦格纳(Mimi Wagner)和詹森·格林姆(Jason Grimm)提出的“食物城市主义理论”(Food Urbanism) 从城市空间的人员部署、场地规模、空间特征、作物类型以及配送方法进行规划，借助交通网络形成资源循环为导向的食物网络，以此降低食物里程，并就地转化有机垃圾[13]。维多利亚生态实验室（Victorian Eco-Innovation Lab，简称VEIL）提出的“食物敏感型城市与城市设计理论”（Food-Sensitive Productive Urban Design ，FSPUD）在前者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食物网络应用至城市规划体系中的落地策略，探讨食物在相应城市空间的生产模式和食物在加工、运输、销售过程涉及的城市空间设计手法，其更注重新兴技术在食物生产中的应用[14]。

随后相关学者的研究主要从食物系统的不同环节出发，重点针对食物生产在城市空间的位置和政策研究。金鲍尔（Kirnbauer）通过科技产品评估适合用于粮食生产的闲置和未充分利用的土地，高效地将空置和未充分利用的土地重新投入生产性再利用[15]。克莱尔·纳帕万（Claire Napawan）认为粮食生产在支持可持续粮食系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从社区居民的热量需求评估社区生产潜力，试图构建社区生产潜力新指标[16]。

3.1.3 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

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公共健康和管理维护2 个方面。

一方面，人们参与生产劳动的过程是城市生产性景观的重点，体力劳动、社会交往能促进健康。因此学者着重关注以促进居民健康为中心，提升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社会效益。前期研究多采用访谈、调查问卷等传统的调研方法，验证特定区域内居民参与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健康效益。范登伯格艾格尼丝（Van Den Berg Agnes）把有分配花园和无分配花园的居民进行对照实验，通过5 项自我报告的健康措施问卷调查得出有分配花园的居民更为健康[17]。随着研究领域拓展，将传统的调研方法与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相关学者开始探究城市生产性景观对于提升社会整体健康水平的影响机制。沙那罕（Shanahan）等人运用剂量反映模型从暴露强度、暴露频度和暴露时长3 个角度证实了社区农园参与时长与人的健康成正比[18]。此外，也有学者对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健康效益进行评估，针对特定区域内居民参与城市生产性景观满意度、自身利益实现进行考察。如：艾伦·伯克（Ellen Burke）提出粮食生产性景观对心理健康的益处，以及性能指标和评估方法[19]。更有学者提出社区心理学家在社区园艺研究和政策导向行动中起积极作用[20]。露易丝·乔莉（Louise Joly）认为社区花园可通过志愿服务、设计师引导、招募活动等促进集体效能，以此促进邻里交流和健康[21]。因此可以预见在研究中结合医学、心理学等学科，进一步探寻城市生产性景观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联，是日后研究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管理维护是长期探讨的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应构建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模式，强调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可持续集体管理维护。如：阿米娜（Amin）制定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建设标准，以此指导生产性景观整合到城市绿地规划中的过程，实现其可持续发展[22]。随着研究领域拓展与技术方法更新，目前研究多引导居民自主参与、挖掘官民合作机制、构筑管理协调互动组织方式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的管理模式。其中，安德烈·维尤恩（André Viljoen）认为提高人们对食物的认识及其产生欢乐社会活动的潜力都需要公众的回应，不仅要让公众容易理解，还要让公众积极参与到协同城市设计过程中[23]。阿姆丽莎（Amritha）提出了一种基于废物管理策略，在适用的情况下，可以在城市范围内复制这种邻里级别尝试的改进，以开发迎合更大用户群的生产性景观空间[24]。

3.2 国内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研究热点

通过9 个聚类研究内容整合（图6）分析可知，研究热点集中在“空间载体”“可持续性”“公众参与”3 个方面。

图6 国内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图谱Figure 6 Clustering map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literature

3.2.1 空间载体

早期着重探讨城市生产性景观在城市空间应用的可行性[25]，之后逐渐有学者开始从微观层面针对不同空间类型的城市绿地提出生产性景观的可持续设计策略，对这一范畴的探讨主要集中生产性景观在居住区[26,27]的规划布局、植物配置[28,29]和城市生产性景观在高校教育中的推广和实践[30-35]。少部分关于生产性景观在河道生态设计的应用[36,37]，可持续发展的湿地生产性景观[38,39]，基于可持续理念的社区公园生产性景观[40]、遗址环境生产性景观[41]以及城乡绿道中融入生产性景观的设计方法[42,43]。反映出目前我国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实践，集中在附属绿地的微小尺度的设计上。

