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家庭：父兄皆英烈，子女成英才

江西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源地，这里涌现出一批英杰，曾山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讲过：“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不仅是曾山，他的一家都经受了革命低潮时血与火的磨炼和生与死的考验，为苏维埃红色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将其良好的家风又传承到了下一代。

曾山家人：满门忠烈留独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曾山一家经受了革命低潮时血与火的磨炼和生与死的考验，为苏维埃红色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念大嫂继夫志坚持革命留青史，赞桂香不人后困守家园侍高慈”。这是1961年底、1962年初，曾山回家乡探亲时，面对生育他的那片红色热土，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这两副对联。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指的是曾山的兄弟姐妹。曾山的母亲康春玉勤劳贤惠，生育过5男2女，其中有2男2女因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折磨，先后含恨死去。只有曾延生、曾洛生（曾山）、曾炳生兄弟3人长大成人。大哥曾延生是吉安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又组织了万安暴动，并先后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和赣南特委书记，领导了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和组织了赣南农民武装暴动。1928年3月23日，他不幸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不屈不挠，当年4月4日牺牲在赣州。三弟曾炳生早年跟随大哥延生投身革命，1926年在九江以开设书店为掩护，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1927年8月9日，曾炳生牺牲在九江小校场，时年23岁。曾山在多个亲人为国捐躯、家中只留下他一个男丁时，依然跟定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他于1926年加入党组织，先后担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

“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指的是曾山的父親曾昭藻。曾昭藻是清末秀才，为人忠厚正直，在本村及邻村设馆启蒙，靠教书为生，同情劳苦农民，不满民国之后连年军阀混战，地方上土豪压榨，到大革命时同情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开始的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秘密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为党传递过许多重要情报，先后3次被捕入狱，每次都受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守口如瓶，最后于1930年5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曾山这个家庭里，还有多位女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念大嫂继夫志坚持革命留青史”，是写大嫂肖淑贤。肖淑贤1908年与曾延生结婚，在革命家庭的影响下，她很快走上了革命道路。特别是在丈夫牺牲后，她毅然参加革命队伍，担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1931年，肖淑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肖淑贤不幸被捕，押在九江感化院。敌人软硬兼施，均无法使肖淑贤低下高贵的头。解放后，她历任村妇女主任、横江区光荣敬老院院长等职，多次被选为地、县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1980年3月26日，她在家中病逝，终年88岁。

“赞桂香不人后困守家园侍高慈”，是说弟媳刘桂香。1927年8月，刘桂香丈夫曾炳生在九江惨遭杀害。当时，乌云压顶、环境恶劣，国民党反动派提出要斩草除根，放火烧了她家的房子，除曾山在外革命幸存外，所有的男丁都被杀害。为保住炳生烈士的两根红苗，刘桂香历尽千难万险。但是，由于年幼的庆经、庆纶经不起颠沛流离的折磨，两年中先后夭折。接踵而来的摧残打击，没有使刘桂香屈服，她从牢房里出来后，擦干眼泪，一直困守家园。

曾山这个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曾受到过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1930年11月18日，为诱敌深入，红军撤离占领45天的吉安城，分路向东固山、永丰龙冈进发。19日，曾山陪同毛泽东由吉安神岗山过禾水河，经永和到了锦原村曾山家里。毛泽东亲自慰问光荣家庭的家长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重大牺牲。

曾山的母亲康春玉深深懂得“不打倒剥削阶级，大家就得不到翻身”的道理。因此，她像丈夫一样，支持儿女们干革命，并配合丈夫积极为党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曾先后5次被捕，从不屈服。当丈夫和两个儿子先后被敌人杀害，曾山外出革命不归，家里只剩下她一人时，仍然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在极端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她咬紧牙关，带领儿媳肖淑贤、刘桂香，耕田种地，砍柴养蚕，克勤克俭，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

这样的家庭环境，特别是曾山的父亲、母亲、哥哥，对曾山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影响重大。

