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阴影下中国养猪生产模式探讨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 210095）

从2018年开始至今的1年多时间，无疑是我国养猪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2018年8月，非洲猪瘟疫情突然入侵我国。农业农村部从2018年10月8—30日，连发9条通知，对生猪等易感动物移动监管、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生猪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非洲猪瘟防控、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以及打击生猪屠宰领域违法行为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一些政策的出台为各地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政策支持[1]。但这些通知和公告并未阻断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的蔓延。特别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在一些不法分子“炒猪团”的炒作下，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蔓延很快。不到1年时间，疫情扩散到我国的所有省份。致使全国母猪和生猪存栏数大量减少。据2019年8月30日胡春华副总理在全国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农业农村部对全国4 000个养猪村和1.3万个规模化养猪场（户）的监测，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已连续7个月下降。2019年9月全国能繁母猪数量只有1 904万头（历史最低），是2018年母猪存栏量（3 121万头）的61.0%。2019年9月20日全国22个省市的猪肉平均价达到38.22元/kg（几乎是2007年的1倍），生猪收购价为28.26元/kg，猪粮比价达到13.9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2019年我国生猪出栏54 419万头，比2018年下降21.6%；猪肉产量4 255万吨，同比下降21.3%。

令人较为欣慰的是，随着各级领导、众多科技人员和广大养殖企业、养殖大户对非洲猪瘟防控经验的增长，有的养猪场实现了成功复养，我国养猪业正在逐步好转。从2019年9月开始，母猪和生猪存栏数有所上升。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12月底，我国存栏母猪数已从2019年9月最低的1 904万头增加到2 036万头。进口猪肉量也未达到先前有人预估的1 000余万吨，2019年实际进口猪肉210.8万吨[3]，同比增长75%，只占我国生产猪肉（4 255万吨）的5%左右。2019年我国共有猪肉（自产＋进口）4 465.8万吨，人均猪肉占有量达31.88 kg，比2018年的38.73 kg减少了6.85 kg（下降17.7%），并不是很严重。

随着各级政府和养殖户对非洲猪瘟防控经验的增长和疫苗的研制，我国养猪业正在逐步好转。在疫苗尚未完全研制成功、非洲猪瘟的阴影尚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未来我国养猪业应该如何发展？是个十分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1 中国不能没有猪，中国不能缺少猪

猪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不但是最早驯化猪的国家之一，而且也一直是世界上养猪数量最多的国家。猪肉是中国人的主要肉类食品，20世纪初期，我国的猪肉消费约占总肉类消费的70%～80%，目前大约占65%左右。猪粪是农业的主要肥料。农谚有：“种田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书”。养猪也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农谚还有：“猪是家中宝，致富离不了”[4]。即使在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我国养猪业产值比重仍占畜牧业总产值的首位。2015年中国养猪业的产值达12 859.7亿元，占全部牧业产值（29 780.4亿元）的43.18%，远大于大家畜（牛、羊、奶牛）饲养的产值（占27.05%）和家禽饲养的产值（占24.83%）[5]。

猪在古代具有一种“神圣”的意义。在商代被大量用于祭祀，隋、唐以来，养猪业大发展，农民养猪致富，在唐代，号“猪为乌金”。但在历史上，我国也曾出现过几次因缺少猪而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困难与危机的事件。较典型的例子是在明朝。因以（猪）俗呼为国姓（朱），皇帝下令禁养猪。明正德14年（公元1519年），明武宗南行途中，曾于12月间在仪真（今江苏仪征）下令禁猪，冬天皇帝降旨，禁止人民养猪，违反者永远充军。旬日之间，远近尽杀，减价贱售，小猪埋弃，一时骇异。人民不但无猪肉可吃，而且在祭祀时因无猪头而发生困难。后来经明臣杨石斋奏疏，请免禁养猪，才在次年4月解禁[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结束了战乱，人民生活安定。近70年来，中国的养猪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吃肉问题上，经历了“无钱吃肉”“凭票吃肉”“敞开吃肉”“吃优质肉”等几个阶段。但其间也发生过几次因少猪而使人民生活不便之事。

