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受危害地区居民对野猪保护态度分析——以桦南地区为例

袁小清，赵刘莉莎，张明海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哈尔滨，150040）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表面是人类与共生共存的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大自然发出的危险信号：人类能否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冲突，关系到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其严重性和复杂程度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中心问题［1］。因此，在不影响野生动物自然种群稳定性的前提下，缓解或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一直是国内外保护生物学家关注的焦点，而了解并科学研判受危害地区居民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态度是制定解决对策或措施中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这不仅有助于冲突的解决，而且有助于人与野生动物共存［2］。

野猪（Sus scrofa）具有重要生态和遗传保护及经济利用价值。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它不仅是虎（Panthera tigris）、豹（P.pardus）等大型食肉动物的主要猎物，而且是构成森林群落组成和维持结构稳定的调控者之一；它是家猪的祖先，是家猪遗传育种重要的种质资源。近年来随着我国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野猪的栖息环境逐渐改善，因其具有环境适应能力强、繁殖率高等特点，种群数量快速增加［3］，活动范围与人类农业生产生活区域有一定的重叠，导致人与野猪冲突事件愈发频繁。为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2021年迅速启动并实施了14省（区）野猪种群调控与危害综合防控试点工作，以期在全国受野猪危害严重地区破解人与野猪冲突难题。

人与野猪的冲突集中表现在2 个方面：一是对农作物的毁坏，这是人与野猪冲突的最主要方面；二是对人身安全的威胁，野猪携带多种疾病，危害人类健康，这是人与野猪冲突的次要方面。人与野猪冲突日益剧烈，民众对野猪的态度更为消极，如在美国密西西比州，68.2%的居民对野猪持消极态度，相关利益群体的消极态度往往不利于冲突的解决［4］。

广义上讲，态度可以概括为一个人对某种对象或话题的总体评价，包括情感和评价2 个维度。换言之，态度是对特定对象的想法、感觉、判断和观点的总和。它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学概念，难以直接准确测量。国外学者在态度方面的研究常将态度归纳为3 个方面，即情感、行为和认知［5-8］，而国内学者在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方面的研究中，一般都采用单一维度来衡量态度［9-11］。为此，本研究选择黑龙江省桦南县受野猪危害地区，以受访者对野猪态度的野外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态度作为潜变量来处理，分析并探讨当地居民对野猪的态度和态度的影响因素。

1 研究区概况

桦南县（45°56′—46°37′ N，129°55′—131°16′ E）隶属于佳木斯市，地处黑龙江省东部完达山西麓，总面积4 417.9 km2。该地区地形呈椭圆形，东北部为低山坡谷，中部为丘陵漫岗，西南部则为平原洼地。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气温回暖快，降水少，风力大，易发生干旱；夏季降水集中，雨热同季，局部有洪涝；秋季降温快，伴有早霜；冬季寒冷，大风多，降水少，气候干燥。年平均气温3.6 ℃，年平均无霜期147 d，年平均降水量523.4 mm。全县森林面积较大，森林覆盖率达35.1%，桦南县有林地15.5万 hm2、草原757 hm2、湿地1.1 万 hm2。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猞猁（Lynx lynx）、东北马鹿（Cervus elaphus xanthopygus）、狍（Capreolus pygargus）、野猪、金雕（Aquila chrysaetos）和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等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桦南县辖6个镇，13个乡，全县总人口40.4万，其中农村人口31.8万。桦南县是东北革命老区，也是全国贫困县，种植业是全县支柱产业［12］。2017 年桦南县耕地 面积22.8 万hm2，粮食总产量达26 亿斤。全县生产总值132.3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9 亿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3 573 元/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现5 827 元/年，属于经济落后、欠发达地区（http：www.huanan.gov.cn）。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调查时间为2021 年8—11 月，历时120 d。调查地点选取桦南县4 个乡镇（明义乡、孟家岗镇、驼腰子镇和石头河子镇）林场周边的15 个村（图1）。在正式调查前，进行10 d的预调查，收集当地居民对于野猪最关心的问题，最终的调查问卷内容结合预调查结果做相应调整，以求最大程度反映实际情况。走访调查时，采用机会主义街道截取抽样框架法（opportunistic street intercept-sampling frame）［13］对受野猪危害地区的居民进行面对面访谈。访谈以受访者习惯的通俗语言进行，必要时请林场职工代为解释。通过预调查发现，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会被临近居民抢答，影响调查结果。因此，一旦确定自愿受访者，将其转移至不受干扰的区域，或请求临近居民不要干扰访谈过程。

