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8
郑斯月
从人力资本角度浅谈教育扶贫中的问题
郑斯月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云南昆明650201)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人力、物力投入力度和政策倾斜力度的加大,我国脱贫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目前的扶贫工作尚有不足之处。文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的投入、生产及使用三个角度对教育扶贫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简单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贫困;人力资本;教育扶贫
个体素质与贫困发生有直接联系,人口素质低下是造成我国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上看,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农经济的贡献,尤其是外出务工和发展多种经营。但劳动力素质低下导致贫困人群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摆脱贫困需要智慧,而培养智慧的根本则是需要依靠教育。
教育扶贫指农民有机会通过教育来提高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和思想道德意识,通过掌握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来提高自身生存和生活的质量和状态。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是指通过对人进行教育、培训等方式来发展和提高人的智力、体力和道德素质,以期提高生产能力。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该理论表明,在经济增长中,国民收入的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成正比,并且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投资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于物质资源投入带来的增长速度。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低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所带来的产出,因此,提高人口质量十分重要。
首先,经济学上认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比物质资本的增加更为重要[1]。根据罗默、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它们还能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而产生递增的收益使经济持续增长[2]。具体来说,从宏观上看,教育通过改善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者技能、增强其生产能力直接促进国民收入增长[3];从微观上看,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报酬,从而直接缓解个体贫困。
其次,目前我国扶贫物资出现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物质资本报酬递减”理论表明,如果人均人力资本量和技术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减一定数量人均物质资本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量将逐渐减少,但如果人力资本量或科学技术能够得以增加及改进,这种现象便不会发生[1]。由此也证实我们的扶贫工作必须依靠教育提升人力资本。
近年来,教育部门积极探索人力资源开发扶贫新模式,不断创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在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改善、教师队伍建设、职业教育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科建设、课程设计与开发、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学校管理等方面均表现出长足的发展,在高校招生政策和就业资助服务体系完善等方面也有重大成就。
然而,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也表现出许多的问题与不足。在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中,教育扶贫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区的贫困,然而却未能在根本上解决贫困的根源。贫困地区依旧普遍存在缺劳力、缺技术的问题。落后地区贫困人口对教育投资意愿下降、甚至出现“读书无用论”的怀疑。扶贫工作中常常出现“上热下凉”现象,贫困人口安于现状,一些接受捐助的贫困户子女上进心不强,产生依赖和“等靠要”的消极心理。
就笔者自身扶贫驻村经验来看,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表现明显,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意愿不足和接受高等教育意愿不足两个方面。内生动力的缺失导致扶贫政策效果受到极大影响,消极的思想状态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脱贫攻坚阶段,更会在未来长期的脱贫巩固阶段中对扶贫工作产生巨大阻碍,最显而易见的表现便是脱贫户的返贫。因此,找出问题发生的根源,从源头上改变贫困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
教育扶贫涉及教育的诸多方面,其作用范围也涵盖甚广。本文就教育扶贫政策在人力资本的投入、生产和使用三个关键环节对农户在产业调整和教育投资意愿不足方面做简单探讨。
从人力资本角度理解,教育扶贫需要考虑人力资本的投入、生产和使用三个关键环节,三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最终影响脱贫成效。笔者将站在教育视角,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探讨贫困地区困难群众在产业调整意愿下不足以及教育投资意愿下降两个问题。
