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资源、参与程度与村庄经济发展*——基于湖北省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乐 章，葛 杨，梁 航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武汉 430073；2.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杭州 310015；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430073）

一、引言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通过，指出“乡村振兴要统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总要求”。其中，重点是产业兴旺，核心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村庄内生基础薄弱。集体经济存在增长速度缓慢、运行机制不完善、经济带头人缺乏等问题，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势在必行。人力资本的开发是人才振兴的首要路径，乡贤作为乡村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非强制性的方式参与村庄事务治理，对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挖掘乡贤资源是当前村庄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激发乡贤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潜能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乡贤一般指学识渊博、资财丰厚、道德修养层次高、积极为家乡建设作出贡献的复合型精英群体。与传统乡贤相比，现代社会的乡贤大多完成城市化，具有新时代品格。在乡贤价值的讨论上，梳理不同历史背景下乡贤的行为特征，在新旧对比中引入乡贤的当代价值（郎友兴等，2017；刘传俊等，2019）。乡贤是村庄资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会影响力融入村庄治理，推进村级生产现代化与经济稳增式发展。乡贤与村庄经济的研究多从“能人治村”角度展开，传统熟人社会具有稳定的社会结构，其中脱颖而出的乡贤能人成为连接村庄与外部的桥梁。乡贤与村民共同体意识强，易于引导村民转变观念，创新农业经营道路，形成内源式村庄发展模式（卢福营，2011）。乡贤参与村庄治理构建了以能人主导的村民自治模式，在乡村经济发展中具有决策快、效率高、动员力强等优势，能够产生突出的社会效应。

现有研究多从治理融合等视角切入，探究乡贤与村庄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但现有研究在客观支撑力方面稍有不足，缺少实证检验。本文基于精英理论视角，讨论乡贤资源会如何影响村庄经济，尤其是数量与能力方面的差异对村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大小？参与程度如何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鉴于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的新要求，本文梳理已有政策文件，运用湖北省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将乡贤资源划分为数量和能力两个方面，引入参与程度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乡贤资源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以期为乡村振兴融入乡贤力量，优化村庄经济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说

精英理论认为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少数精英群体推动，上层精英摆脱对物质的基本需求，有足够的精力涉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Wedel，2017）。早期精英治理被视作控制性管理的一种形式，精英阶层在重大利益分配问题上往往采取同一种行动，并根据公众取向调整政策立场。精英治理与民主形态的演变紧密相关，即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治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精英治理现象不会迅速消失，而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Nakpodia等，2018）。现代精英治理重视公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更多考虑精英与公民的关系。精英充当公民群体的代表，权力不再依赖于正式的组织或角色，而是来源于社会网络中的地位。精英通过社会活动增强自身影响力，凭借资源、能力等优势在公共事务中掌握更大话语权，参与社会治理。

从精英理论的视角切入，是对我国传统乡村精英治理的接续，乡村精英治理即通俗意义上的“能人治村”，但其涵盖面更广。乡村社会的话语权长期被少数精英群体所掌握，乡村精英相比其他村民更具权威性（郭苏建等，2019）。早期乡村精英治理多集中于经济精英群体，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富人在乡村公共事务中占有主导地位。近年来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精英类型备受关注，精英治理发挥的功能日趋多样化，对于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以下三种机制：