图1 调研点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naires

潜变量（对野猪的态度）是由4 个观察变量测量得出（表1），由3部分组成：认知、情感和行为。保护政策和生态价值代表认知部分［14］；喜爱程度代表情感部分［15］；共生共存代表行为部分。为探察对野猪态度的影响因素，结合野外调查经验和国内外相关文献［15-17］，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分为4种解释变量：（1）受访者基本情况；（2）野猪危害情况；（3）社会及经济信息；（4）审美和文化维度信息。具体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毁田面积、遇见次数、务农时间、财务损失和外表评价等基本变量，其中，性别、文化程度、伤人情况、宗教信仰和外表评价可数量化后计算得出，其他解释变量为实际调查值（表2）。

表1 观察变量描述与数量化Tab.1 Descrip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observed variables

表2 解释变量描述与分类变量数量化Tab.2 Description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quantification of categorical variables

2.2 数据处理

结构方程模型是Jöreskog［18］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发的线性结构关系程序之后开始普及。该模型具有非常灵活的线性参数多元统计建模技术，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生物科学、教育研究、政治学和市场研究等领域。结构方程模型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处理一些无法直接观察或测量的变量，即潜变量，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概念，如态度、社会地位等。观察变量是指可直接测量的单一变量，代表潜变量的某一方面，潜变量是多个观察变量的抽象和概括，处理无法直接观察或测量的概念时，比观察变量更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19］。因此居民对野猪的态度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学概念，更适合作为潜变量处理。本研究从态度的3个方面，即认知（保护政策、生态价值）、情感（喜爱程度）和行为（共生共存）来推断居民对野猪的总体态度，从而增加态度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同时，将态度作为潜变量带入模型分析态度的影响因素时，得出的态度影响因素的可靠性也随之增加。

构建一个完整的结构方程模型，需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同时，采用简单加权平均法［20］衡量受野猪危害地区居民对野猪的态度。

数据处理采用Microsoft Excel 和IBM SPSS Statistics 28.0 软件，模型运行采用IBM SPSS AMOS 26.0软件。

3 结果

调查共收集问卷343份，剔除数据缺失问卷14份，有效问卷329 份，问卷有效率为95.9%。受访者年龄偏高，50 岁及以上占比为57.8%；男性居多，为79.6%；文化程度偏低，小学及以下为39.0%，初中为52.9%；主要生计来源为种植业，农田收入占比极高，农田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一半及以上的为72.6%。

由表3 可知，野猪造成的经济损失比较严重，毁田面积均值为0.4 hm2，财务损失均值为5 918.2 元，防控花费均值为1 170.1元。

表3 解释变量基本信息统计Tab.3 Statistics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3.1 结构方程模型

（1）信度分析：观察变量的相关系数（CITC）均大于0.3，对野猪态度的Cronbach’sα值大于0.6，表明有较好的测量信度（表4）。

表4 受访者对野猪的态度量表的信度检验Tab.4 Scale reliability test of respondents’ attitude twoards wild boar

（2）效度分析：受访者对野猪态度的KMO 值为0.685；Bartlett 球形检验中，近似卡方值为151.576，在df=6的条件下对应的显著性p＜0.001，说明该维度适合进行效度分析。第1个因子方差贡献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8.587%，说明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原始数据，受访者对野猪态度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表5）。

表5 受访者对野猪态度的探索性因子分析Tab.5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s wild boar

