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那曲地区藏羚传染性胸膜肺炎流行现状与防控策略

时间：2024-05-25

彭鹏秦思源孙贺廷解林红初冬耿海东吴长江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沈阳，110034)

藏羚(Pantholopshodgsoni)又称为藏羚羊、长角羊等，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偶蹄目(Artiodactyla)，洞角科(Bovidae)，羊亚科(Caprinae)，藏羚属[1]。全球藏羚羊分布区大约有100万 km2，主要分布在我国海拔4000～5300 m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包括西藏的羌塘地区、青海的可可西里地区以及新疆的阿尔金山地区[2]。其中，西藏羌塘高原上的那曲地区是藏羚羊最重要、面积最大的活动区域。随着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藏羚羊盗猎案件明显减少，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公众对藏羚羊的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藏羚羊种群是构成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3]；藏羚羊作为青藏高原动物区系的典型代表，具有难以估量的科学价值[4]；藏羚羊是我国辽阔西部大地的青藏精灵，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之一的“迎迎”的原型，文化价值不可估量[5]。

虽然近年藏羚羊种群数量和生存环境逐渐恢复，但目前藏羚羊种群安全面临传染性胸膜肺炎的威胁。藏羚羊作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其染病与否不但关系到藏羚羊自身的种群安全[6]，还会影响到周边地区家畜养殖业的发展[7-8]。由于发病死亡藏羚羊主要来自于西藏那曲地区，加之该地区发生多次藏羚羊异常死亡事件且经实验室确诊为传染性胸膜肺炎，同时引起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及当地林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因此，本文综述了近年来西藏那曲地区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流行现状和防控策略。

1 我国藏羚羊保护和种群分布情况

1.1 藏羚羊保护历程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藏羚羊保护工作。1981年，我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藏羚羊为附录Ι物种[9]。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国务院随即批准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藏羚羊确定为国家Ι级保护动物[10]，严禁非法猎捕。此外，我国政府还先后在藏羚羊重要分布区规划建立了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多处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专门保护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定期进行巡山，对藏羚羊种群活动实施监测和保护。随着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藏羚羊的种群数量逐年升高，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决定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连降两级”，从濒危降为近危[9]。

1.2 藏羚羊种群分布

20世纪初，青藏高原上藏羚羊到处可见，数量约有100万只。但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特别是不法分子的疯狂盗猎，致使藏羚羊数量急剧下降。近年来，通过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对盗猎活动的不断打击，促进藏羚羊种群数量逐渐恢复，持续增长。据初步统计，目前青藏高原上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恢复到30万只以上，其中那曲地区藏羚羊数量从1995年的5万只增加到现在的15万只[11-13]。

2 那曲地区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流行现状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contagious caprine pleuropneumonia，CCPP)俗称“烂肺病”，是由山羊支原体山羊肺炎亚种(Mycoplasmacapricolumsubsp.capripneumoniae，Mccp)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性呼吸道传染病，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OIE)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14]。

自2012年以来，传染性胸膜肺炎在西藏羌塘高原呈连年间歇性发生态势，累计导致3800余只藏羚羊死亡，局部种群死亡率高达20%，已成为危害藏羚羊种群健康、危及物种安全的首要传染病。依托“国家林业局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信息管理系统”，构建了藏羚羊CCPP疫情数据库。基于该数据库，对藏羚羊疫情及其流行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

2.1 疫情发生起数

参考家养山羊人工感染实验得出的传染性胸膜肺炎最长潜伏期为35 d的研究结果[15]，并结合藏羚羊存在迁徙型和居留型两种不同类型种群的实际情况，将藏羚羊死亡间隔在60 d以上的确定为新疫情。

依据该标准，统计发现，2012～2016年期间，西藏那曲地区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情的总发生起数为5起，其中确诊疫情3起，疑似疫情2起(表1)。

2.2 死亡数量

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那曲地区共发现死亡藏羚羊3859只(表1)。

表1 西藏那曲地区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情诊断与流行情况

Tab.1 The diagnosis and prevalence of caprine contagious pleuropneumonia in Tibetan antelope in Nagqu Region of Tibet

2.3 死亡地点分布

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情先后涉及那曲地区双湖县的错折镇、南措镇、多玛乡、协德乡、噶措乡，尼玛县的尼玛镇、吉瓦乡，申扎县的买巴乡、巴扎乡、雄梅镇，班戈县的门当乡、新吉乡。累计那曲地区4个县、12个乡(镇)、约30个村级及以下地点。

2.4 持续时间

按照前述疫情划分标准，在疫情复发区和新发区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持续时间差异大，最长可达275 d，也曾出现1～12 d的一过性发病或短暂流行情况。

由于传染性胸膜肺炎病原体通过飞沫短距离传播或在易感动物间接触性传播，本次疫情的持续时间长短将取决于藏羚羊迁徙和居留种群规模、易感野生物种的聚集度等综合因素。

2.5 种群死亡率

以前期调查所获的藏羚羊种群本底的统计值和估计值，分别计算尼玛县、双湖县、申扎县和班戈县等疫区内藏羚羊的种群死亡率。结果发现，单起疫情所致藏羚羊种群死亡率在班戈境内最高可达28.57%，累计藏羚羊种群死亡率在班戈县最高可达43.27%(表2)。