2.2.1 人力资本的投入
(1)针对产业调整意愿不足问题
贫困人口依然习惯于传统种植,对发展新的种养殖并不十分感兴趣。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调整传统产业结构需要农户同时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技术风险,而贫困家庭没有过多的资产可以转换以降低其风险,因此贫困农户只能对风险采取回避的态度,从而导致农户的农业生产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
其次,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接受新生事物的意愿、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5]。新的产业和生产模式要求农民具有新知识、新技能,缺乏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学习能力使农民对待新产业时被动产生回避态度。
第三,社会发展程度低,观念意识十分落后。贫困群众受收入、家庭、自信以及思想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观念较为保守落后,主要表现在劳动观念、财富观念、生活方式观念、竞争意识、安分守己意识、乡土观念等。以笔者驻村调查情况为例,该村产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并且长时期处于“小、散、弱”状态,产品附加价值小、竞争能力低、市场份额小、盈利能力弱。很多农户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甚至是自给自足的状态,农产品进入市场交换获取现金的数量少,农民收入提高困难。但许多贫困人口伴随着贫而安贫的心理,只想过活,不想过好。“单边现象”十分突出,“等靠要”的思想表现严重,甚至不乏出现“达到脱贫标准不愿脱贫、想尽办法争当贫困户”的现象。
生产方式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和社会发育程度低,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教育落后带来的贫困文化①所造成[6]。心态、劲头的缺失不仅导致贫困地区经济上的落后,更是该地区智力、能力和文化问题。依靠教育改变这一困境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在实际落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缺陷。从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看,培训投资、劳动力流动投资问题中都存在问题。
首先,培训投资问题。以笔者实际驻村情况为例,上级安排的农业知识技能培训并未与该地实际情况作为基础,表现在:1.培训内容与当地实际情况匹配程度较低。例如种养殖培训,我们不能将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的最高标准,不能单纯依靠“什么增收最多、最快我们就种什么、养什么”的思路,而是应该因地制宜,综合考虑该地的实际环境,找出适宜该地生态环境的动、植物作为种养殖目标。2.能力不匹配。不了解农民的知识基础和技能水平,批量化进行专业种养殖培训,农民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知识量大、技术含量高的农业知识,在培训之后不能消化所学知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其次,劳动力流动投资问题。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努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寻求机会,安排工作地点,提供交通补助,试图希望农村劳动力能通过外出务工方式增收、脱贫。然而,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后成效甚微。笔者实地了解后发现,当地村民在外出务工不超过三个月便会返乡。原因是:1.离家太远,生活不习惯。笔者驻村地为云南,而当地村民被批量安排至山东务工。返乡照看家庭十分不方便,加上气候、饮食、生活习惯的不同,农村劳动力很难留下。2.生活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很低。发达城市生活成本高、生活开销大,使得务工人员在食宿开销后很难再留下更多的储蓄以供家庭开支,因此决定返乡,就近务工。就此而言,前期安排的各项培训、投入的各项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大打折扣。
(2)针对教育投资意愿下降问题
首先,办学条件落后导致求学成果不明显。客观来看,贫困地区学校办学条件十分有限,教学设备与师资水平与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多媒体技术在贫困地区实现程度低,师生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也很弱。这种技术水平、个人能力与思想意识的落后使得贫困地区学生很难获取优秀的学习资源。同时,贫困地区的师资情况也十分堪忧,许多教育设备与物资出现了严重闲置现象。以笔者驻村实际情况为例,当地教师从学历背景上看普遍较弱,存在教非所学、一人兼顾多门学科教学的情况。外地的优秀师资一难引进,二难留任。学校办学基础薄弱导致学生求学成果不显著,对“读书改变命运”逐渐丧失信心,辍学与外出打工时有发生。因此,教育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贫困人口对教育投资的意愿。
第二,教育扶贫对象失焦,标准化教育不适用于每一个个体,教育如果无法实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那么依靠教育脱贫的效率便会大大降低。比如:农户子女是需要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以及什么样的职业教育,这一系列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盲目“一刀切”造成了学不能致用,学生求学成效降低打击学生求学积极性,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第三,职业教育。贫困地区受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职业教育质量低下,中职、高职教育不受重视。这使该地区贫困学生面临的困境是:求学者片面追求本科教育,一来想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二来为了追求更高的学历。但本科教育更看重知识本身,更偏向于知识的获取、学习能力以及通识技能的培养,对劳动技能、技术实操的培养方面不如职业院校。当贫困学生因所学专业与其生活的地区实际情况不符,所学专业无法适应本地需求时,人才又会出现被迫外流情况,贫困地区依旧没有可用人才,马太效应依然存在。
