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棠：我和“四人帮”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1970年代前半期，刘庆棠曾经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1976年以后又被视为“四人帮”核心分子，关入秦城监狱多年。在秦城监狱，刘庆棠见到了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以及江青等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刘庆棠）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1980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时，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3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姚文元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他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我惊奇地问姚文元：“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姚文元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

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姚文元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看守告诉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姚文元有四十七八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乐。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后来，王洪文和迟群也加入了。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了一些，还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作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碰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10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5分鐘就缓过来了……”

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王洪文，果然5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煞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

王洪文说他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不爱说话的张春桥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纸，不搭理那位部长。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张春桥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要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打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500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知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派人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桥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

在监狱偶遇江青两次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这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并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后来，江青让她到五七干校锻炼，喂猪。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她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1980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4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碼有两次。

1980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资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1.9万，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5万元，专款专用。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注：刘庆棠于2010年因病去世）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刘庆棠/口述，陈徒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