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8
本刊编辑部
2019年3月3日至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全国 “两会”)在北京胜利召开。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汇聚北京,共商国是,共话发展。本刊编辑部汇编整理了与畜牧行业有关的提案、建议和话题,它们涵盖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生态农业发展、智能化养殖、农产品全过程质量追溯、兽药管理、新兽药研发、兽药和水产养殖行业减税降负、养殖污染治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赤脚兽医”养老、中西部农林高校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做好非洲猪瘟等疫情防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年要抓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稳定粮食产量,新增高标准农田8 000万亩以上。稳定生猪等畜禽生产,做好非洲猪瘟等疫情防控。加快农业科技改革创新,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总量达40亿吨,实际利用率不足40%,剩余未利用的粪污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而农村的传统种植业由于农药及肥料使用不合理、粪污消纳能力低,对土壤、水体造成一定污染,进一步增加了农村的环保压力。近年来,尽管国内通过种养结合模式,加强环保治理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正在实现粪污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但由于养殖、环保、种植位于污染物生产、处置、利用的不同阶段,其目的、手段与需求不尽相同,如果割裂开来,将难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因此,大力发展集约化、聚落化养殖的“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相结合的综合产业模式,可以从源头上约束粪污排放,通过发电、堆肥等方式加强粪污处理力度,减少环境危害,增加经济效益;通过增加有机农产品种植,消纳有机废弃物,打造有机无公害农产品品牌;在整个过程中吸收广大农民参与,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建议:国家及各级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养殖龙头企业推行“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相结合的种养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打造一批“集约化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生态修复与保护”相结合的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养殖一体化产业发展,支持企业发展、农民增收。各级政府要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现代农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农业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英林
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未来养殖业将会在机械化、自动化的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化养殖将成为养殖业转型升级的趋势。
建议:国家成立用于支持养殖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奖励基金或扶持基金,加大对养殖业引进高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激励力度,鼓励畜牧企业探索智能化养殖,实现智能机器人养殖。对于重复、机械、简单的养殖环节,完全可以由机器人代替,不仅提高劳动效率,又有利于疫病防控。
▲全国人大代表,中粮集团党组副书记、总裁兼蒙牛集团董事长于旭波
落实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四个最严”要求,实施农产品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严格产地生态环保监控和农业投入品管理,在农产品源头促进绿色发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建议:从四个方面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进行修订。一是落实中央“四个最严”要求,在该法补充相应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政策要求。二是从源头开始,实施农产品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严格产地生态环保监控,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大力发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三是区分质量问题与安全问题,强化主体责任与监管责任。四是推动该法与食品安全法相关条款的衔接,贯彻食品安全法确立的基本原则。
▲全国人大代表,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总裁、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陈瑞爱
兽药是畜禽养殖环节必不可少的投入品,在预防和控制畜禽感染性疾病以及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抗生素滥用”“兽药残留超标”“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规范养殖场户兽药使用行为显得尤为紧迫。随着兽药管理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自1987年实施的《兽药管理条例》中的一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养殖业的发展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我国兽药行业管理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职责也不是非常明确和清晰,比如对于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管理,一直执行不到位,兽药管理急需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
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法》,加强监督管理,明确责任,有效震慑造假和售假行为,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好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田克恭
