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西省328家家庭农场调查数据

熊林香

（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0 引言

化学农药的使用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使用化学农药给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为减轻化学农药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风险，2015年原农业部制定并出台《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全面推广绿色防控技术；2011年原农业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意见》，提出要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步伐。绿色防控技术是指通过综合利用生态调控、生物防控、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多种技术控制病虫害的植物保护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户对化学农药的依赖性。绿色防控技术具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畜安全等优良特性，因而推广与应用绿色防控技术成为实现农药减量替代与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受各农业经营主体认知不足、技术使用成本高、技术推广力度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使用该技术的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较少，绿色防控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程度仍然有待 提高。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其在保留家庭经营内核的同时实现了组织化经营，在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在推广绿色防控技术过程中，家庭农场是不可忽视的群体。有研究指出，在农业生产者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因素中，以政府因素为主。政府规制会通过新技术采用成本等影响家庭农场的决策行为。基于此，研究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意义重大。

1 文献综述

在“理性人”假设下，决策主体会经过权衡做出最理性的决策。采用新技术虽然能带来收益，但是也需要成本投入，且存在风险。因此，研究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因素，其本质是研究内外因素对家庭农场采纳新技术的成本和风险认知的影响。农场主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信息素养、风险态度等因素会对其风险认知和风险偏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农场资源禀赋中的农产品类型会造成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需求差异，经营规模、土地集约程度则会通过改变新技术的应用成本等影响家庭农场的技术采纳决策。

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如下3个方面。一是绿色认证。绿色认证的农产品对产地环境、化学品使用、采摘运输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作为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用绿色防控技术不仅能够保障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而且有利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同时，市场上经过绿色认证的农产品价格普遍较高。家庭农场为提高自身生产农产品的价格并保护生产环境，会倾向于采用绿色防控技术。二是技术培训。培训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具有一定的技术扩散作用，能够降低农业经营主体掌握新技术的时间成本。喻永红等研究表明，技术培训能够改变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认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毛欢等研究发现，对农户进行绿色防控技术培训能够显著促进农户采纳该项技术。三是安全生产知识宣传。Saha等指出，任何采纳决策都是建立在信息获取的基础上，农业经营者获取绿色防控技术信息的渠道越多，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意愿就越强烈，宣传农产品安全生产知识有助于向家庭农场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增强其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 意愿。

通过以上梳理，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化研究。首先，现有文献倾向于研究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对农户或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少数文献聚焦于培训对农户或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缺少对政府规制的关注。其次，行为主体一项完整的行为决策既包括是否愿意做某事，也包括以多大的程度去做某事。已有研究大多只是研究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缺乏对程度的研究。笔者从“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两方面考察家庭农场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行为，是对已有研究的深化，不是简单重复。最后，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影响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因素，对家庭农场的关注较少。必要的耕地规模是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的前提，相较于细碎化经营的传统农户，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满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所必要的耕地规模，可满足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节本增收的现实需求。基于此，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家庭农场视角出发，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以期为绿色防控技术的持续推广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 建议。

2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选择江西省省级及以上示范等级家庭农场相对集中的县（区）作为样本县（区），共选出24个样本县（区），保证了样本县（区）具有广泛代表性。另外，采用小规模座谈、深入访谈和大规模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微观数据，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328份有效样本数据，即328家家庭农场调查数据。

2.2 研究方法

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实际上是两阶段决策过程的有机结合，即政府规制先影响家庭农场是否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再影响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程度（见图1）。一般的回归模型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可能产生偏差。而Heckman两阶段模型加入了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克服了样本的选择性偏差。故采用该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图1 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分析框架

第一步是构建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模型，并用样本数据进行Probit回归，计算公式为

式（1）中：P为因变量，指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各决策概率（Z=1表示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公式右侧为累积的正态分布函数，x为自变量，指影响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的因素，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为待估计参数。由于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因而需要构建修正因子，计算公式为

