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5
李 晶 杨德云
(1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2 桂林市虞山老干部休养所 广西 桂林 541001;3 桂林旅游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一二三产融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作为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深度融合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乡村旅游是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发展与兴起的,乡村旅游是农村特色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典型业态[1]。生态农业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经营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现代化农业[2]。生态农业为乡村旅游业发展提供乡村特色资源和生态产品,乡村旅游通过旅游消费对乡村经济的拉动作用促进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之间的关联性,决定了两者具有天然的产业耦合性[3]。因此,研究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桂林作为国务院确定为首批旅游开放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始终站在我国旅游业改革发展潮头,被称为“中国旅游晴雨表”。近年来,桂林旅游业基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人文环境、开放环境等属性,与生态农业融合共生,衍生出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等新的旅游业态,构建了以生态环境为基石的桂林山水旅游名城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桂林正按照2021 年4 月***总书记视察广西提出的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指示,立足自然生态塑造产业生态,打造具有桂林生态标志的现代产业体系。基于此,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桂林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进行测量,分析桂林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发展状况,以期为桂林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国外关于旅游业与农业两大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始于Fujii E T 等[4]20 世纪70 年代关于旅游业发展对农业发展资源分配的讨论。研究对象多基于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耦合模式的研究[5-7],研究视角也主要集中在对游客、农民、社区等利益相关者角度的研究[8],关注点大多集中在环境承载或者可持续发展等问题[9-10]。国内最早关于系统耦合的研究见于著名科学家任继周[11]关于系统耦合在农牧系统中的运用。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系统耦合研究来看,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推动农村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发展。袁中许[12]立足乡村旅游业与大农业耦合,从产业互动与要素凝聚理论视角阐述旅农耦合产生牵动效应和促动发展效应的机理,认为旅农融合可以成为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主导模式。王中雨[13]、苏飞[14]、王丽芳[15]分别以张家界、徐州、山西为例,研究旅游业与农业系统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张百菊[16]以吉林省为例,研究旅游业与休闲农业耦合关系,认为休闲农业和旅游耦合已成为新时期农业高品位的重点研究课题。薛海波等[17]研究认为,农业与旅游业协同发展模式有利于山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赵金中[18]认为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有机结合,对于促进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张祝平[19]认为以生态农业为载体,开展深度的文化旅游,有助于实现两大产业间的融合共赢。
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产业耦合发展进行了多角度和多维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前人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依旧可能存在下面几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产业耦合动力因素分析方面,多数研究成果从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侧重分析技术及技术创新对产业耦合的影响,但是却较少分析产业耦合的内部要素;多数研究将经济发达的区域作为研究单元,但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显得较为欠缺。
桂林生态农业拥有可持续发展的丰富特色生态资源,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漓江景观资源,具备实现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的优越条件。但是,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发展的系统解决方案亟待规划完善,乡村旅游产品的产业价值链偏低,生态优势未能充分转变成发展和效益优势。因此,本文以桂林所辖12 县(含临桂)为研究区域,全面评价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对于指导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过程中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有关于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两者耦合发展研究的指标体系构建尚未达成统一的方法和指标。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基于科学性与完整性原则,重点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则,共设计了5 个二级指标和17 个三级指标(见表1),全面评价桂林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耦合发展水平。
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年鉴》《广西统计年鉴》《桂林经济社会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利用所选指标数据组成原始矩阵:
式(1) 中,n表示县区数量,m表示指标数量。
由于部分指标存在的正负之别和测度量级不同对研究产生的影响,为方便比较,根据指标性质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计算公式为:
对于负向指标计算公式为:yij=(xjmax-
式(2)~(3)中,xij表示第i个县第j个指标,xjmin表示j项指标最小值,xjmax表示j项指标最大值。
1.3.1 熵值法
为避免主观判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观性太强的缺陷,引入熵权法来确定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标准化矩阵(y'ij)nm计算得出指标的概率Sij,公式为:
(2)确定指标的熵值Ej。
(3)确定指标的熵权Wj。
1.3.2 构建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1.3.3 构建耦合度模型
计算耦合度。
式(8)中,C指耦合度,U1指生态农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U2指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不同的耦合度表示生态农业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处于不同的耦合发展阶段(见表2)。
表2 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度评价标准
1.3.4 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了更好地评估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9)中,D指耦合协调度,T是反映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综合协调指数,α和β为特定权值,考虑到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同样重要,α、β 同时取0.5。D∈[0,1],借鉴前人研究成果[20],划分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表3)。
表3 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通过熵值法公式(4)~(6)得出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指标体系各项指标权重,见表4~5。
2.1.1 三级指标测算结果
表4 可知,从生态农业系统评价指标来看,2014 年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权重和劳动力比例的权重位列所有指标的前三位,表明上述3个指标对生态农业的作用效果较大,而人均耕地面积、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人口密度的权重位列所有指标的倒数三位,表明上述3个指标对生态农业的贡献较小。2018 年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权重位列前三位,与2014 年的数据基本相同,但劳动力比例的权重有所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权重上升,表明人均粮食占有量对生态农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在排名倒数三位的指标中,人均耕地面积、农村劳动力比和有效灌溉面积比对生态农业的作用效果较小。