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大办集体猪场，把农民中分散的猪集中起来养，结果是猪气喘病（现称“支原体肺炎”）大暴发，大批猪只死亡。加上粮食减产等因素影响，使1959—1962年的人均猪肉占有量分别只有4.56 kg、2.96 kg、2.26 kg、2.88 kg。当时全国6亿多人口，只好“凭票吃肉”，每人每月供应“几两肉”。直到1963年6月，才有所改善。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养猪业大发展，但在2007年，由于大批从国外引进种猪，结果也引进了烈性猪传染病——“猪蓝耳病”，造成国内大批仔猪死亡。2007年6月11日，原农业部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20多个省份发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全国母猪存栏减少，生猪存栏下降。据《中国畜牧兽医报》2007年7月22日报道，2007年6月底，全国生猪存栏为4.76亿头，比2005年底存栏的5.03亿头减少2 700万头，全国能繁母猪存栏4 400万头，比2005年存栏的4 893万头减少了493万头（10%左右）。2007年6月全国猪肉批发价达19.24元/kg，比2006年同期上涨了74.6%。2018年8月，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发生，给我国的养猪业又一次带来巨大的灾难。

农业和畜牧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地球上生态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乡村建设，切切不要忘记农业和畜牧业。“猪粮安天下”，一个不养猪的乡村，生态是不平衡的。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为了在地球上能长期生存下去，逐渐建立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区的畜牧业，主要是养猪业。中国有句养猪谚语：“人养猪，猪养田，田养人”。很好的说明了“人、猪、田”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那些认为“养猪污染环境，影响环保”、主张可以设立“无猪市”“无猪县”“只要有钱，可以向外买肉”等想法都是错误的。

2018年5月4日，***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鱼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类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会对人类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7]。

2018年8月的非洲猪瘟疫情和2020年春天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使我们体会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需要建立一个既可相对独立生存（有基本的农业和畜牧业等提供生活资料）又可相互联系（通过公路、铁路、通讯、电力等）的空间。

2 中国如何建立稳定的养猪生产体系

非洲猪瘟疫情已经给我国的养猪业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不能缺少猪。我们必须重新评估与检讨过去的养猪政策与措施，研究如何建立稳定的养猪生产体系。

要建立稳定的养猪生产体系，必须解决4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解决猪粪污污染的问题；二是如何解决中国长江以南地区人多地少养猪的问题；三是如何防止烈性传染猪病传播和扩散问题；四是如何建立具有“利益共同体”的生猪生产体系。

2.1 要解决猪粪污污染，应适当控制养猪数量

猪不可不养，也不可多养。按照人均需要猪肉消费量和耕地消纳粪污的能力来决定我国的养猪数量。

养猪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吃肉需求。中国到底要养多少猪？近5年（2014—201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人均猪肉占有量在36 kg左右。以14亿人口计，年需猪肉5 040万吨，按每头猪产肉77 kg计，需年出栏生猪65 455万头，按每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生猪17头计，需要能繁母猪数量为3 850万头。如母猪数量过多，超过4 000万头，甚至5 000万头，猪价必然下跌，整个养猪产业链就会亏损，母猪过少，低于3 000万头，则猪价就上涨。

每年养3 800余万头母猪和出栏6.5亿头生猪，粪污如何处理？是否会污染环境？我国现有的农田能否消纳这么多猪粪和污水？经过计算，只要正确处理，完全不会污染环境。

当前，应改变对猪场粪污处理的技术思路。对猪场粪污的处理不能像对工业（如皮革厂、造纸厂）废水那样处理，通过复杂的工艺、很大的投资去降低COD、BOD的含量，达到2类水质排放，这是旧有的、落后的处理粪污的思维方式。应该把猪场的粪污作为肥料来看待，通过土壤中的微生物去分解和利用，作为农作物的营养。现在各地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经过比较，认为较好的方法是，干粪通过“鲜猪粪快速发酵技术”（鲜猪粪＋辅料＋菌种，在一个不断旋转的滚筒中发酵）制成有机肥，污水通过“异位发酵床技术”（污水＋辅料＋菌种，用机械定期翻耙发酵）制成有机肥。这样就可达到不污染环境的目的。