对于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获得的基因工程疫苗产品,按照原农业部公告第442号《兽用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注册资料要求》的规定,新兽药注册资料中必须提供基因工程产品的安全审批书,即新兽药申报临床试验前必须申报并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在实验室研究结束后,共需要进行4个阶段的申报: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安全证书。每个阶段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即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至少需要4~5年;而新兽药从申报临床到获得注册证书至少也需要3~5年。一个基因工程疫苗产品从开始申请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到获得新兽药证书至少需要7~10年,周期太长。
建议:动物用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与新兽药注册申报并行开展。新兽药临床试验申请与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生产性试验同时进行,试验过程同时收集相关数据,缩短新兽药注册申报周期。
▲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作为我国农林牧渔业中的重要产业,水产行业相较于畜禽行业承担了更重的税费负担,对两个行业实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是导致水产行业难以像畜禽行业一样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建议:免征水产养殖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改变目前的税收政策导向,促进我国传统水产养殖向现代水产养殖转变,有力践行渔业供给侧改革,同时兼顾税收公平,真正发挥出税收优惠政策助力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免征水产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和印花税,允许农产品收购跨省使用农产品收购发票。鼓励规模化企业参与流通环节,促进大宗水产品供应链和交易平台的打造,缩短从塘头到餐桌的距离,让老百姓吃上更新鲜、健康、安全的水产品。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副所长张莉
在农业生产资料领域,包括农药、化肥、种子、饲料等资料都是免征增值税,兽用动物疫苗生产企业执行的是低税率(3%)税收政策。然而,兽药制剂(化学制剂和中兽药制剂)作为保障畜牧养殖业稳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这一典型服务“三农”的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和经营管理分别按照医药行业GMP、GSP管理执行,研发、生产、经营管理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农资生产门类,却被国家财税体制纳入医药行业,未能享受农资行业通行的税收政策。目前全国共有兽用制剂企业1 550家,生产总值339.47亿元,平均毛利率24.33%,资产利润率4.85%,从业人员14.93万人,生产、经营企业仍执行17%增值税(自2017年归并为16%)政策。兽药制剂生产企业税负偏高,优惠政策偏少,企业负担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质量提升和新兽药研发进程。
建议:将兽药制剂定性为农用生产资料,执行免征增值税的税收政策。这将有利于促进养殖业绿色发展。通过实施财税优惠政策,可以推动兽用制剂企业投入更多资金开展技术升级和新药研发,从而推动调顺产业结构、调好生产布局、调优产品质量。有利于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
2004—2019年,我国每年进口玉米配额的发放量基本稳定在720万吨,其中60%配额分配给国有企业。我国进口玉米主要用于饲料生产,而国内饲料生产企业99%为民营企业,其玉米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绝大部分,却只能分配到40%的进口配额。民营企业只能再从国有企业购买玉米,每吨增加成本300元左右。近几年饲料原料成本大幅上涨,饲料、养殖企业利润连年下滑。
建议:增加集团性的饲料、养殖民营企业进口玉米配额,根据企业全年实际使用玉米量按比例配额。
▲全国人大代表,海大集团基层员工杨明芳
近年来生猪养殖行业快速发展,散户退市、资本扩张,但养殖用地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建议国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补贴,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生猪养殖的积极性,避免造成一些地区养殖密度过高,当出现重大疫情时,生猪不能调运,引发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现象。
养殖污染是行业的心头大患,污染治理也给养猪企业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建议按照猪场规模的大小,环保检测达标的,给予一定的环保补贴,提高企业环保投入的积极性。而且环保补贴应是普惠制的,对大小企业一视同仁,而不是仅有少数几个企业得到补贴。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蒋小松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各地陆续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治理畜禽养殖污染。但是,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对位于禁养区的“国家级两场一基地”(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场、畜禽核心育种场和畜禽良种扩繁推广基地)也要求关停和搬迁,又没有给予相应的出路;对位于非禁养区的“国家级两场一基地”,禁止开展产业发展需要的改扩建。
畜禽种业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和先导,“国家级两场一基地”更是承担着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以及良种扩繁的重要使命。上述“一刀切”的做法可能使我国畜禽种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建议:为保护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障优良品种的持续选育,保证我国畜禽种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委在制定环保政策或在实施相关环保法规时,应尽快出台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性意见,给予“国家级两场一基地”区别于商品畜禽规模养殖场的特殊对待,确保国家畜禽种业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
畜禽养殖污染是长江流域治理污染的难题之一。实践证明,既要保证肉蛋奶等畜产品的安全供应,又不污染长江流域环境,大力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有效途径。