2.2.2 人力资本的生产
在教育扶贫上,笔者认为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同质化”问题。从教师层面看,无论是当地教师或是外地轮换教师,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标准化教育,因此他们所教授的知识也是标准化的,也就是说,在教师知识背景层面上,我们没有做到因地制宜,没有根据当地的经济、产业、文化等实地情况选拔、培训我们的教师,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育扶贫的功能,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对于高等教育阶段,传统的专业和学科不能准确反映当地经济建设新情况与新问题,所学不能致用,教育服务的功能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7]。同时,同质化的教学内容亦不能在就业、创业方面显著提高贫困地区学生竞争力,毕业生就业矛盾突出。鉴于贫困学生政治身份、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考虑,这种逆境对贫困学生的影响更大,会将进一步强化“读书无用论”。
2.2.3 人力资本的使用
在人力资源使用部分,笔者主要探讨由于因学致贫引起的农户教育投资意愿下降的问题。笔者认为因学致贫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社会发展需求与人才匮乏之间矛盾明显,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所处转型阶段不匹配的矛盾十分突出[8]。高等教育扩招带来学历快速贬值,高校毕业生面临人才供给与需求矛盾、就业结构失衡的困境,而追求高学历是就业困境下的必然产物[9]。因此,很多学生在面临失业后只能追求更高学历以获取更体面的工作机会和更具吸引力的工作报酬。然而,调查显示,在高学历与高工作报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和正相关的关系[9]。因此,寒门学子毕业后期望实现现实收益如求学成本的平衡,但由于失业,投资未能获利,高等教育求学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不仅没有同步增长,而且出现收益与成本倒挂的情况。这种结果进一步打击贫困地区学生依靠教育脱贫的信心。
第二,前期未接受良好的思想意识教育和择业就业、人生规划等课程的培训。盲目按照标准化教育灌输专业课程,忽略了应该加强学生思想意识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教育。思想意识的落后导致盲目选择专业,对就业制度变化和社会需求关系认识不足造成因学致贫[10]。遇到经济低迷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学致贫表现更加明显。思想意识的落后还会造成寒门学子片面追求离农价值取向。离农价值取向存在内在的弊端,高等教育承载着实现代际阶层向上流动的功能,返乡便成为一种耻辱。贫困学子“走出去”,本地发展陷入急需人才又无对口人才的窘境,加速城乡社会两极分化,这本身是与教育扶贫的初衷背道而驰的。盲目、片面的思想都是源于价值观念滞后导致的选择性失当[9]。由于社会日益发展带来的激烈竞争以及寒门学子思想意识的落后,农村求学者在接受高等教育后面临严峻考验。
贫困的发生离不开思想意识问题和文化意识问题,而意识问题和文化问题主要还是需要依靠教育以及相应的教育政策来解决。针对本文所探讨的困境,笔者从教育角度,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提以下建议:
贫困家庭成员受经济、个人素质、思想意识等因素影响,对产业结构调整意愿不足,从教育视角看,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由于贫困家庭没有过多的资产可以转换以降低产业调整所带来的风险,政府应对进行家庭产业结构调整的群体建立风险补偿计划。对于家庭产业调整不成功造成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助以降低其损失,减少贫困家庭对调整家庭产业的后顾之忧。
(2)创新培训制度,提升贫困群体进行产业调整时的成功率。在对当地适宜从事产业分析评估的基础上,引入相应的产业培训课程和专业培训人员,为贫困群体提供合适的产业转换培训,使其掌握从事一个新产业所需的必要技能。在培训方式上应以实践为主,比如可以组织贫困人口到发达地区实习或就业,使其接受能力训练,在做中学。
(3)意识改造。扶贫不能重物质奖励而轻感情激励。为了改变困难地区小富即安的不良风气、提高群众思想意识水平,有关部门可以建立扶贫攻坚教育基地,开设百姓励志课堂,定期组织活动,开设专题宣讲。
(1)加大力度提升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如果教育自身都贫困落后,那么就很难实现依靠教育扶贫的效果。因此,在提高师资方面,按需设岗,按岗精准补充,配合人才优惠政策,例如待遇与专业方面提升等,完善人才的聘任、管理与留任机制。其次,努力做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职业教育水平、地位的提升,引导本地外出求学人才回流,提升本地经济,促进家乡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围绕当地实际需求开展“订单式培养”,建立面向需求的人才培养与供给相结合的机制。积极推动区域型高校深度合作,校际联动,教学资源共享。加快实训基地建设,以推动产教融合和人才培训。
(2)加强政策措施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衔接。让贫困地区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相匹配是实施脱贫攻坚宏观战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难题。只有贫困地区的教育与人力资源需求结构耦合,才能实现通过教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11]。
(3)创新教育模式,在内容与选拔方式上进行改革。单纯以升学率为衡量指标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例如,在符合区域人力资源需求的情况下,可以发展地方特色职业教育,促进贫困地区的内生式发展[12]。预测未来新知识与新技能的需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发创造新的产业。