3 那曲地区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情暴发原因

近年来，随着西藏畜牧业的发展，绵羊、山羊等家畜存栏量迅速增长，以放牧为主体的饲养方式使得西藏草原的载畜压力大大增加。严重的过载放牧，使得草原变得十分拥挤和疲惫不堪，大幅增加了共患性传染病在家养和野生小反刍兽之间传播扩散的几率。同时，牧民大范围的草场围网侵占了藏羚羊的觅食活动区，人兽冲突问题十分突出，使得藏羚羊可觅食草场面积大幅缩减，甚至可能出现食不果腹、机体抵抗力下降的现象。另一方面，藏羚羊的迁徙种群大约在8月下旬前后完成自产羔地到越冬地的回迁，个体处于疲惫应激状态，抗病能力降低；而该时段至9月下旬也正是西藏气温等天气条件变化最为剧烈的季节。因此，我们推断，在这些风险因素叠加效应的作用下，导致藏羚羊暴发了传染性胸膜肺炎疫情。

表2 西藏那曲地区各疫区内藏羚羊死亡数量和死亡率

Tab.2 The number of death and mortality of Tibetan antelope in epidemic area in Nagqu Region of Tibet

注：表中藏羚羊的统计值为2005年底的调查统计数量，估计值为被调查单位按一定增长率计算出的数量

Note：The statistical value of the Tibetan antelope in the table is from the number of survey statistics at the end of 2005，and the estimated value is from the number calculated by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growth rate

4 那曲地区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情流行扩散风险

4.1 流行扩散风险

CCPP在家养山羊新流行地区严重爆发时发病率可高达80%～100%，死亡率高达60%～80%[16-17]。病死率如此高的病原体要实现自身的物种延续和自然界循环，通常认为须借助于病原储存宿主或保菌物种。国外有关学者推论，绵羊虽然在临床上只偶尔呈现呼吸道感染症状，但更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在于，其可能作为Mccp的储存宿主而导致CCPP在自然界循环传播。

盘羊(Ovisammon)与家养绵羊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人认为它们是同一物种的不同族类。由于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原因，未能对死亡岩羊(Pseudoisnayaur)、藏原羚(Procaprapicticaudata)和仅有的2只盘羊进行采样和检测。但随着从患乳腺炎的病牛体内分离到Mccp，野山羊(Capraaegagrus)、努比亚山羊(Capraibexnubiana)、欧洲摩佛伦羊(Ovisorientalislaristanica)和长颈羚(Litocraniuswalleri)Mccp致死性感染的确认[18]，以及瞪羚(Gazellaspp.)患有CCPP的证实[19]，Mccp的种间界限似乎已经超越了传统认识。另外，夏咸柱所率研究团队于2013年首次确认了由Mccp引发的藏羚羊大批量死亡事件(即CCPP疫情)[6]。从目前种属分类地位和遗传进化关系看，藏羚属虽与盘羊属的亲缘关系更近，但其介于盘羊属和山羊属之间，被Mccp感染、致死的可能性存在。而且我们的分析发现，除藏羚羊病例外的易感物种的死亡病例，包括藏原羚和岩羊，在双湖县相同区域内均有发现；而且调查发现，藏原羚与藏羚羊、岩羊与藏羚羊觅食活动区重叠的现象，盘羊与藏羚羊、盘羊与岩羊也有共栖活动的现象。

因此，推测认为，藏原羚、岩羊和盘羊被Mccp感染、致死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盘羊作为那曲地区Mccp储存宿主的可能性最高，实现Mccp延续循环、形成局部地方性流行的风险很高；借助于引种调运、家羊游牧、藏羚羊迁徙等，CCPP流行范围逐步扩大至那曲周边地区、青海等周边省(区)的风险较高。

4.2 野生动物与家畜互传风险

由于自然条件下CCPP流行的复杂性，那曲地区的疫情是源于CCPP在野生小反刍兽中的复发，还是源于家羊与野羊共牧草场而致的接触传播，尚难以定论。特别是由于缺乏准确的流行本底资料和宝贵的病料样品，传播来源的谜团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开。

尽管如此，过载放牧、人兽冲突等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改观，加之国内尚无可用于家羊免疫的商品化疫苗，同时藏羚羊的集群迁徙活动既增加了接触传染源的机会，又利于病原体的迅速扩散，导致CCPP发生以及在西藏地区扩散并向新疆、青海等周边地区家养、野生小反刍兽间互相传播的基础将长期存在，互传的风险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维持在较高水平。

5 西藏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监测防控策略思考

野生动物是很多人兽共患病的重要宿主动物或传染源，据研究统计，在已经确认的约335种急性传染病中源于野生动物的比例可达43%[20-22]。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野生动物与家禽家畜之间疫病的交叉传播问题，不仅威胁到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同时也危及人类的生命和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建议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做好以下工作。

5.1 围绕新版保护法做好顶层设计

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作出系统性规定；修改完善《突发陆生野生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力争尽早出台；制定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专门预案，加快形成较为完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配套法规体系。

5.2 切实提高重要野生动物疫病主动监测预警能力

开展藏羚羊等野生小反刍兽类传染性胸膜肺炎的主动预警工作，优化预警站点布局，强化野外样品采集和实验室检测，加强数据整合和分析，探索建立预警模型，加强趋势预测。组织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藏羚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相关课题、标准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为我国藏羚羊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5.3 做好技能培训和信息化完善等行业管理工作

抓好西藏、青海、新疆等地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技能培训，进一步夯实基层监测员的业务技能；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实现“宣传科学，科学宣传”的目的。做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信息管理系统的改造完善工作，继续开发和探索重要野生动物疫病主动预警等相关业务工作的信息化进程，不断拓宽信息平台建设，为藏羚羊疫病信息报告管理提供快捷保密的信息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