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农业“四化”发展水平分析

胡新艳 高妍

摘   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学界和政界热议的话题。本文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以广州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广州市农业的“四化”发展水平。结果表明：广州市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组织化和绿色化水平略低;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农业集约化水平发展相对迅速，但是农业规模化、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农业绿色化水平更待提升。

关键词：广州;农业规模化;农业集约化;农业组织化;农业绿色化;农业普查

中图分类号：F3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0）03-0004-05

一、引言

在“大国小农”的国情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重要行动，是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2018年10月，***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广东必须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担当“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历史使命。广东最大的不平衡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省会城市，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应率先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把短板变成“潜力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总抓手。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实现农业的变革，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环境和生活需要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提升农业经济的效率，更要提升农业经济的效益[1]。学界普遍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组织化水平的提高相关[2]。不仅如此，从世界农业转型发展的角度看，农业现代化发展还蕴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今倡导循环经济，追求科技创新，注重节能减排，强调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高度关联绿色化水平的发展[3]，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努力协调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共同发展[4]，是实现绿色农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在世界农业转型发展的新趋势背景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与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鉴于此，本课题利用广州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以“摸清农业发展现状、找准关键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为基本线索展开研究，分析广州市农业的“四化”发展水平，以期为广州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出关键性策略。

二、广州市农业的“四化”发展水平分析

（一）规模化水平

在“均田承包，农户经营”的制度背景下，促进农地的流转与集中，加快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5]。在土地资源处于紧约束状态，耕地总量少、户均量少（户均2.19亩）的市情约束下，广州市积极推动农地的流转与集中，扶持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但是目前广州市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

首先，从规模经营主体看，2016年全市登记在册的农业经营单位有4800个，数量上远低于同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市（5700个）和北京市（11566个）。从农业经营单位的类型结构看，广州市农民合作社发展相对滞后，仅有831个农民合作社，数量上远低于上海市（3500个）和北京市（4633个）。在全市农户中，规模经营农户有8796户，占全市经营农户数的2.02%。这一比例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2%），也高于北京市（0.77%）和上海市（1.41%）（见表1）。

其次，从农地流转规模看，2016年全市转出的耕地面积为695466亩，占全市确权耕地总面积的44.00%，尽管高于全国平均农地流转率（35.00%），但与上海市（75.10%）和北京市（84.19%）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分别相差31.1个和49.19个百分点。

最后，从规模化经营角度看，全市耕地规模化①耕种面积占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为29.0%，这一比例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超过全国耕地规模化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例28.6%。全市的规模化种植主要集中于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蔬菜和花卉产业，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的规模化经营水平有待提高。

（二）集约化水平

农业集约化发展是指通过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集约化经营，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的过程[6]。农业集约化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主导力量[7]。其中，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化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重要标志。广州市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农业发展模式正处于从“数量型、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向“质量效益型、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型的发展阶段，农业的机械化和设施化水平相对较高。

1. 机械化水平

首先，从农机的拥有数量看，2016年全市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80台，小型拖拉机6889台，联合收获机350台，机动脱粒机717台，节水灌溉机械16747台，农业运输车4994辆（见表2）。1996-2016年间广州市的农机种类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小型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和农业运输车的数量有所减少;联合收获机和节水灌溉机械的数量有所增加，特别是节水灌溉机械的数量大幅增加。这表明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农机大型化趋势，这表明广州市农机利用正逐步从小型农机的自购自用，转向大型农机外包服务方式。二是节水化趋势。这与水资源日益短缺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转型密切相关。

其次，不同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水平呈现较大差异。以水稻为例，农户在耕地、种植和收割三个环节上利用农机较为普遍，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2.39%，其中收割环节的机械化水平最高。从机械作业面积看，机耕面积占全市普通农户水稻种植总面积的比重约为68.76%，机播面积占比约为3.64%，机收面积占比约为82.71%。

最后，从农机利用主体看，以水稻为例，相比于普通农户，规模农户在耕地、收割环节的机械化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在播种環节的机械化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规模农户的机耕面积占全市规模农户水稻种植面积的比重约为8.67%，机收面积占比约为20.68%，分别比全市所有农户平均水平低了60.09个和62.03个百分点，机播面积占比约为81.40%，高出全市所有农户平均水平77.76个百分点。

2. 设施化水平

首先，从设施农业的发展规模看，2016年全市温室占地面积为0.85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0.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5%）和上海市的水平（0.32%），但远低于北京市的7.08%。全市大棚占地面积3.87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3.19%，尽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73%），但远低于北京市（6.23%）和上海市（6.99%）（见表3）。

其次，从设施农业的利用主体看，规模农户的农业设施化水平总体上高于普通农户。全市普通农户的温室占地面积达571亩，大棚占地面积达5655亩，而全市规模农户的温室占地面积为1347亩，大棚占地面积高达22263亩，分别比普通农户多了776亩和16608亩（见表4）。

（三）组织化水平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化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全国各地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

首先，从农户组织化参与的总体情况看，广州市共有22563户农户参加新型组织，占所有农业经营户的5.19%，这一比例远低于北京市的29.99%，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9.80%）（见表5）。从组织参与类型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占参加新型组织农户数的63.84%，其次为土地托管和专业协会形式，占比分别为6.83%和1.14%。