(4)转变意识。包括“等、要、靠”意识、片面追求离农价值。许多事例证明,贫困者若得到了观念改造,他们将自觉地设法提高自己的谋生技能,主动寻找谋生机会。教育扶贫政策必须加强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落后、片面意识的纠正力度。正确引导外出求学人才对返乡的认识,树立“学成归来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做贡献”的认识。
(5)改变因学致贫。由于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与其收入呈正相关,相对而言低收入家庭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较高教育[13]。这是因为,他们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更大,高校扩招带来的学历贬值以及选择专业时盲目跟风导致的就业困境使其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因此,教育扶贫政策应该建立相应风险补偿机制,如学费与生活费的资助机制和招生、就业倾斜政策以降低其求学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同时,帮助贫困学生做出理性选择。引导其放下偏见,正确认识职业教育发展前景,理性分析就业市场供需结构,避免“羊群效应”引发投资高风险[9]。普及大学的重要性以及就业制度,防止学生盲目、片面跟风导致因学致贫。
(6)引入并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它在对象识别、过程检测、后续情况追踪方面具有精准的优势。在识别对象时依据建立数据库可了解该地学生的动态趋势。此外,大量数据信息有利于当地有关部门制定更精准的扶贫项目。比如课程类型、管理制度等。教育信息化还可以帮助相关部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反馈问题和解决问题,实施成效的监测和优化。
(7)教育投资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人力价格的浮动为衡量标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投资的力度以及方式,即有针对性地给予不同地区不同力度和不同方式的教育投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目前我国已经来到脱贫攻坚阶段,我们的扶贫依然面临诸多的困难。分析和解决这些难点问题对于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十分必要。从教育的角度看,如果贫困人群不能接受与之文化背景和经济背景相适应的教育、不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贫困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意愿必然下降,那么国家想依靠教育斩断贫困代际相传链条的安排就会失效。
脱贫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过程。教育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人力资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单独形成生产力,人力资本提升后要有后续政策以及社会力量的支撑。例如:如何加强培训与市场的联系,以及教育培训之后的持续关注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完善配套科技投入、建立创新体制、重建社会关系,使各方面形成合力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扶贫效果。
[1]保罗·克鲁格曼,罗宾·韦尔斯.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2-94.
[2]Lucas Robert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3]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60-277.
[4]徐志明.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与扶贫政策绩效--基于江苏省342个贫困农户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2013(1):63-65.
[5]曾天山.以新理念新机制精准提升教育扶贫成效--以教育部滇西扶贫实践为例[J].教育研究,2016(12):35-42.
[6]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M].Basic Book,1975.
[7]杨顺清,沈毅.云南较少民族教育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03):155-157.
[8]沙占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难点及对策探讨[J].保定学院学报,2017(9):54-59.
[9]朱之文.扎实推进教育脱贫着力阻断贫困代际[J].行政管理改革,2016(7):4-10.
[10]郝文武,李明.教育扶贫必须杜绝因学致贫[J].中国教育学刊,2017(10):61-64.
[11]吴晓蓉,王莉,王谦.贫困地区教育与人力资源需求结构耦合度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教师教育学报,2017(6).
[12]张诗亚.西部开发新理念--发展特色科教构建良性自然/文化生态[G].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西部大开发科教先行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协2000年学术年会文集,2000:1.
[13]邹薇,郑浩.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风险、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J].经济学动态,2014(6).
G647.38
A
2095-1205(2020)01-93-03
10.3969/j.issn.2095-1205.2020.01.55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