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物主义不能直达幸福

不久前，清华大学颜宁教授关于“幸福”的一次演讲火了。学生曾问她，与电视剧《欢乐颂》的主角安迪相比，你付出的努力更多、名望更高，赚得却很少，会感觉不平衡吗？答曰：金钱不能成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一问一答，道出了多数人“想要与得到”的挣扎。

现代人面前都摆着一道“幸福难题”。就像斯基德尔斯基父子在写《金钱与好的生活》这本书时，他们的朋友问道：“你们不是打算告诉我们，你们认为多少钱才够吧？”这本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探讨金钱与美好生活关系的著作，正是聚焦于此，“多少钱才够”“够是相对于什么来说”等问题伴随始终。

之所以是“难题”，是因为有关金钱与幸福感相关性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结论更是悬而未决。即便在马克思看来，“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资本主义，也没能满足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追求。相反，经济上的不知足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这种渴望植根于人的本性。

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几乎就等同于美好生活。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人对资本主义不抱有任何幻想。凯恩斯在1928年对剑桥大学本科生作了一次演讲，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他预测，“100年后，先进国家的生活标准将是今天的4—8倍”，并且描绘了舒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前景。研究表明，自1930年后的70年里，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而工时预计到2030年才能达到每周35个小时。“一个无须工作的未来”并没有到来，在一些国家，富人的工时甚至不降反升。

在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用更多自由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生活。现实情况是，经济增长并未实现预言中的美好，大多数人还需要辛苦地工作，考虑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世界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变化，“凯恩斯”们的失败预测也不足為奇。

经济增长或财富增加，确实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对国家而言，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加重污染、挤压闲暇、贫富分化等经济增长负效应可能会逐渐凸显。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对多国进行幸福感与GDP的调查后，发表了论文《经济增长是否能改善人类命运？》，他的答案是“可能不会”，这是著名的“伊斯特林矛盾”。

对个人而言，美好生活里不能只有金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钱包逐渐变鼓，但也带来“你幸福吗”的困惑。金钱没有“原罪”，与美好生活也密切相关，但当一个人把对生活的追求框定于物质与金钱时，就会像传说中的迈达斯国王那样，虽被赋予点石成金的魔力，最终却被饿死。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活着的目的应该是让自己开心，但人们终其一生忙碌又受罪，想到这些还真是让人不解。”如今，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从高速增长过渡到可持续增长的阶段，我们每个人则面临着从追求物质过渡到追求幸福的时刻。全面小康带给人们的意义，就是在可物化的指标之外，还要补全健康、安全、尊重、个性、闲暇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种种目标。在发展起来的语境下，更多人的人生选择将不再是被迫或者孤立的。未来几十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拜物都将退位成生活的附属品，而探寻可能性、关注幸福感、为爱好打拼，一定会成为公共空间中不断出现的新风尚。

（摘自《人民日报》李洪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