第二步是构建家庭农场对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程度的估计模型，计算公式为

式（3）中：y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家家庭农场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程度；x为解释变量；α为常数项；α和为待估计参数；为随机误差项。

2.3 变量选取

2.3.1 因变量。①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笔者选用“我采取了作物（畜禽、水产）病害绿色防控技术”问题进行测度，被访者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从“0～9”进行打分，0表示完全不同意，9表示完全同意；并对所获调研数据处理为二分类变量，将小于等于5赋值为“0”，大于5赋值为“1”。②绿色防控技术费用。笔者利用家庭农场每年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费用数据计算出家庭农场667 m平均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费用。

2.3.2 自变量——政府规制。①绿色认证。绿色认证作为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一种认证标志，能够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家庭农场为了获得高价激励，会倾向于使用绿色防控技术，因而该研究预计政府提供的农产品绿色认证服务能够激励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选用“当地政府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绿色认证服务力度大”进行测度。②技术培训。技术培训通过降低农场主掌握新技术的难度，促进农户接受新技术，因而该研究预期技术培训能够促进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选用“当地政府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技术培训力度大”进行测度。③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农产品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可以向家庭农场主普及绿色防控技术的相关信息，降低家庭农场信息获取成本，促进家庭农场使用绿色防控技术，选用“当地政府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力度大”进行测量。以上3个问题均由被访者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按“0～9”进行打分，0表示完全不同意，9表示完全同意。

2.3.3 控制变量。为避免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对检验结果造成干扰，结合理性小农学派的农户行为理论和学术界关于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农场主个人特征、农场资源禀赋特征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农产品类型及劳动力总数。各变量及其定义见表1。

表1 各变量说明

3 实证分析

3.1 政府规制促进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

利用Stata 16.0软件进行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由表2可知，逆米尔斯比率估计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之间具有关联性，同时也验证了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必要性。

表2 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

技术培训在采纳决策、采纳程度模型中均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说明技术培训提高了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概率，采纳程度也有明显提升。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在采纳决策、采纳程度模型中分别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与地方政府未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宣传的地区相比，进行过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地区的家庭农场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均有所提高，说明农产品安全生产知识宣传让家庭农场主对绿色防控技术有了一定的正确认知，进而促进了家庭农场主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并且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使用绿色防控技术。农产品绿色认证服务在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模型中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与地方政府未提供农产品绿色认证服务的地区相比，提供农产品绿色认证服务地区的家庭农场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程度大大提高。在消费者心中，通过绿色认证的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都高于普通农产品，因而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在优质优价的激励下家庭农场会倾向于采纳绿色防控技术。

个人特征中的年龄、政治面貌对家庭农场的采纳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的学习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年龄大的农民学习能力下降，学习新技术比较困难；政治面貌在采纳决策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可能与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家庭农场主在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较小有关。农场特征中的农场劳动力总数显著正向影响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农场劳动力总数越多，一般农场规模也越大，农场主的文化程度也越高，其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知识的了解更多，因此，其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积极性越高。

3.2 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模型中，虽然控制了诸多影响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个体层面、农场层面的相关变量，但是仍可能存在其他不可控因素导致结果偏误。为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笔者选用二元Logitic模型和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回归结果与Heckmen两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相近，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

4 结论与建议

家庭农场作为我国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发力点之一，促进其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笔者基于对江西省328家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在修正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探究了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及采纳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提供技术培训、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和农产品绿色认证服务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农场做出采纳决策、提高采纳程度。在个体特征和农场特征方面，年龄、政治面貌对家庭农场的采纳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场劳动力总数显著正向影响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

基于上述结论，为加快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步伐，笔者提出如下建议：①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绿色防控技术推广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大政府相关工作力度；②政府相关部门需要积极落实技术培训、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农产品绿色认证服务等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规制作用；③从家庭农场实际需求出发，因地制宜探索适合当地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的政府规制，有针对性地激励家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