建议:一是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在长江上游区县实现全覆盖;二是加大对长江上游地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科技研发的投入;三是加大对长江上游地区畜禽粪污专业化、社会化组织培育力度,在政策、资金、项目、装备等方面给予支持,构建种养及粪污处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解决种植养殖业空间分布不均和时间差异矛盾;四是加大对长江上游地区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硬件投入,支持养殖场改建,重点建设储液池、沼气池、还田管网等设施,购买固液分离机、节水减排等设备;五是对使用有机肥出台补贴政策;六是将长江上游打造为化工农业到生态农业过渡的示范点。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院长沈志强
过去,我国畜牧业比较落后,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稀少,基层乡镇兽医工作的主力是农民身份人员,各地也没有规范的称呼,有的叫“赤脚兽医”,有的叫社来社去人员,有的叫合同工临时工,招工手续也不完善,大多数是经过简单培训就上岗工作,基本脱离农村劳动。改革开放以后,基层兽医站几收几放,有时下放乡镇,有时上收县里,有时还推向市场承包经营,原来的人员也有的转为正式工,有的回到村里继续从事畜牧兽医行业。这部分人员确实为了畜牧业生产发展做过较长时间的贡献,目前他们都已步入老年,近年来各地经常出现这类人员上访,要求解决养老问题,特别是在国家出台“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有关政策以后,上访有明显的上升,有的已经形成群体上访。
建议:借鉴原民办教师有关补贴政策标准,每工作1年每月给予20元的补贴,如果从业30年,每月可领取600元养老金。“赤脚兽医”群体人数有限,各地畜牧兽医部门都有档案,认定难度不大,所需资金也并不多。但养老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不得不重视,更重要的是体现着党和政府对他们过去为人民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对他们现在生活的关心。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名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锦秀
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是动物防疫工作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问题。在应对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中,暴露出基层动物防疫体系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与维护畜牧业安全总体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建议:建立完善基层动物防疫和畜牧技术推广机构。乡镇成立公益性基层畜牧兽医服务单位,建立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并落实相应的人员编制,将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出台鼓励人才向基层倾斜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基层畜牧兽医服务单位工作,全面提升基层动物防疫队伍的素质,补充后备力量;提高对偏远地区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人员补贴政策,提高他们的经济待遇,吸引优秀动物防疫、检疫和技术推广人才服务基层;在省道以上建立省际边界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设卡堵疫,保证人员和经费到位。
加大对县乡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投入。建议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监测和无害化处理等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上级业务部门对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提供快速检测手段,提高基层人员服务水平;加大县市级兽医实验室投入力度,尽快全部建成病原学实验室,达到快速检测重大动物疫病的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连增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自1995年开始在国家“五纵二横”公路中组织实施,已执行24年,为数以万计的涉农企业和产品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支持,为鲜活农产品的物流畅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出于管控疾病传播风险的需要,运输生猪等活的畜禽类的车辆不再享受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高速收费不能完全阻止畜禽类的运输,能否有效控制疾病传播,也值得商榷,却增加了畜禽类养殖企业和运输企业的成本,这与绿色通道政策“为农村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的初衷是相悖的。
建议:首先,恢复活的畜禽类运输车辆享受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其次,强化落实农业检疫部门对畜产品的产地检验检疫制度,检验检疫到位,签发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持证运输。再次,为疫病传播控制的需要,可在部分疾控重点区域、特定时间段内暂停高速绿色政策的执行;最后,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于疾病控制不严、不符合卫生运输条件的企业和运输单位,发生疫情的车辆,通过扣分或者配额限量等方式,进行惩罚。
中西部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也是农村地区和革命老区贫困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要稳固并提升中西部地区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加强能够留在中西部地区工作的普通农林高校人才的培养能力。
建议:设立“中西部卓越农林人才能力培养提升计划”专项资金,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非“双一流”普通农林高校的转移支付倾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相对均衡性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支持这些高校,使其能够吸引优质教师和学生,提升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中西部高素质农业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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