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63军副军长余洪信自杀真相

1972年5月18日凌晨，63军副军长余洪信打死曹步墀（63军政治委员）爱人邢玉荣，又打伤杨兆魁（63军副政治委员）等，携双枪外逃。如此特大政治事故，引起中央军委、北京军区首长的高度重视，立即军内通报，并由公安部全国通缉。后来发现，余洪信已在榆次郊外的麦地自杀身亡……

李向阳式的战斗英雄变成“恶霸”

余洪信（1925- 1972），河北省武强县孙庄乡西五祖寺人，著名战斗英雄。他侦察兵出身，高大、黑胖，很有威风，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善打硬仗恶仗。

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位手执双枪、驰骋在敌人心脏的游击队长李向阳，他带着永不言败的微笑，神出鬼没，足智多谋———余洪信就是李向阳式的传奇人物。

1950年代末，余洪信已是187师559团团长了，1960年代提升较快———187师副师长、187师参谋长，1966年12月以后提升为187师师长。1969年11月，宋双来、刘信被任命为63军副政治委员，余洪信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此时的他44岁。

大权在握的余洪信逐渐变得暴力、蛮横，他不仅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甚至还非法捆绑、扣押、打骂群众，强奸、污辱妇女。对余洪信的种种恶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余洪信被要求停职检查

余洪信的各种言行，最后被上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告状信中反映余洪信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强奸、侮辱33名妇女的种种劣迹。63军核查后，报请北京军区批准，要求余洪信停职检查。

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是1971年7月13日任的职，1966年7月在63军任副军长兼司令部参谋长。他是陕西人，和余洪信资历相当，余洪信提为副军长时，曹步墀也是副军长，只不过排在余洪信前面，余看不起他。但余洪信自知理亏，在曹步墀主持的多次常委会上，余虚心接受批评，表示给他什么处分都可以，只希望保留党籍。63军常委会充分考虑了余洪信的意见，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对此，余洪信表示没有意见。

63军常委会将处理意见上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批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司令员李德生画了一个圈，退回了63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63军正副书记曹步墀、阎同茂传看了北京军区的批示，通了气，然后召开常委会。他们叫来余洪信，把纪登奎的批示念给他听，让他再作进一步的深刻检讨。然后叫他离开，继续召开常委会。63军副政委宋双来参加了这次常委会，他回忆：曹步墀说：“看来老余的问题上边看得很严重，我们两位书记研究了一下，老余的问题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们两位书记负责，有事我们直接找他。”曹步墀一连说了几遍不要插手。

后来，宋双来认为：我们都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如果发动几位常委都来做一做余洪信的工作，也许他不致于走极端。

会后，惴惴不安的余洪信找宋双来，也找了另一位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李立。余洪信反复问：“我的错误这样处理还不行吗？难道还要判我的刑吗？军区领导是不是还有其他批示？”

余洪信之所以第一个找宋双来，因为宋双来也是63军著名的战斗英雄，彼此关系不错。宋双来注意到余洪信的脸色很不好看，但因为曹步墀明确交代不让其他常委管，所以宋双来等几位常委对余洪信都没敢更多劝解。宋双来坦率地告诉余洪信：“上边的批示内容就那么多，别的问题没有。”他还叮嘱希望余洪信把检讨再写深刻一些，要相信组织，着重提高对错误的认识。

但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余洪信怀恨在心偷抢杀人

1972年5月18日凌晨2点多钟，余洪信趁老婆熟睡，从家中跑出来，到了军直侦察连。哨兵见是副军长，以为他查哨，给他敬了一个礼，就专心站岗了。余洪信径直走进手枪班，从挂在墙上的手枪中抓了两支往腰里一插，拔腿就走。之后，他直奔63军军长阎同茂家。敲门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开灯，余洪信等了一会，转身又去敲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的家门。曹步墀爱人邢玉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坐起来一把拉开了灯。余洪信冲着亮着灯的窗户连打9枪，邢玉荣当场死亡。正在床上睡觉的曹步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抗美援朝立过特等功，他见势不妙，一骨碌滚到床下躲藏起来，毫发未伤。