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是一个典型的农区。2018年有人口8 050.7万人，城镇化率为69.6%，即城镇人口约5 603万人，外加流动人口约500万人（流入800万人，流出300万人），共6 100万人，需要由全省的乡镇养猪来供应猪肉，如每人每年36 kg计，全部省内自给自足，需要出栏生猪2 853万头。

江苏省共有756个乡镇。以泰州市的一个乡镇的平均数作典型来规划。设该乡有耕地2 548 hm2（约为38 220亩） （人口21 000人，人均耕地 0.121 hm2）。经计算，为满足本乡21 000人的吃肉需要（每人每年36 kg计），每年需出栏生猪9 818头，另外需再出栏生猪37 645头，以供应大、中城镇6 100万人的吃肉需求。两者相加，共要出栏生猪47 463头。为此，需要办9个中型猪场，每场的规模是养300头母猪，年出栏5700头生猪。用楼房养猪，每个猪场占地面积0.733hm2（如果是平面养猪，每个猪场需占地4.67～5.33 hm2），9个猪场共占土地6.6 hm2（只占2 548 hm2耕地的0.26%）。其排出的粪污：干粪发酵后（同时每年可利用蘑菇渣、秸秆粉、稻壳、锯末、糠醛渣、木薯渣等辅料600～650吨），平均一个猪场能生产3 110吨有机肥，污水发酵后（同时可利用木屑/稻谷等辅料1 000吨）可年产333吨有机肥。按照农业农村部在2018年1月22日发布的《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计算（500头存栏猪场“粪肥全部就地利用”所需水稻田面积为：7.57 hm2“约113.55亩”），只有29.7%耕地可以使用这些有机肥。其余2/3土地只能用禽粪或其他粪肥、化肥来满足。可见，在满足人们吃肉的前提下，猪粪污并不会污染环境。

2.2 如何解决长江以南地区人多地少的问题？可提倡楼房养猪

在我国长江以南人多地少的地区，用楼房养猪是很好的思路。2015年，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翔公司”）启动“集群式楼房智能化养猪模式”设计，2017年建成。该猪场在扬翔公司桂妃山占地1.67 hm2（约25亩），建设了4栋每栋7层的楼房，养了几万头母猪。猪场配套有中央厨房、隔离区、物资总仓、生产区、生活区、污水厂、饲料厂、中转站等8大结构性板块；同时外围道路专用化并结构性区分洗消中心及饲料道路、人员进场道路、出猪道路、物料通道、污水厂道路。分层独立饲养，降低疫病感染风险，每层楼房就是一个独立的集约化养殖猪场，每楼层间具有独立性与封闭性，可避免人员、物资、猪只在高楼内各层间的交叉流动，每层猪舍形成独立封闭的生物防控系统，有效阻断层与层之间疾病传播，避免老鼠、蚊蝇、鸟类等的进入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8]。这个模式，对大的养猪集团公司是适合的。但对中小猪场来说，投资大、建筑要求高，有一定难度。猪群过于集中，抗烈性传染病的能力也就相对下降。

对中小猪场来说，用0.733 hm2（约11亩）土地，建设4栋每栋4层的楼房。养300头母猪年出栏5 700头生猪的方案可能更适合。经计算，这样的楼房养猪模式，投资少（4栋的猪舍建筑面积约10 389 m2，加辅助用房，估计投资在4 000万～5 000万元），占地少，粪尿污水处理容易。如上述1个2 548 hm2土地的乡镇拿出9块小土地（每280 hm2土地中拿出0.733 hm2），分散建设9个这样的猪场，对防止烈性猪传染病也有很大的好处。如依2020年3月第4周的我国22个省份平均收购生猪价35.03元/kg，每头120 kg生猪产值可达4 203.6元（利润约2 493元），一个猪场5 700头生猪年利润达1 421万元。有机肥料的收入每年约70万元，年产值2 396万元，每公顷土地的产值可达3 267万元。

