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钢铁”、“土钢铁”的迥异命运

王晨波　毛文贤

4月末，常州铁本钢铁公司被国家9部委查处。而同一时间，澳大利亚独资钢铁企业博思格公司却在苏州红火地开建。同一产业，同一省份，两个项目一生一死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对于许多在中国的钢铁企业而言，这个春夏之交有些阴晴不定。

4月22日，在苏州市，由澳大利亚钢铁工业企业博思格公司投资2.8亿澳元(约17亿人民币)的钢铁公司举行了热闹的奠基仪式。而此时中国钢铁业的大环境是抑制过热。去年以来，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投资出现了过热现象，尤其是钢铁行业的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再叫停钢铁行业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一切顺利得出乎预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博思格钢铁(苏州)有限公司的总裁毛思民(MJ MOSS)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同一产业、同一时间、同一省份，在距离苏州仅105公里的常州，毛的这句话，可能会让当地一位身陷囹圄的民营钢厂老板感到嫉妒。他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江苏“铁本案”的主角戴国芳。被刑拘前，戴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的法人代表和总经理。

戴国芳和铁本公司出事是在4月28日这天。当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了监察部、发改委等部门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查处情况的汇报，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不一样的结局

铁本公司成了国家抑制钢铁过热的反面典型，有人甚至称它为“铁本逆流”。

据了解，目前铁本公司新厂区的新建项目已经决定由原来的800万吨缩减为400万吨。常州一位干部有些庆幸地对记者说，“戴国芳虽然被抓了，但常州还算保住了这个项目。”

被关进常州市看守所之后，戴国芳并没有断绝同铁本公司的联系，“现在他通过递明信片‘指点厂里的后继工作……”5月19日，一位铁本公司留守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记者见到的几张“明信片”背面，戴国芳密集而潦草地写着询问目前铁本技术改造、项目重组及生产情况进展的字迹：“愤(喷)煤方法”的技术攻关如何了？某某的成本价有没有谈下来？某某项目进展如何？谁在负责？……

尽管有些问题已经很难回答，但铁本公司老厂(铁本公司分老厂区和新厂区两地，新厂区目前已经停建，老厂区仍在运转)的代理人蒋锡生还是尽其所能，也用“明信片”的形式给戴国芳回应和解释。蒋是戴国芳的舅舅，原铁本公司的党委书记。

显然，尽管常州市武进区法院已经宣布铁本老厂进入破产程序，但“钢铁狂人”戴国芳并没有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

与戴国芳遭遇不同，心情舒畅的澳大利亚人毛思民坐在位于上海陆家嘴汇丰大厦19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钢铁过热是低端产能的过热，政府的干预有合理性……”

随着苏州钢铁厂的建成，博思格公司完成了在中国从上游到下游整条产业链的布局。

从去年4月开始，毛思民就在中国忙碌地奔波着，他先后考察了天津、成都等国内9个主要的开发区，这些地区大都非常欢迎博思格的钢铁项目投资。

“准生证”偏爱洋钢铁？

铁本公司何以成为“逆流”？而博思格何以一路畅通？除去铁本公司违规之外，两者的境遇意味深长。

吴建新记得，博思格是在2003年的9月份开始向苏州工业园区“求婚”的，作为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局高级项目主办，吴负责博思格公司这一项目。“在公司递交营业执照材料后的7个工作日之内，我们就可以颁发营业执照。博思格公司的营业执照是2003年12月24日颁的。”吴说。

一个17亿元的项目，7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这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投资者来说恐怕是天方夜谭。

“按照国家规定，5000万以下的项目归地方批，5000到两亿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批，两亿元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批。整个程序比较繁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所长张汉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博思格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难题。“苏州工业园区拥有上不封顶的自行审批特权。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资项目，园区均可自行审批。”吴建新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工业园区对外资的“优厚待遇”，常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戴国芳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政府部门(常州当地)也有人出主意让我们进行项目分拆，同时搞中外合资。”与戴国芳同被关押在常州市看守所的张锡清(原铁本公司副总经理)对媒体说。

2002年在与常州高新区接洽后，铁本公司注册了4家中外合资钢铁公司。由此拉开了铁本新建项目被分拆审批的序幕。据了解，东安厂(铁本老厂)下面挂了四个“牌子”——铁本公司、常州鹰联钢铁有限公司、常州市三友轧辊厂和信达公司，四家公司财务统一管理。