第一，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数量效应。精英治理通常依托两个基本要素，即精英的资源优势与声望优势（Bonneton等，2020；Damele等，2022）。精英的规模是行动合力的重要依托，就乡村精英治理而言，村庄的精英数量不同，影响力各有不同，是讨论乡村精英治理效应必须明确的前提（黄博，2018；王生斌，2020）。从乡贤数量来看，村庄拥有一定数量的乡贤资源，意味着村庄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乡贤数量越多，越有利于拉动经济项目，扩大经济产业化规模，提升村级组织化能力。一定数量的乡贤能够在村庄构建起严密的影响力网络，有效促进政府、市场与村民之间联系，提升基层治理和组织服务质量，进而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徐理响，2017；胡鹏辉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乡贤数量对村庄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二，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效应。意大利学者帕累托提到精英应具有一些可量化的客观指标，“权力”被认为是核心量化指标，指精英影响他人的能力。职位层次越高、经济实力越强的精英群体，往往享有更大权力，在治理中发挥作用力更大（Li等，2020）。当前中部地区乡村尚缺乏一定数量特别是能力较强的乡贤资源参与村庄治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强（蔡禾等，2016）。职位层次高的乡贤具有管理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优势，可通过基层参与优化公共服务质量；经济地位高的乡贤以农村私营企业主、农业专业大户为主，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能有效提升乡村农业现代化水平，在解决本地村民就业等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耿羽等，2017）。相较于一般性的精英，能力越大的精英往往更能够主导治理过程，凭借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调动各方资源，提供致富信息和发展对策，把握村庄发展方向。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三，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现代精英治理减少了对传统制度权力的依赖，在参与行为上能够跨越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领域。由“权力精英”演化为“影响力精英”，影响力精英依赖灵活多变的素质能力（Osei，2018；Higley，2020）。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社会中乡贤结构不再单一，参与行为多样（李强彬，2006）。影响力精英具有管理能力强的优势，通过公共事务的参与，推动村庄建设发展。精英治理的效应与参与程度密不可分，即便拥有一定数量的精英，又或是能力突出的精英资源，也需要具体的参与行为落实其效应力（陈军亚，2019；李祖佩等，2020）。参与程度不仅是乡贤参与村庄经济的直接体现，更是村庄经济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参与程度越深，乡贤越能够深入了解村庄发展的优势和短板，越能为村庄经济发展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举措。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乡贤数量与能力通过乡贤参与程度进而影响村庄经济，参与程度在乡贤资源影响村庄经济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乡贤参与程度和村庄经济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乡贤资源与村庄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

三、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在2019 至2021 年开展的“湖北省乡村振兴调查”，该调查采取随机抽样与系统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覆盖湖北省12 个地级行政区（神农架林区除外），以行政区的总体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地理位置等要素作为选择调查样本的依据。在不同行政区抽取对应权重的样本村庄作为调查对象，通过访问主要村级领导干部了解村庄情况，内容主要涉及受访者与样本村庄的基本信息、村居条件、经济发展、乡村精英、乡村环境、村庄组织等情况。发放问卷450份，实际回收423份，有效问卷率达94%。根据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变量，进一步筛选，最终取用417份问卷。

1.被解释变量

村庄经济状况。主要用村民人均年收入（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元）、村经济状况三项指标测度村庄经济状况。其中村经济状况指标设计为“您村的经济状况在全县处于什么水平？”这一问题的回答为“很富裕=5；比较富裕=4；一般=3；比较贫穷=2；非常贫穷=1”。考虑到村庄经济指标的复杂性，本文选用熵值法对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衡量指标客观赋权，以得到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值，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一：无量纲化分析

其中正向指标越大表示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负向指标越大表示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步骤二：计算第i个村庄，第j个指标的比重。

步骤三：计算指标信息熵：

步骤四：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步骤五：计算指标权重：

步骤六：计算第i个村庄经济的综合得分：

其中i=1,2,…,m表示样本量，在本文中指村庄个数，j=1,2,…,n表示指标个数，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决策矩阵变为评价指标矩阵，因此0≤|Zij|≤1。

熵值法得出各指标的客观权重如表1所示。在村庄经济的各项指标层中，村庄集体经济的权重指数最高，为53.31%。村民人均年收入指标与村庄经济状态在全县水平权重值相近，权重指数分别为23.33%与23.34%。

表1 村庄经济指标权重

2.解释变量

乡贤数量与乡贤能力。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贤资源在组成上更具多元性，乡贤能力随着职业地位的高低、经济积累的程度而变化，有必要讨论乡贤数量与能力对村庄经济的影响。在数量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四类乡贤资源，以人数的加总作为乡贤的数量指标，具体包括行政领域任副科级以上人数、村民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处于中级以上职称人数、村民走出县外的企业家资产超百万人数、您村留在本县内的企业家资产超百万元人数。在能力上，用四类乡贤资源的职位地位、经济地位高低衡量乡贤的能力水平，包括行政干部任职最高级别、机关事业单位职称最高级别、县外企业家资产最高是多少、县内/留村企业家最高资产4项指标。行政领域任职最高级别有5个选项：科乡级=1；处县级=2；司厅级=3；省部级=4；国家级=5。机关企事业单位职称最高级别有4个选项：初级=1；中级=2；副高级=3；正高级=4。“县外企业家最高资产？”这一问题有4个选项：百万=1；千万以上=2；亿元以上=3；十亿以上=4。“县内/留村企业家最高资产？”这一问题有4个选项：百万=1；千万以上=2；亿元以上=3；十亿以上=4。由于职业地位与经济地位测度标准不同，此处使用熵值法对四项指标赋权，得出乡贤综合能力水平。