评估模型拟合度的卡方值除以自由度（CMIN/df）的值为1～3 时，表明模型适配良好；拟合优度指标（GFI）和修正拟合优度指标（AGFI）大于0.9时，表明模型适配良好；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小于0.05 时，表明模型适配良好。由图2 可知，以上指标均达标，模型拟合度良好。

图2 结构方程模型Fig.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2 对野猪的态度

3.2.1 共生共存与态度

笔者赞同Pooley 等［21］对Carter 和Linnell 关于共存概念的拓展：共存是可持续的、动态的，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同适应共享景观，野生动物种群的存在受到社会认同和法律保护，人类对野生动物存在的态度是容忍的。71%的受访者在冲突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赞同与野猪共存，27%不赞同，2%中立（图3）。大多数受访者赞同与野猪共存表明当地居民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宽容态度。

图3 受访者对野猪态度的4个观察变量的赞同程度Fig.3 The degree of agreement of respondents to four observational variables of wild boar attitude

3.2.2 喜爱程度与态度

在329 位有效受访者中，84%的受访者不喜欢野猪，13%中立，3%喜欢（图3）。一部分受访者不喜欢野猪的原因是野猪破坏农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调查结果表明，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的278位受访者中，被野猪破坏超过0.1 hm2农作物的占63%，超过1 hm2的占17%。野猪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仅包括农作物损失，还包括防控花费，有63%的受访者采取了积极的防控措施，如使用电子围栏、太阳能警示灯、喇叭、夜间巡护和放炮等，花费为50～9 000元。另一部分原因是对野猪的恐惧，调查结果表明14%的受访者了解附近的野猪伤人事件，加剧了当地居民对野猪的恐惧。

3.2.3 生态价值、保护政策与态度

64%的受访者不赞同野猪具有生态价值，28%赞同，8%中立；60%的受访者不赞同将野猪列入“三有”保护动物，34%赞同，6%中立（图3）。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因野猪觅食翻拱土壤破坏森林植被而不赞同具有生态价值，对将野猪列入“三有”保护动物持反对态度，认为野猪数量激增会进一步加剧人兽冲突。受访者希望将野猪剔除保护名单，减少野猪数量。

上述4 个观察变量的评估结果表明受访者对野猪总体持消极态度，得分为1.74。潜变量得分为3分制，高于2 分代表受访者对野猪持积极态度，低于2分代表持消极态度。

3.3 对野猪态度的影响因素

外表评价对态度具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0.246，p＜0.001；图2）。61%的受访者认为野猪外表丑陋，31%一般，8%好看。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对野猪外表越了解的受访者，对野猪外表评价越高，这表明当地居民对野猪的外表评价还有上升空间。

务农时间对态度具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0.295，p＜0.01；图2）。受访者在务农上投入的时间成本越高，对野猪的态度越消极。目前夜间巡护农田是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防控方法，从每年8 月中旬玉米灌浆至10 月初玉米收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巡护农田，巡护时间极大增加了务农时间。

伤人情况对态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0.155，p＜0.05；图2）。有14%的受访者了解附近的野猪伤人事件。共收集14 次伤人事件，其中10 次是当地居民上山务农时发生，4 次是夜间巡护农田时发生，伤人事件的发生导致受访者对野猪的恐惧增加，对其持消极态度。

遇见次数对态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0.131，p＜0.05；图2）。85%的受访者为农民，在农田周围遇见野猪的频率为89%，野猪出现在农田周围表明农作物遭受野猪破坏的风险增加。

女性相比男性对野猪的态度更消极（标准化路径系数=-0.131，p＜0.05；图2）。在67 名女性中，有91%的女性不喜欢野猪；59%的女性不赞同将野猪列入“三有”保护动物；61%的女性不赞同野猪具有生态价值。