表4 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系统耦合的指标体系三级指标历年权重
从乡村旅游系统评价的指标来看,2014 年和2018 年的数据均表明,旅游名县和3A 级景区的数量是影响桂林乡村旅游系统的重要因素,这两个指标在2014 年的权重均为0.359 1,并列第一位,而接待游客数量和4A 级景区数量对乡村旅游系统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权重位列倒数两位。
2.1.2 二级指标测算结果
表5报告的是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系统耦合的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历年权重的测算结果,从二级指标的测算结果不难发现,在生态农业方面,农业社会子系统是影响桂林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约为农村经济子系统的2倍;在乡村旅游方面,旅游形象子系统是影响桂林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旅游产品子系统次之,旅游市场子系统的影响最小。
表5 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系统耦合的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历年权重
通过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计算生态农业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得到2014~2018 年桂林市各县生态农业系统(U1)和乡村旅游系统(U2)发展水平得分,进而得到2014~2018 桂林各县生态农业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的得分排名情况(见表6-7)。
表6 桂林生态农业发展综合得分
从生态农业发展综合得分及其和各县的排名来看,兴安和永福均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发展趋势;灌阳、资源和荔浦3县处于一个不断波动的状态;资源县生态农业综合得分排名始终处于中下水平;荔浦生态农业发展水平经历了由峰值到连续下降的趋势,综合排名也由第七名降至倒数第一位;比较明显的是,龙胜和恭城生态农业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分别位列各县排名中的倒数第一位和第一位,但整体而言,两县生态农业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
从乡村旅游发展综合得分及其和各县的排名来看,桂林各县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具体来看,兴安、永福、灌阳、龙胜和荔浦5个县乡村旅游综合得分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尽管临桂、灵川、全州和恭城4个县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波动,但乡村旅游整体得分同样表现出增长态势,阳朔则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趋势。从各县乡村旅游发展综合得分的排名来看,阳朔和兴安始终位列区域第一位和第二位,表明这两个县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在县域旅游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总体来看,灵川、恭城、龙胜位列第三、四、五位,全州和灌阳位列倒数第一、二位,表明相较于其他县,上述两县的乡村旅游发展速度较慢。
根据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可测算得出2014~2018 年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综合协调指数(T),进一步测算得到耦合度(C)及耦合协调度(D),见表8-9。
表7 桂林乡村旅游发展综合得分
表8 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度
研究发现,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好。阳朔始终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临桂、永福、灌阳、荔浦和恭城5 县在2015年及以后均出现了非常好发展态势,灵川和兴安则一直处于向上发展趋势,龙胜经过数年发展从中度失调发展水平向勉强协调水平转变,但是资源县的发展态势不明朗。协调水平处于波动发展状态,而全州始终处于较低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度始终位列倒数第一,处于严重失调状态。
表9 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
3.1.1 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度呈良好发展态势
从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度发展趋势来看,除临桂、阳朔和兴安3县区外,相较于2014年,2018 年灵川、全州、永福、灌阳、龙胜、资源、荔浦和恭城8县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度均向良好态势发展,而阳朔和兴安则一直保持在高水平耦合度阶段,表明桂林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系统间所有要素越来越协调,这有助于生态补偿示范区的可持续发展。
3.1.2 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呈现良好发展趋势
从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来看,相较于2014 年,2018 年临桂、灵川、全州、永福、灌阳、龙胜、资源、荔浦和恭城均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态势,耦合协调度水平向良好方向发展,表明上述区域近五年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水平得到了较好发展。相较于其他县,阳朔一直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不断改善的状态,表明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系统间距离越来越小,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越来越强。全州县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表明该县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协调,县域生态农业和乡镇可持续发展面临问题。
3.1.3 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
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从耦合度的角度来看,尽管桂林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整体水平向良好方向发展,但是仅有阳朔、灵川、兴安、龙胜、荔浦和恭城6县耦合度处于高水平阶段,临桂和资源处于磨合阶段,永福和灌阳处于拮抗阶段,而全州则处于低水平阶段,表明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度整体水平不高。从耦合协调度角度来看,2018 年后,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良好发展趋势,除全州外,相较于2018 年,所有县区耦合协调度均有较显著提升,耦合协调度等级也逐渐提升,但永福、灌阳和资源依旧处于中度失调等级,而临桂和荔浦依旧处于轻度失调等级,全州处于严重失调等级,表明桂林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不平衡,系统内部要素间联系和互动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3.2.1 鼓励桂林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整合农村资源,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可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基础。桂林可将产业耦合与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相结合,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态农业项目和旅游开发项目开发,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3.2.2 政府积极引导和构建稳健政策支撑体系
首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坚持生态文明理念,走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其次,为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发展提供健康的资金保障机制。第三,为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耦合发展设置专项发展基金、生态补偿专项基金,为桂林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撑体系。第四,桂林还应当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避免政策朝令夕改导致资源的浪费。
3.2.3 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和完善法制建设
桂林的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发展,政府部门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农业生态旅游相关企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和退出机制;二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产品和乡村旅游项目的市场准入制度;三是加快建立适合本区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法律监管制度,促使法律建设和耦合发展保持一致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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