3.中介变量

为进一步探究乡贤资源对村庄经济的影响机制，本文选取乡贤参与程度作为中介变量。在前文理论基础上，以四类乡贤的两项行为加总值衡量乡贤参与程度，一是乡贤帮助村庄和农户的情况，答案有3个选项：从不=1；偶尔=2；经常=3。二是乡贤参与谋划村庄事务的情况，答案有3个选项：从不=1；偶尔=2；经常=3。加总两项参与行为，数值越大，乡贤在该村参与程度越高。

4.控制变量

村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基本概况是影响村庄经济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与其相关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村庄与大城市关系、村庄地理情况、农业用地面积（亩）、全职农户户数（户）、村民在集体经济中占股比例（%）、村居家庭农场个数6项指标。村庄与大城市的关系有5个选项：大城市郊区=1；中等城市郊区=2；县城郊区=3；乡镇中心村=4；其他村=5。村庄地理情况有4个选项：平原=1；山地=2；丘陵=3；其他=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N=417

（二）估计策略

本文选择OLS对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1）中Xi指第i个村庄的乡贤数量情况，该值越大，表示该村庄乡贤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反之则越小。Zi表示第i个村庄的乡贤能力，该值越大，表示该村庄乡贤能力越高；反之则越低。Yi表示第i个村庄经济的发展情况，Qi为一组控制变量。δ为向量形式，μi为估计模型的误差项。其中β1和β2是重点关注的系数，若显著为正，表示乡贤数量和能力对村庄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正向影响；若该系数皆不显著，表示乡贤数量和能力对村庄经济的发展情况无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乡贤数量和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对乡贤参与程度这一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参考温忠麟等（2004）中介效应分析的思路，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模型（2）的系数c1为自变量Xi1（乡贤数量/能力）对因变量Yi（村庄经济）的总效应，Xi2,Xi3,…,Xik为一组控制变量，c0为截距项，c2,c3,…,ck是一组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ϑi1为误差项。模型（3）的系数a1为自变量Xi1（乡贤数量/能力）对中介变量Mi（乡贤参与程度）的效应，Xi2,Xi3,…,Xik为一组控制变量，a0为截距项，a2,a3,…,ak是一组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ϑi2为误差项。模型（4）的系数b是在控制自变量Xi1的影响后，中介变量Mi（乡贤参与程度）对因变量Yi（村庄经济）的效应，系数c'1是在控制中介变量Mi的影响后，自变量Xi1（乡贤数量/能力）对因变量Yi（村庄经济）的直接效应，ϑi3为误差项。在这一组模型，中介效应等于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即等于系数乘积a1×b，它与总效应和直接效应有如下关系：c1=c'1+a1×b。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乡贤数量、乡贤能力与村庄经济

首先采用OLS 模型估计乡贤资源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包括乡贤数量与乡贤能力两个方面，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乡贤数量/能力与村庄经济发展的OLS回归分析

模型2与模型3是乡贤数量与乡贤能力分别对村庄经济综合分值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4是加入所有解释变量的全模型，随着解释变量的加入，模型的R2不断提高至0.175，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具有一定解释力。乡贤资源、人脉在普通村民中占有优势位置，通过帮助性行为、对公共事务的谋划行为参与村庄治理，强化村庄治理的内生基础，促进村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乡贤参与村庄治理契合村民自治的要求，反映广大村民的利益需求，增强了民主共治的有效性。

如模型2所示，乡贤数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影响系数为0.775。与乡贤数量稀缺的村庄相比，乡贤数量多的村庄人力资本更丰厚，内生资源更丰富。模型3表明，乡贤能力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发展，影响系数为0.610。乡贤能力通常可以从社会地位角度切入，所谓“地位”指的是乡贤在社会活动中优于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如职位高低、财产多少。职位越高或财产越多的乡贤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对村庄经济的反哺力更强，进而推动村庄经济的发展水平。模型4 中，将乡贤数量与乡贤能力同时代入回归方程，考察乡贤资源对村庄经济的综合影响。此时，乡贤数量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515，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605，乡贤数量对村庄经济的影响效应小于乡贤能力。由此验证假设一和假设二。在村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方面，与大城市距离的远近、村庄的地理概况及经济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距离城市近的村庄受城市辐射力的影响，基础设施条件更好。自然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平原相较于山地与丘陵地形为村庄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土地资源，利于产业规模化发展。从村庄经济组织而言，村民在集体经济中占股比例和家庭农场的个数对村庄经济有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在集体经济中占股比例对村庄经济的影响系数为0.031。村民占股比的高低反映集体经济对村民的惠及度，比例高的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势态良好，利于村庄整体的经济发展。家庭农场对村庄经济的影响系数为0.027，家庭农场反映村庄经济集约度，发挥规模效应，以促进经济水平提高。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检验基本结论，表4展示检验结果。前文回归中村庄经济由“村民人均年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村经济状况”三项指标进行熵值法赋权，以综合分值测度水平。这里参考村庄经济的相关研究，将三项指标替换为“村庄农业经济收入”“村庄非农业经济收入”“近五年全村经济发展情况评价”，同样按照熵值法得到综合分值。模型7 显示，乡贤数量和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59和0.534，乡贤数量对村庄经济的促进作用小于乡贤能力，这一回归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结论比较稳健。