透过两副对联，让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曾山一家为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更多的是折射出曾山一生为了革命的胜利，舍小家、顾大家，始终与人民、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情怀。

曾山后人：良好家风培养出一位国家副主席和三名少将

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其良好的家风又传承到了下一代。曾山与夫人邓六金所生的子女中，比较有名的是大儿子曾庆红（2003- 200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三儿子曾庆洋（1996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四儿子曾庆源（1999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女儿曾海生（200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山的长子曾庆红，小名丁儿，1939年出生。皖南事变前夕，曾山奉命率东南局机关先行撤离皖南，邓六金就将曾庆红送回江西吉安老家抚养。曾庆红6岁时，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老奶奶，烧掉了房子，他独自逃出家门，躲在村外一棵大树的树洞里，两天后才被婶母发现并背了回来。直到1949年解放以后，曾山夫妇才将曾庆红接到上海，送进邓六金创办的华东保育院。

曾山的二儿子曾庆准生于1941年。儿子出生后不久，邓六金就到华中党校学习。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她将儿子送往芜湖托人抚养。

曾山的三儿子曾庆洋，1945年降生在淮南新四军军部和华东局机关所在地。最小的是个女儿，1947年怀孕7个月早产于山东海上，取名“海生”。

曾山非常爱自己的子女，但从来不娇惯他们。他也从来不对孩子们讲长篇大道理，常常是三言两语却很有份量，更多的是以自身的行为熏陶孩子，润物细无声。孩子们在育英小学读书，他每天只给他们几毛钱，正好是从万寿路到东四的公共汽车票钱。有时，孩子们想吃块糖果，把钱花了，那就只好走十里长的路程回家。孩子们的衣服也都是大的不能穿了改给小的穿，连姑娘也拣“小子”的旧衣服穿，小女海生直到上大学才自己买了第一件女式衣服。孩子们看到家里老吃得那么简单，有时禁不住要抱怨几句。曾山就在餐桌旁对他们讲：“我小时候只有在上山打柴时才偶尔吃一个鸡蛋，而你们现在吃鸡蛋是很平常的事。”“爸爸总是讲这个，总是讲这个！”孩子们不耐烦地说。曾山认定“总是讲这个”是根本，所以仍然“总是讲这个”。这类话几乎成了餐桌旁的老生常谈。孩子们长大后都说，爸爸的“老生常谈”使他们受益无穷，立起了做人的主心骨。

1958年，曾庆红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家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曾山特别高兴地对儿子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更好地建设祖国！”曾庆红牢记父亲的教诲，在学校品学兼优，并且入了党。

曾庆洋初中毕业后，曾山支持他进工厂当工人。他对儿子说：“当工人是光荣的事，但又是很辛苦劳累的。能不能干好，就看你肯不肯下力气！”曾庆洋很争气，几年的苦活累活，炼出了一身好筋骨。

曾庆源高中毕业，原来是选送去东欧留学的，后来情况变了，经过高考，被分配到西安军事工程学院。学院规定新学员入校后要先去空军部队当兵，他有些不痛快，便写信求父亲找陈毅伯伯帮忙，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曾山批评他说：“参了军就要服从组织，哪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曾庆源情绪逐渐安定下来，并且在部队锻炼得非常出色。

“文革”中，女儿曾海生闲散在家。她想参军，求父亲“走走后门”，曾山硬是不答应。他认为“开后门”是害子女。但女儿性格倔强，参不了军，也要沾个“兵”字，就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兵团战士”，干得很不错，成了“兵团模范”，回城后又以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大学。

作为父亲，曾山看似心肠太硬，不通情理，实际上是他对子女爱得深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这一家是“正宗共产党熏陶的家风！”

如今孩子们都“闯”出来了，回过头来都很感激严父的良好家教，都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荣幸。

（摘自《當代江西》、《报刊荟萃》、《我与曾山》，邓六金著，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