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红军：将领30岁上下，师团首长20岁出头

在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中，“年轻”是中国红军的一大特征，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完成了长征。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15岁参加红军。长征路上，他是红25军政治部的科长，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18岁的他，硬是拉着马尾巴往前走，瘸着拐着咬牙忍痛坚决跟上了部队。

长驱数万里，完成了长征

“1933年，红军一个班住在我家里。红军临走那天，我去送他们。嘿，我跟着队伍就走了。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那时候我13岁。”这是军委原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李春林的参军记忆。

在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中，“年轻”是红军的一大特征。“这就是中国的红军，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由20岁出头的师、团首长带领，在一批30岁上下的红军将领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完成了长征。”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15岁参加红军。长征路上，他是红25军政治部的科长，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 18岁的他，硬是拉着马尾巴往前走，瘸着拐着咬牙忍痛坚决跟上了部队。

军委原炮兵司令员宋承志14岁参加红军，小小年纪就得了个外号叫“亡命徒”。因为他打仗不要命不怕死。他笑著说：“‘亡命就是拼命，‘亡命才能革命”。

老红军苟金元，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当年，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草地会师，互赠礼物，22岁的苟金元得到了一个皮包。危难时刻，他把包埋进了一个破窑洞里，直到解放后才挖出来，奉为珍宝。后来，博物馆征集红军文物，他忍痛割爱相赠。在皮包的内侧，是他亲手刻下的镰刀斧头的党徽，还有一段文字：“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卅军89师267团团部苟金元，1935年。”

李春林回忆：“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三过草地，一次比一次艰难，后来野菜都已经吃光了。我背个干粮袋子，饿了就抓一把面吃。”说起穿着单衣单裤在严寒中行军作战，他说：“我有个毯子，行军睡觉都裹着毯子。”

群情激昂，走过号称“死亡之海”的草地

空军某军原副军长张毅回忆：“10万大军围追堵截，每天血战恶战。敌人报纸上写的是‘红四方面军即将全部被消灭，可我们行程五千里，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把革命的火炬从鄂豫皖燃烧到了川北。”

1935年6月6日，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川西北的懋功首次会师，张毅是李先念率领的先遣队员之一。“我们大喜过望，紧紧握手拥抱，有的把帽子扔了起来，有的把人抛向空中，有的高呼口号，有的朝天鸣枪，更多的人则流下激动的眼泪……”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下，又挥师南下，他们再次来到江西懋功。张毅说：“李先念叫我一块在懋功街上转转，看看原来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接见他们的那个教堂。看了以后，我们叹了口气，当初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遍地红旗飘扬，现在冷冷清清，心中充满凄苦和迷茫。”

当听到撤销张国焘的第二中央、部队再次北上的命令时，他们兴高采烈群情激昂！重整行装，他们第三次走过号称“死亡之海”的草地，向着党中央的方向前进。张毅说：“虽然艰苦卓绝，但是我们心中是光明的。”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在医院的病床上，吸着氧气，但谈起红军的经历顿时来了精神。1931年，在大别山故乡，14岁的儿童团员陈明义参加了红军。他作战英勇不怕牺牲，南江战斗中曾身负重伤。红军长征北上时，他任总指挥部作战参谋，受到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的关怀，聆听了他们的教诲。

在西征的危急关头，陈明义和肖永银领受了一项重任：护送徐向前和陈昌浩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在祁连山的黑水河边，面临绝境的时候，徐向前决定让部队分散突围。他说：“纵然危险，也总会有人能走到陕北。”徐向前写了封信交给肖永银，嘱咐他一定把信交给党中央。他们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但是陈明义又一次身负重伤。在一个30多丈深的煤井里，他们躲藏、养伤。伤势稍稍好转，他们又踏上了前往陕北的征途。整整4个月，他们翻雪山、穿沙漠，一路乞讨，终于到达陕北，完成了肩负的使命。

“只要活着，就要去延安找党中央，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动摇！”陈明义后来从延安奔赴抗日战场、参加解放战争、进军西藏，指挥修建康藏公路，被称为“金桥司令”。

从红军姑娘小伙变成了西北老人

在河西走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流落红军。

1936年10月，三军会师后不久，还没来得及纵情欢呼庆祝，没来得及把单衣换成棉衣，两万多名将士就从会宁出发，向西跨过黄河，执行西路军的战斗任务。他们遭遇了强敌的围追堵截，虽拼尽全力浴血奋战，英勇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无奈最终兵败。1937年春天，在新疆的星星峡，陈云和滕代远代表党中央迎接他们，只有李先念率领的400多人队伍抵达。逾万官兵命殒河西，很多红军战士受伤、被俘、流落。

党中央及时组织营救，但流落的红军还是有6000之众。他们从鄂豫皖、从川陕故乡来到河西走廊，在这茫茫的大漠，从红军姑娘小伙变成了西北老人。他们说：“不害怕敌人，只害怕掉队。只要和队伍在一起，再苦的条件、再大的牺牲都不怕！”可是，他们还是掉队了……

被俘女红军的命运，堪称人类历史的悲剧。战场拼杀不输男儿的妇女抗日先锋团女战士，被捕后有的吞针自杀，有的越狱逃跑，有的惨遭杀戮，还有的被凌辱被转卖。

陈淑娥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的夫人。1933年，15岁的陈淑娥看到红军女兵唱着歌行军，她“好高兴加入了队伍”！1936年，孙玉清壮烈牺牲，陈淑娥在狱中生下了遗腹子。为了保护这个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她说她们都没有怎么想家，只一心想着怎么能到延安去。“那时候太傻了，没想到装成个哑巴，不露出口音逃跑可能就成功了。”2005年8月，陈淑娥在兰州去世。

李文英拼死跳下了山崖，却难逃受伤被捕的命运。她受尽了百般折磨，逃跑了4次都被抓回，最后流落武威。采访那天，老人穿上自己缝制的灰军装和八角帽，来到当年红军战俘栽种的杨树下。这些杨树有一个红色的名字叫“红星杨”，树枝的断面是神奇的五角星图案。老人精心地把枯枝收集起来，扎上红布条，她说，那是她的红军战友们不死的英魂。

吴光增、李秀英、刘汉润……这些幸存的流落红军，也许被践踏受尽委屈，也许含辛茹苦最后认命，可是在他们的心底，始终有一首歌，一个不灭的心愿———回到红军队伍！

在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下，有关方面派人调查西路军始末，为他们正名。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明确记载：“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历尽磨难，他们终于归队了。

（摘自《解放军报》2016年6月1日，潘娟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