表4 OLS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二）参与程度在乡贤数量和乡贤能力影响村庄经济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讨乡贤数量和乡贤能力影响村庄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在上述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参与程度”。数量和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研究中的两大基本要素，也是研究乡贤影响力的重要切入点，有必要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乡贤参与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估计参与程度对于乡贤数量与村庄经济的中介效应，模型8显示乡贤数量对村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756；模型9显示乡贤数量对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945；模型10显示，乡贤数量对村庄经济仍存在正向影响，影响系数降至0.574；参与程度对村庄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75。其次考察参与程度在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发展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模型11显示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616；模型12显示乡贤能力对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329；模型13 显示乡贤能力仍显著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影响系数降至0.547；参与程度对村庄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82。

表5 参与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6显示乡贤数量和能力对村庄经济发展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情况。乡贤数量对村庄经济的总效应为0.756，直接效应为0.574，中介效应为0.18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4.07%。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的总效应为0.616，直接效应为0.547，中介效应为0.06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1.20%。由此可知，参与程度在乡贤数量和乡贤能力影响村庄经济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表6 参与程度、乡贤数量/乡贤能力与村庄经济的相关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精英理论，运用湖北省乡村振兴调查数据，考察乡贤数量和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乡贤数量和乡贤能力均对村庄集体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在促进村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乡贤数量产生的效应值为0.459，乡贤能力产生的效应值为0.534，乡贤能力对村庄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乡贤数量。第三，参与程度是乡贤资源影响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中介，参与程度在乡贤数量影响村庄经济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值为0.182，参与程度在乡贤能力影响村庄经济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值为0.069。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乡贤资源在村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无论是乡贤数量还是乡贤能力均显著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如何吸引乡贤回乡发展，如何激发乡贤潜能为村庄发展献计献策，是发挥乡贤功能的重要考量。基于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1.健全乡贤回流机制，鼓励乡贤返乡为乡村建设献力

探索可行的管理办法与激励方式，鼓励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或任职，带回先进的治理与致富经验；完善配套的补助政策，以确保乡贤返乡的持续性。具体而言，推出吸引外出务工及经商人员回乡创业，落实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推进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工作衔接，鼓励大学生从基层服务做起；为在外人才提供返乡优待政策，搭建人才沟通交流平台，实现人才流动的良性循环。鉴于已有退休乡贤回乡带领村民致富的成功案例，鼓励具有管理和技术特长的社会人才，退休后回到家乡发挥余热。

2.发挥乡贤资源在村庄经济中的参与作用

参与程度在乡贤数量和能力影响村庄经济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中介效应，落实参与是乡贤助力村庄经济的重要基础。乡贤助力村庄经济主要依托两大优势：第一，综合能力强，拥有资本吸引力。有些乡贤本身就是企业家和管理者，搜集信息和规划投资项目的能力强，凭借在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容易吸引外地企业前来投资办厂；第二，社会网络广，拥有资源集聚力。乡贤倾向于通过承办集体活动等加强与管理部门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可支配资源，他们同管理部门建立的关联又会作为一种政治资源以政策倾斜、信息披露等方式回馈到村庄中，使经济发展具备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因此，要在村庄治理中搭建舞台，提供乡贤政治参与平台。同时建立相关的制度规定，明确政策边界，规范乡贤的参与行为。

3.重视培育乡贤文化，形成良好的乡贤示范效应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重视乡贤的示范效应，充分发挥乡贤的引领力，促进乡村发展。村两委干部加强与各类社会人才的联系，建立稳定且畅通的双向交流渠道。积极宣传乡贤带领村民致富、回馈乡村的先进事迹。乡镇层面建立乡贤人才库，充分利用多元治理的优势，为乡镇发展储备内生资源。各地应凝聚乡贤文化并大力发扬，结合地方特色创新实践路径。营造尊重乡贤、敬爱乡贤的社会风气，发挥乡贤在村庄经济中的“领头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