综上所述，外表评价越高，受访者对野猪的态度越积极；务农时间越长，受访者对野猪的态度越消极；了解附近野猪伤人事件的受访者对野猪态度更消极；遇见野猪次数越多，受访者对野猪的态度越消极；女性比男性受访者对野猪的态度更消极。影响因素对态度的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务农时间、外表评价、伤人情况、性别和遇见次数。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受野猪危害地区受访者对野猪总体持消极态度，该情况应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可能导致当地居民报复性捕猎野猪［22］，如下套和制作土枪等，不科学的捕猎方法不仅会影响狍、东北马鹿等非目标物种的生存，还危害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在调查期间，桦南县石头河子镇发生1 例布设在农田的自制土枪误伤当地居民致其死亡的事件，说明当地居民与野猪的冲突已十分严重，分析影响态度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管理措施，以便正确引导当地居民解决冲突，改善对野猪的消极态度迫在眉睫。

影响对野猪态度的因素中，性别不仅是唯一对态度产生影响的社会人口因素，在态度研究中还是十分重要且无法回避的影响因素［15，23-24］。本研究表明，女性相比男性对野猪的态度更消极。这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首先，当地女性管理家庭经济，对野猪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更直观的认识，女性承担野生动物相关损失的负担更大；其次，女性相比男性体质更弱，面对野猪更容易受到伤害，遭受野生动物致死的风险高于男性［23］；此外，女性不仅担心自身面对野猪时的生命安全，还担心儿童的安全，研究表明儿童比成人更容易受到野生动物的攻击［24］。

本研究结果表明，外表评价、务农时间和伤人情况等非经济因素是影响对野猪态度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因素如农田收入比例、财物损失和防控花费的影响不显著。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受访者对野猪破坏农作物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反映强烈。桦南县属于经济落后、欠发达地区，种植业收入是当地主要收入来源，329 位有效受访者中，农田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一半以上的达72.6%。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可能是本研究只收集了当年的经济损失数据，而态度是在长期的经济损失影响下形成的。有研究表明，相比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才是态度的重要驱动因素［25］，居民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更多地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26］，如伦理和经验。但由于社会文化因素难以量化分析，此方面研究较少，而结构方程模型的引入能将难以直接测量的概念作为潜变量处理，可以解决这一难题，使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态度研究能更进一步。

5 管理建议

5.1 适时开展野猪种群调控，建立野猪种群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平台

2021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启动14 个省（区）野猪种群调控和致害综合防控试点工作。在野猪危害严重地区，通过捕猎减少野猪数量虽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无奈之举，但确是缓解或降低冲突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在确定种群调控数量时，一定要在全面调查受害区域野猪分布数量，并估算出其生境容纳量的基础上开展此项工作。

逐步建立野猪种群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平台。为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维持在一个理想水平，笔者提出野生动物危害防控的“生态—经济阈值（ecoeconomic threshold）”概念，该概念包含两方面涵义：一方面应将某一有害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在该物种环境容纳量之下、最小生存种群数量之上的适宜范围内，并确保该种群能够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正常发挥其生态功能；另一方面，该物种调控后的种群数量对人及经济财产所造成的威胁或损害在可接受范围内，确保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在上述两方面的综合需求基础上，确定物种种群数量值即为野生动物危害防控的生态—经济阈值。

5.2 积极开展野猪危害的主动防御，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

国内外实践表明，直接调控受野猪危害地区的野猪种群只能暂时缓解人与野猪的冲突。从长远看，开展野猪危害的主动防御才是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冲突矛盾的途径。目前，主动防御野猪危害的方式，如建立高压脉冲电围栏、架设铁丝围栏、修筑围墙、挖掘壕沟、灯光照射、气味驱除以及在危害严重的农田斑块改变耕种的作物类型等虽较多，但防御成效参差不齐。因此，强烈呼吁有关科研部门尽快研发投资小、效果好和易操作的主动防控技术。

5.3 及时开展致害补偿，拓宽野猪致害补偿渠道

本研究表明，开展致害补偿是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最受欢迎的管理策略。由于野猪等野生动物危害频发地区往往是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当地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山区、林区，所以补偿资金不充足、补偿标准不统一。迫切需要全社会参与并关注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拓宽补偿资金筹措渠道以缓解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