其次，普通农户组织化水平总体偏低。全市参加“公司+农户”、农民合作社、专业协会、土地托管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农户共有22224户，占被调查普通农户数的5.22%。普通农户参与的产业化组织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占参与产业化组织的普通农户总数的64.45%，其次为土地托管和专业协会形式，占比分别为6.92%和0.94%（见表6）。

最后，相比于普通农户，规模农户组织化水平更低。参加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规模农户共有339户，占被调查规模农户数的3.85%，低于全市普通农户水平（5.22%）。规模农户参与的组织类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占参与产业化组织的规模农户总数的24.19%，其次为“公司+农户”和专业协会形式，占比分别为18.29%和14.45%（见表7）。

（四）绿色化水平

绿色化是指在绿色治理理念的政策引导下，实现经济系统的增长质量不断提高、资源环境系统的绿色财富不断积累，社会系统的绿色福利不断完善[8]，对推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瞩目，但是我国农业成就的取得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10]。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化肥、农药施用量已超出生态学、经济学等意义的最优施用量（Huang et al.，2008）。本文主要从化肥施用、农药喷洒、资源再利用等方面来评估广州市的农业绿色化生产水平。

1. 化肥施用

据广州市农普调查数据表明：2016年全市水稻、玉米的化肥用量分别为159公斤/亩、44公斤/亩。为了进一步进行横向比较，本文查阅了全国以及北京和上海市的最新统计数据（见表8），表明：2018年广州市的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为10.60万吨，每亩化肥施用量为78.04公斤，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20公斤/亩），以及北京市（44.36公斤/亩）和上海市（29.35公斤/亩）的亩均化肥施用量。

2. 农药喷洒

据广州市农普调查表明：2016年全市水稻、玉米的平均农药喷洒次数分别为11次和3次。为了进一步进行横向比较，本文查阅了最新的统计数据（见表9），表明：2018年广州市的农药使用量为0.31万吨，每亩农药使用量为2.28公斤，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公斤/亩）、北京市（1.58公斤/亩）和上海市（1.12公斤/亩）。

3. 资源再利用

秸秆还田是资源再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广州市水稻的秸秆还田水平相对较高，秸秆还田面积占比为68.86%，玉米的秸秆还田水平较低，面积占比仅为12.00%（见表10）。从各区来看，水稻、玉米秸秆还田的资源再利用水平较高的分别是增城区、黄埔区。从两类农户看，相比于普通农户，规模农户的资源再利用水平更高，前者秸秆还田面积占比为69.71%，后者为92.25%，相差了22.54个百分点。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学界和政界热议的话题。本文结合世界农业转型发展的新趋势，利用广州市第三次农普调查数据，分析了广州市农业发展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绿色化”水平。结果表明：广州市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約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组织化和绿色化水平略低;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市农业集约化水平发展相对迅速，但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农业绿色化水平更待提升。

综合上述分析，认为广州市农业的未来发展政策重点在于：一是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发展家庭农场，培育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土地流转型、土地入股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等各项扶持政策，鼓励工商资本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农业领域，发展社会化服务。三是加强生物防治、新型肥料、农药、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发，实现循环型、清洁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向“智慧化、规模化、新型化、生态化”升级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益龙.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3）：48-56.

[2] Hiroyuki Takeshima，Patrick L. Hatzenbuehler and Hyacinth O. Edeh.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n economies of scope in crop production in Nigeria[ J ]. Agricultural Systems，2020，177：10-69.

[3] 丁志偉，张改素，王发曾，等.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化”协调定量评价的进展与反思[ J ].地理科学进展，2016，35（01）： 4-13.

[4] 简新华，杨冕.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调”[ 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6）：106-113.

[5] 朱文珏，罗必良.行为能力、要素匹配与规模农户生成——基于全国农户抽样调查的实证分析[ J ].学术研究，2016（08）：83-92+177.

[6] 罗富民，段豫川.集约化：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制约因素分析[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59-63.

[7] 孙凤昌.我国农业集约发展方向分析[ J ].南方农业，2016，10（06）：146+148.

[8] 刘凯，任建兰，王成新.中国绿色化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J ].城市问题，2016（04）：11-17.

[9] 陈淑凤.“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11 （02）：21-26.

[10] 李燕.农地经营规模如何影响农业环境效率[ J ].南方农村，2019 （06）：22-25.

（责任编辑：李韵婷）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e Scale，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Agricultural Greening in Guangzhou

——Based on the Third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

HU Xin-yan1， GAO Yan2

（1. National School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talked about topics in the academia and politics， but also a permanent goal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ived to achiev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China's fundamental real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e in Guangzhou by using the data of the third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 in Guangzhou. The result shows that overall， the agriculture scale and agriculture intensification level of Guangzhou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while the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greening level of Guangzhou is slightly lower. Compared with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Guangzhou is relatively rapid， but the level of agriculture scale， the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greening need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Guangzhou;Agriculture Scale;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Agricultural Greening;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