2.3 如何防止烈性传染病传播和扩散

我国今后应该办多大规模的猪场，去应对烈性传染病？这是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发生期间在养猪界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小猪场的技术与防疫条件差，容易造成非洲猪瘟病毒入侵。大型猪场技术力量雄厚，可以防控非洲猪瘟疫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次非洲猪瘟疫情的扩散中，不少万头以上的猪场也都感染了。如农业农村部在2019年1月3日报道的黑龙江绥化市存栏7.3万头的某大型猪场和2019年1月14日报道的江苏泗阳县某存栏6.8万余头猪的种猪场及分场均被非洲猪瘟病毒感染。

因此，办规模大的猪场，如母猪数量达5 000头以上，甚至1万头以上，虽在管理成本上，土地利用上有一定好处，但在防疫和粪污处理方面都有一定难度。学习外国经验，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贪大求洋。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我们一直主张办猪场要“多点分散、中等规模”，一个猪场饲养能繁母猪300～600头为宜，不超过1 500头，生猪养殖量以1 000～3 000头为宜，不超过6 000头。这样，粪污容易处理，疾病也容易控制。“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次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多地散发，有的猪场虽感染了一个场，但还有备份场或其他场没有感染，猪价高了，又翻身了。“多点分散、中等规模”是建场的基本原则。欧洲有许多场是这样做的。当然，规模太小，年出栏50头以下的猪场，在防疫上有一定困难，粪污也不好处理干净。他们只有加入到大的养猪集团公司的生产体系中才能有所保障。但中国很大，还有不少县没有脱贫或刚刚脱贫，有的农户还分散在偏远的山区，小规模的养猪场也应允许他们的存在，制定政策不可能“一刀切”。

2.4 建立利益共同体，拉长养猪产业链，建立养猪和屠宰联合会

养猪产业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从饲料原料、饲料加工、培育种猪、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生猪出售、屠宰加工、肉品销售、直到上老百姓的餐桌。只有在这产业链上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团结一致，才能抵御烈性传染病的扩散与传播。团结一致，必须在产业链的“生产体制上”建立利益共同体。而现在，中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养猪的只管养猪，屠宰者只管收购。当非洲猪瘟疫情入侵我国时，一些不法之徒和无良企业就为了蝇头小利去收购病猪、死猪屠宰、做水饺或香肠。一些“炒猪团”就会去威胁中、小养猪企业低价出售生猪。结果造成非洲猪瘟疫情的大面积散发。因此，要建立稳定的中国养猪生产体系，必须改革现有的生猪生产体制，学习丹麦的经验。

丹麦的养猪经验是成立养猪与屠宰联合体（合作社）。目前丹麦有3个生猪屠宰合作社，丹麦皇冠集团是丹麦最大的屠宰合作社，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企业，2004年度，集团共屠宰生猪2 170万头，占丹麦全国屠宰量的90%，丹麦皇冠集团是一个合作社性质的农民自助组织[9]。

由于丹麦养猪和屠宰联合会的特殊作用，所有的养猪农场、屠宰场及所属企业，都是该联合会的成员，合作社的发展就是每个社员自身经济利益的体现，是全体社员的“利益共同体”。丹麦养猪收入比较稳定，2014年，一般1头生猪的利润约150元，养殖户年终还参与屠宰场的分红（每头生猪约12元）[10]。作为猪肉产业的行会，其宗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是养猪行业的代言人，代表该行业与相关机构对话；与其所属的技术委员会和董事会密切配合，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开发新产品，为农场主提供各项技术服务；开展产业内部合作，推动养猪产业一体化中各环节的协调与合作等。正是这种“养猪产业链的体制”，才使丹麦可以抵御任何烈性的猪传染病的侵袭。

除上述4点，中国养猪业还有其他问题，如猪种选育、猪群遗传更新、提高繁殖性能、优质猪肉生产等这些问题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