本刊得到的一份铁本融资项目计划书披露了当时铁本“中外合资”的情况：铁本钢铁公司与境外鹰联亚洲有限公司以中外合资企业的形式设立了6个子公司，形成了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新北区800万吨系统工程。这六个子公司分别是钢铁有限公司、国昌钢铁有限公司、国茂钢铁有限公司、恒泰钢铁有限公司、铁本硅钢有限公司和铁本焦化有限公司六家。这些企业的股权结构都是鹰联亚洲有限公司占75%，铁本钢铁公司占25%。

“亚洲鹰联其实是铁本公司在香港注册的企业，注册地址位于香港中环德辅道中，主要经营铁矿石、钢厂、木材等国际贸易以及投资业务。”这份项目计划书的执笔人，一家证券公司研究员王平(化名)对本刊说。

据张锡清表示，中外合资是唬人的。企业性质都是由当地政府部门帮助参谋的。铁本只负责提供一些资料，政府负责办理手续。

2002年9月30日，常州高新区召开主任办公会专题研究铁本项目的推进问题，要求经发局牵头，招商局、规划分局配合，10月15日前完成规划红线图和立项批复。

事实上，高新区经发局在当年10月10日，就迅速完成了对铁本项目中三家“合资企业”恒泰钢铁、国昌钢铁和国茂钢铁项目的立项审批。

“中外合资项目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外合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还享受头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收税的政策。”王平说。

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宁波建龙公司、江苏的沙钢等都是中外合资的。“民营钢厂一般都是走这个路子，合资成了民营钢铁企业通过审批和避税的最好手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钢铁界人士说。

然而，现实是铁本公司的假合资被揭穿了，它不仅没得到任何利益，最终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袒护。

常州不是苏州

博思格强调，在苏州的钢厂获准并不仅因为它的外资背景。“我们不增加新的钢铁产能，相反，我们将消耗一些国产的钢铁产能。最重要的是——我们生产的是高端镀面钢，并非国家限制的低端钢。”博思格镀面钢铁部总经理范东篱(Anthony Finocchiaro)说。

国家抑制本轮钢铁过热的主要依据就是国内钢铁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突出。

但事实上，铁本公司也不认为自己的产品是低端技术。“铁本临江钢铁基地的船用板等产品档次是比较高的。从锻熔到炼铁到烧结、焦化等都是国内目前最先进的装备；高炉也采用的是国家允许的120吨高炉。”一位铁本新厂区的负责人说。

“事实上，技术并不是铁本公司失败的关键。”王平说。他在2003年的10月来到常州，并为铁本的新项目融资执笔写了项目规划书。但是，王平最终没有跟铁本合作，他看到了其中潜伏的危险。

2002年3月，戴国芳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公司筹划移址新北区扩建项目，2002年9月，铁本正式委托武汉钢铁设计总院进行项目设计。在此期间，铁本项目经历了从200万吨到400万吨再到600万吨，并最终达到840万吨的跃变。

这似乎是一个民营企业寻求惊险的“跨越式”发展的典型，但故事并不那么简单。这其中包含着常州市自身的地方“冲动”。

在江苏省的“苏、锡、常”三角中，常州一直是农田保护大市，而在工业项目上，常州明显落后于自己的兄弟市。

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后，新北区由常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下称高新区)联合沿江郊县组成，并作为常州唯一拥有18公里长江岸线的地区，开始担负起常州“沿江开发”重担。其发展目标是：到2005年，区内GDP达到180亿元，财政收入3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完成43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15亿美元。

占据常州大部分岸线、占地近6000亩的铁本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新北区展开。

“当时新北区的沿江开发迫在眉睫，他们(政府)一时又很难从外面拉来项目。所以就从当地好的企业中选中了铁本，铁本被当作一个‘好种子来培养。”新北区政府一位干部对本刊回忆说。

很多铁本的老工人清晰地记得，在1999年和2000年，几乎所有的钢铁企业都在喊亏本的时候，铁本却在赚钱，提货的车排得很长。

“其实，铁本的老厂是一个治理结构相当不错的民营企业，他们生产普通板材的毛利率是110%，而一般国企是60%。一线员工的月工资能够达到四五千左右。”王平说。2003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17.7亿元，产钢80万吨，上缴利税3741万元，在常州地区仅次于新科电子集团位居第二。

