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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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农民“退地”观察

据《半月谈》报道，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是农民最重要的土地财产权益。随着城镇化加快，一些已在城镇站稳脚跟的进城农民，希望“变现”其留在农村的“两块地”，尝试各种农地有偿退出的办法。作为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重庆梁平县从2014年开始进城农民整户退地试点。今年5月初，梁平县川西村9社7户农民，向社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整户退出承包地，面积超过26亩，退地农民每亩地将获得1.4万元补偿。重庆市巴南区也在做类似的退地尝试。在宅基地退出方面，重庆已有相对完善的制度通道，即依托“地票”交易方式，农民平均每亩宅基地能获得10万元以上的收益，成为进城安家落户的重要资本。宅基地之所以能复垦“变现”，得益于地票设计。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2008年底重庆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根据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形成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土地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收益扣除复垦成本，剩余的85%直补给农民，15%归集体。

基层干部：退地改革要进一步推广，有两个问题需要顶层设计给予解答：一是到202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后，对于退地农民交还给社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是否应该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重新分配，目前国家政策、法律尚不明确。二是在对农村土地征用时，为了保障农民生存，目前国家有较为完善的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保障政策，但针对自愿退地的农民，相关配套社会保障政策尚处于空白阶段。

专家：在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承包地有偿退出对于盘活宝贵的土地资源十分重要；同时，仍需加强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规范农民承包地处置行为，防控风险。但需要明确的是，农民退不退地，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强行推进。

入学难生源荒 上海农民工子女学校进入"门禁时代"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3年12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来沪人员适龄随迁子女需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须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父母一方满两年的《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及灵活就业登记证明。在沪缴纳6个月社保，并提供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是办理居住证的两道主要门槛，看似不高，但对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来说，却怎么都够不着。在新政实施前的2012年，上海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在籍人数为13.6万人。3年后，这个数字减少为9.8万人。

“博士村”走红

据《农民日报》报道，浙江东阳市区往北25公里，有一个叫古渊头的村子。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这个村子走出了25名博士、202位高级工程师、副教授、教授和553位大学生。要知道，村庄总共只有2200名村民。学风兴盛，耕读传家，昔日低调的古村落，近日因为媒体的报道而爆红。“博士村”的爆红与时下很多农村青年“辍学——打工——结婚生子——打工”的宿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博士村”的走红，无疑打破了“寒门难出贵子”的刻板印象，让更多人重拾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

潮州“乡咨委”提升基层治理含金量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 广东潮州在各村居探索建立“乡贤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老党员、老干部、企业家、族老、社会组织负责人、年轻创业者等，成为“纳群言、汇众智”的重要渠道。现在已有超过1000个村居已经建设了“乡贤咨询委员会”，利用春节、清明、中秋等节点邀请乡贤参会反映村情民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使他们成为提升基层自治水平的“推进器”“润滑剂”和“智囊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