余洪信没敢恋战，沿着平房西边大步往外走，迎面撞上副政委杨兆魁。杨兆魁住在曹步墀家后边，听见枪声出来查看。可惜他高度近视，黑乎乎根本没看清楚，问“哪里打枪？”余洪信二话不说连开两枪，杨副政委当即被打趴下了。好在只是肩部穿了个眼，没什么大碍。

此时63军军部大乱，余洪信又打伤了正在打电话报告情况的通信员张彦平。负责首长小院保卫的保卫干事循着枪声跑过来，问“谁啊？”话音未落，余洪信的槍就响了，没有打到。保卫干事是最后一个看见余洪信的人。

余洪信案暴露了军队诸多问题。经毛泽东批准，当年中央召开警卫工作座谈会。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说：“1970年12月，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谭甫仁同志被害，而警卫员贪生怕死，听到凶犯开枪，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1972年5月，63军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同志，打死该军政治委员的爱人。余犯行凶持续20分钟左右，打了十几枪，当即有人报告警卫分队，竟无一人出来捉拿凶犯，甚至慌乱一团，有的吓得跳窗逃命，有的吓得趴倒在地。这两起案件是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

余洪信杀人后，居然能从容地从戒备森严的63军军部大院逃走，有人说余洪信是带着枪跳墙跑了。究竟他是怎么逃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中国当代福尔摩斯”智破余洪信案

后来，余洪信案交给了公安部的乌国庆。乌国庆，蒙古族人，1936年出生于内蒙古，1950年进承德医专少数民族班学习战场救护。后来因为计划改变没有去抗美援朝，而在承德学医。1955年8月，他被选送上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法医专业，第二年考入司法部办的研究生班，1960年被分配到司法鉴定研究所，1962年调公安部，是当时公安部少数具有高学历的刑侦专家，出任过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大要案处处长、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及中国刑警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凡公安部挂号的大案他几乎都参与过侦破，乌国庆甚至被称为“中国当代福尔摩斯”。

那时真有点草木皆兵，全国到处都是线索，纷纷报告发现了余洪信。只要有重要线索，乌国庆就要赶去查看。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解放军战士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辆军车走走停停，怀疑余洪信要越界逃跑。上级指示，必要时可将其击毙。汽车还没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筛子。原来是空军雷达站的一辆汽车修理后试车，好在没有伤到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某连听说余洪信逃到他们连前面的沙地，于是全连齐出动，折腾了半宿，一无所获……

1972年6月，余洪信仍无影无踪。

整整一个月，为捉拿余洪信，63军军部“人仰马翻”。各级成立抓捕班子，北京军区特别加强内蒙古边界巡逻。山西境内的大小山沟、山洞基本上都搜了一遍。终于有一天，太原铁路局的两名工人在山西榆次南郊七八公里的麦地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压倒了一小片麦子，旁边有两把枪。

由于不敢延迟，县委立即上报省里，省派人查看，觉得没问题，就是余洪信。63军军长阎同茂看后也说是余洪信。公安部报告中央，中央批示：“不能说就是，得拿证据说话，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于是，乌国庆来到山西榆次南郊的麦田。这是第几次验明余洪信的正身，他已经记不清了。乌国庆仔细核对枪号，两支枪的枪号与63军报的枪号相符。再看死者头上的帽子，帽内写有余的名字。死者头部有疤，与余洪信的特征一致。血型和余洪信档案里的血型一致。死者身上的一串钥匙，有的能打开余洪信的家门，有的能打开余洪信办公室的门。余洪信老婆证实，死者身上的毛衣是她织的。尸体腐败的程度，与余洪信出逃的时间也相吻合。看来余洪信根本没有跑远，可能在出逃当天就自杀身亡了。

乌国庆确认这具尸体是余洪信无疑。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查明余洪信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乌国庆注意到死者头部的两侧太阳穴同时有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看来他怕自己不死，同时举起了两支枪。于是，乌国庆鉴定余洪信为自杀。

（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舒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