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茅于轼现象”看社会思潮的两极化

陈季冰

近年来，经济学家在中国是一个动辄引发争议的特殊身份。而在国内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中，茅于轼先生恐怕又是引起争议最多、最尖锐的一位焦点人物。

过去几年中，他对公共事务发表的许多观点都促发了一段时期内媒体上的激烈辩论乃至无数夹襄着粗暴人身攻击的谩骂。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仅凭其显赫身份和偏激言论显然是不够的，他一定恰好站在了这个时代中最具影响力的几股（通常是两股）思潮激荡交锋的中心。

因此，我认为茅于轼先生已经在他自己或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而深入剖析这种“茅于轼现象”将十分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在因去年底的一句“保护耕地政策致使房价大涨”而掀起的“口水战”尚未完全平息之际，茅于轼两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又被媒体拿出来重新炒作了一把。他在该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应当以铁路票价上涨的方式化解春运困局。文章还认为，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正是不按市场规律上涨票价。

正当数千万生计无着的农民工为“一票难求”而心急火燎的时候，发表这样的观点，不激起“民愤”才怪呢！自诩“草根代言人”的时评家们免不了要挺身而出，从许多不同角度对茅于轼的春运涨价论提出理性或不理性的批评。

我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茅老先生这么多年来所发表的那么多针对不同领域的“惊人之语”，究竟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以贯之的观念内核？而这种价值立场又为何会对那么多人造成如此大的刺激？

显然，茅于轼把当下的中国当成了西方。这么说，并非意指80高龄的他不了解中国国情，而是说他可能没有认识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套完备的制度作为保障，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法治规范；而当前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西方社会在过去二三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变迁中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一制度框架。就拿春运涨价论来说，如果仅从单纯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看，价格随供求关系而变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价格进行管制不仅无助于解决短缺问题，还会以扭曲的信号误导供求双方。但是，这种放开价格的要求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即铁道部是一个以利润为中心的真正“企业”，并且还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的竞争性企业。但实际的情况是：两者都不是。

由此看来，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当前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极端（主要存在于以社科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为代表的所谓“精英”阶层）。其核心诉求是反对一切管制，用一句持这一立场的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把所有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我因此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而大部分反对茅于轼的人士的激烈言论背后的观念内核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主要由三方面的精神资源构成：他们中的第一类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拥护者；第二类是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西方左派（自由派）；第三类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简言之，在那些抨击和谩骂茅于轼的人看来，中国过去或现在的体制远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那套东西更可取。他们也承认当下的中国有很多问题，但在他们看来，这恰是背离了过去的正确道路所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坚称，当今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正是西方或奉行西方体制造成的。

这种观点代表了当前中国社会思潮中的另一个极端（主要存在于对“文革”基本上缺乏切身体认的大批青年和一部分海外或海归人文知识分子中）。其核心诉求是通过推进全民民主（大多又体现于所谓“经济民主”）、加强政府管制、复兴传统道德来扭转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问题。鉴于这部分人士经常对改革前实际上并未真实存在过的绝对“平等”和“公正”流露出无限眷恋和向往，我称之为“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

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正在朝着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极端加速分化和集结，而愿意用比较复杂和现实的眼光看待和分析“中国问题”的中间派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而且，过去10多年来，在这条从右到左的思想谱系中，中国社会思想整体上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左偏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20年前的响亮口号，如今恐怕很少有人敢于在公开场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我想，这也正是造就“茅于轼现象”的社会基础——他代表了社会上越来越多人反对的那种价值立场的极端面貌。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反对（或支持）茅于轼的人在主观上都自觉地从属于某一种观念阵营，绝大多数在互联网BBS上用恶毒的留言咒骂这位耄耋老者的网民，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但社会思想状况的极端化趋势确实潜移默化而又有力地影响了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使他们经常无意识地陷入一场接一场的纷争。

市场原教旨主义（或“市场万能论”）的主要谬误在于它忽略了一个基本现实：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那种“市场”在中国从未真实存在过，因而所谓“交给市场”等于交给一个想象中的虚假主体。这种观念过分迷信于市场的自发功能，似乎只要行政力量撤除，稍假时日，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就会自动形成。究其深层原因，可能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市场经济传统，使得我们中的许多人经常不自觉地把只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中国社会中运行了几千年的原始自然经济当成了同一回事（表面上确实很相似）。欧洲现代化的历史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建主在产权保护和契约精神两大基石之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伴随着政治的变革有意识地“演进”或被“建构”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自由放任主义在西方或许是一种有点书呆子气的理想境界，但在现阶段的中国鼓吹自由放任，在客观上就等同于鼓吹把社会大众的利益交由特权阶层随意主宰。这是因为，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僵化政府干预解除以后留下的真空，一定会被各种更加贪婪腐败的特权所填补。在没有合理的制度变革情况下，它们将毫无疑问地扼杀有可能成长起来的真正公正透明的市场经济的萌芽。伊拉克并没有在独裁者萨达姆倒台以后自动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相反却成为不同教派、种族和包括恐怖组织在内的各色武装势力竞相逐鹿的血腥“竞技场”，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错误和可笑的话，那么，位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谱系上另一端的它的对手——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就是更加有害和要不得的。因为无论其言说中包含了多少眩目的西方时髦理论，一旦放到中国的现实社会土壤，它就会蜕变成一种从根本上说其实是要求走回头路的精神力量。当代中国确实存在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其中许多还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令人们既愤慨又迷茫。但如果真的把中国拖回到改革以前的那种社会状态中去，即使是那些对茅于轼发出愤怒谩骂的年轻网民中。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兴高采烈地同意，而他们饱受政治运动之苦的父母尤其不会答应。道理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问题，并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不彻底，以及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只能寄希望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要下决心将改革推进到经济以外的政治和社会领域，走回头路是没有丝毫前途的。

法治健全的民主宪政、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独立包容的多元文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三者相互支援、缺一不可，民主宪政需要由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持续滋养，不然就会逐渐枯竭（顺便说一下，我认为这就是古代希腊、罗马民主制度为什么不可避免地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源）：反过来，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又特别仰赖民主宪政的有力保护，否则就会被轻易地毁掉而在这三者中，政治现代化又是枢纽。历史上，没有宠政改革，就不会有英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我想，这就是“茅于轼现象”折射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中的巨大缺失，当茅于轼们疾呼把一切“交给市场”时，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极有可能在客观上为权贵肆意掠夺公共财富大开方便之门：而当茅于轼的批判者以更大的嗓门和更高的分贝叫嚷“加强管制”的时候，他们也许更加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痛恨的权贵正是凭借着这种“管制”的强大力量创造和获得了攫取公共财富的寻租空间。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严肃而审慎地提醒我们这样一个真问题：怎样“管”住那只时不时地伸向市场的“有形的手”，而这个所谓“市场”原本就是极其稚嫩、脆弱和扭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