“但常州市新北区跟苏州工业园还是没法比，他们(苏州)有着独一无二的项目审批权，而且是中国与新加坡政府间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常州市计委的一位官员在电话里对本刊说。

今年5月17日，苏州举行了中国━新加坡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其时正是苏州工业园成立10周年，两国政府副总理吴仪和李显龙分别作为理事会双方主席肯定了苏州工业园的成就。

这也是博思格选址苏州的原因之一。“我们对于博思格的项目是完全按照园区的惯例进行的，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州工业园区的工作人员单小辉对本刊说。

事实上，它的惯例在别人看来正是它的特别之处。

圈里与圈外的逻辑

博思格公司与铁本公司无形中被分成了两类：“一个是圈内人(主要包括现有国有或外资的主流钢铁企业)，另一个是无缘钢铁的圈外人。”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学者陆磊说。

“中国需要尖子钢厂，你发展我也能发展。”这是戴国芳的“钢铁哲学”。但他的哲学可能会对一些人造成现实威胁。“如果铁本真的建成了，他将极大地冲击宝钢等钢铁公司。”曾经详细考查过铁本的一位上海学者对本刊说。

更重要的是，圈内人与圈外人存在着两种行为逻辑。

2002年，中国的钢铁价格开始一路上涨，这些毛思民和戴国芳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毛思民说，“博思格公司一直在酝酿和准备中，直到各种条件比较完备时，我们才决定建工厂。”对博思格公司来说，有充裕的时间和信心仔细斟酌，它的投资环境相对简单，而且有更多的选择权和优惠条件。如苏州工业园有这样的优惠规定：“进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及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国家政策可享受15%的所得税税率，并免征3%的地方所得税；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可享受二免三减半的优惠。”

“与一些民企比起来，国外的钢铁巨头更像是钢铁产业的‘圈里人。”一位江苏本地的钢铁业人士说，“而铁本更像是一个圈外人，它能选择的合法合规的路径并不多。他所面对的是国内特定产业的高准入门槛和低退出可能性。”

2002年，戴开始显示出一种时不我待的姿态。对他而言，常州市新北区给予的充分支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由圈外进入圈内的契机。

作为民营企业家，戴国芳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按部就班上项目，他急于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使他的违规成为必然。铁本为使上百亿元的项目能迅速审批成功，将其分拆成22个子项目，分别报地方政府审批。

而同为钢铁项目，博思格则不慌不忙地先移植钢铁产业的下游，如销售和后期加工厂，站稳脚跟后，再向上下游延伸。

戴国芳按照“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突进方式发展，甚至标榜铁本公司最终要超过宝钢。

但是，他终于没有等到饭煮熟的那一天。

“对圈外的严格排他和对圈内的高度保护基本构成了我国主要行业的政策特征，金融业、电信业、钢铁业等尤其突出。这就导致两个极端恶劣的预期和行为倾向：一是预期铁本的失败在于其是‘生米而不是‘熟饭，成功的唯一办法是尽快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当局就范；二是预期在圈内可以继续得到保护以维持垄断，并获得垄断利润，而问题的关键是能否进入这一垄断俱乐部。”陆磊说。

重组铁本

而今，铁本面临重组。对于重组者而言，铁本仍然是一块肥肉。“目前已经有十多家左右的企业跟我们联系过项目重组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上马附加值的钢铁项目。”目前铁本公司项目的负责人朱运国对本刊说。

5月20日，记者来到铁本公司新北区的施工场地上，那里已是人去房空，大量的钢铁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一位施工负责人对本刊介绍说，一号码头以及两个泊位的设备安装已经基本结束；原计划的六座高炉，目前一号和二号已经封顶，三号四号炉体本体已经基本结束……工程的进度已经接近一半。

截至目前，有三家企业已经明确了重组铁本的意图。南京钢铁集团公司(背后是上海复星实业)、无锡钢铁有限公司(华润集团控股)以及台湾华新丽华企业集团，纷纷将自己的项目重组方案报给了市政府。

这些重组者心态各异，目的不同。

“铁本的违规是坏事；但是其竞争企图却是‘好事。在某些行业，竞争的企图是不容易实现的，最后可能导致的是更高层次的垄断。复星、方正和华润的兴趣恰恰说明兼并而不是竞争，有可能将成为该行业的主题。”

陆磊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