3.2.2 可持续性

国内学者关注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调生产性景观的可持续性。主要从城市绿地规划视角探讨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生态效益，并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策略，以实现城市绿色空间的永续发展。如：刘宁京[44]提出了可食地景在城市绿地规划中区域生态绿地、综合公园及专类绿地、社区公园及附属绿地的功能重点和发展策略，以及相关的效益评价和指标体系，如可食地景总面积与可食地景率、多样性指数、成本效益法、美景度评价法等。何融等[45]认为生产性景观可以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有助于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列举生产性景观应用时会在设计过程、后期管理过程和技术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陈晓曦[46]等提出食物胶囊策略：在城市中将垂直农场和低技术海水淡化处理构成的“伴生式” 生产中心，辅以多层屋顶菜园形成完整的食物生产单元，将其介入于城市农业区、居住区、生态廊道等开放空间，就像城市细胞，相互链接，覆盖形成区域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应对粮食危机，还能解决生态问题，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和弹性发展。可见全周期规划、生态技术的支持和后期管理在可持续性策略中十分重要。出于对生产性景观管理的探究，学者开始针对城市生产性景观多元价值进行评估。如：夏哲一等[47]从生产性景观的居民价值需求评估视角切入，利用因子分析、非参数检验、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城市居民对生产性景观的价值感知特征,从而为我国城市绿地中生产性景观的规划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由此看来，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研究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入，以及关注景观与城市空间、城市空间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强化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同时需要加强实践探索，将维护人与生态的和谐关系作为基本内容，注重整体性、系统化的设计。

3.2.3 公众参与

城市生产性景观交互性、参与性强，在其营造、使用、维护和更新过程中有着大量的公众参与，因此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公众参与性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有学者借鉴相关理论论证城市生产性景观参与模式的可行性，探索国内营建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系统化设计模式和合作模式运行方式[48,49]。其中，公众参与模式的实践探究聚焦在社区农园的微尺度空间上，前期由物业统筹，组织专业园艺公司提供技术指导，鼓励居民自由地参与社区农园景观的设计[50,51]。后期以共建共享的方式进行园艺、生产性交易市集等活动使居民主动参与营造，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的同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52-54]。

可见，生产性景观的价值不仅是提供可食用作物的产出，还是促进城市社会关系良性发展的中间要素。生产性景观的社会服务效用研究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话题，但基于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环境营建和人体健康的联系还有待发展，日后其社会健康效应是研究的重点。

4 总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城市生产性景观从满足物质需求的城市生产性景观规划设计（单一物质环境）逐渐拓展到促进社会共融（物质与非物质环境）的互动研究，着重关注景观与城市、城市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外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国外研究内容覆盖领域更加全面，一方面在城市食物系统规划、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等研究方向已经形成了相对深入、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从微观层面注重土地、生物多样性、景观、管理、疗愈、健康等要素，在景观的落地性与持续性也有着较高的技术保障。而现阶段国内相关研究则更注重理论层面学习和微观尺度空间的实证研究，在促进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城市食物系统规划、公众参与模式和公共健康等研究方向仍具有延续性。

未来我国对于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研究还有待在如下3 个方向进行拓展。

（1）深化和完善维护生态环境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系统规划研究。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应着重关注城市空间和生产性景观的协调性。一方面要从宏观上加强城市生产性景观结合城市绿地的整体规划，合理布局，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模型技术时，要考虑国情及当地特色进行本土化营造。另一方面加强生态保护与园艺劳动的交互研究，最大化实现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2）重视以提升居民福祉为中心目标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特别是围绕人类身心健康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研究。城市生产性景观创造的环境和形式能够让人们恢复健康，比如进行园艺活动能够促进身心的放松，培养归属感和幸福感，具有治疗作用[55]。故探究如何最大化地发挥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健康效益具有重要意义，生产性景观与城市居民健康的效益发挥机制是未来的研究趋势。此外，还需要风景园林学、城市规划学、环境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的交叉渗透，多尺度剖析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应用体系，以此来塑造健康的城市空间形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3）加强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管理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的新时代，关于鼓励公众参与生产性景观的研究热度呈增长趋势，需从可持续建设、管理、全周期考虑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城市生产性景观的创新性研究。其中，建立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是生产性景观可持续管理的基础。一方面要重点分析公众参与城市生产性景观的管理模式及程序，完善新时代城市生产性景观管理运作机制，保证决策民主。另一方面，重视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生产性景观管理策略和内容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