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养殖户生产恢复力促进疫后生产恢复的路径探索*——基于契约农业视角研究

徐 戈，谭永风，陆 迁，张淑霞

（1.浙江红船干部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0；2.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银川 750000；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一、引言

生猪养殖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对稳定国民经济和保障居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重大动物疫情的发生不仅给畜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带来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威胁畜牧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家生物安全。特别是非洲猪瘟疫情，不仅致死率高、传播速度快，而且一旦暴发，将有大量生猪死亡或被扑杀，是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根据兽医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底，全国先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181起，感染非洲猪瘟生猪数量21568头，共死亡生猪数量为14788 头，捕杀生猪数量为1097 292 头，对中国生猪产业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徐戈，2022）。为此，政府高度重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和生猪供给保障问题，连续5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生猪稳产保供，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目前，非洲猪瘟病毒已在我国定殖，防控形势依旧复杂严峻，一旦感染，将会带来大量经济损失，疫后如何高质量生产恢复仍然是养殖户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疫情灾后如何保障生猪供给、提高生猪产业发展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能否寻找一条在遭受疫情冲击后实现产能恢复和质量提高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探讨这些问题对实现生猪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学者尝试从恢复力的视角研究不同农户在遇到灾害冲击后恢复程度不同的原因。疫情冲击下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是指个体遭受疫情打击后恢复到先前状态的能力，决定着养殖户的脆弱性和复原力（Mauro等，2019），在养殖户生产恢复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生产恢复力越强，表明越容易从灾害打击中恢复起来。生产恢复力具有多维特征，与生猪养殖密切相关的生产恢复能力可概括为三类：一是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是个体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反映的是个体处理加工信息的能力，影响养殖户对疫情的了解和自我评估，可以帮助养殖户在疫后作出更加理性的决策，养殖户会根据掌握的信息和疫情评价决定后续的生产行为（Charlotte等，2020）。二是承受能力。承受能力是养殖户利用自身资本和外部资源获取抵御风险干扰的能力，反映了养殖户对疫情冲击的风险承受能力，即养殖户在遇到疫情冲击的刺激下仍能够保持常态的容忍能力。承受能力较弱的养殖户则生产恢复速度较慢（Muteia等，2011）。三是应对能力。应对能力反映养殖户在面临疫情冲击时能够采取措施应对的能力，包括养殖户为预防疫情所做的措施、保持良好的养殖环境、有专业人员帮助、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购买保险和主动学习养殖技术等。

另外，疫情的影响是长期持续的，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前提下保证生产质量，实现数量与质量并重，这需要在养殖的过程中注重良种繁育、饲料喂养、疫情防控、疾病免疫等一系列环节。而生猪养殖业具有显著的高风险产业特性，养殖户面临着市场、资金和疫病风险，特别是对于小农户而言，其生产端缺乏相应的物质支持、金融支持和疫情监控能力，生产过程无法得到有效的质量控制和疫情防控手段。另一方面，销售端存在市场壁垒，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国内外大市场有效衔接存在障碍，再加上消费者受外部疫情冲击影响，猪肉消费不稳定，价格信息不透明，打击养殖积极性，进而又会反抑生产端。对此，契约农业应运而生（刘婷婷等，2020）。契约农业，也指订单农业、合同农业，作为一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规定农产品质量、价格、数量、交易时间、责任和义务的制度安排（黄泽颖等，2017），养殖户与养殖企业或者合作组织签订订单合同，约定共同经济目标，企业或合作组织为养殖户提供专业化管理手段、技术指导、养殖培训、生产物资、信贷抵押等资源服务以及有效的标准化生产规范监督，帮助养殖户实现养殖成本下降和管理水平提升。已有学者研究表明，契约农业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创新，不仅能降低信贷约束和交易成本，打破正式制度的壁垒，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产出质量标准和降低价格风险（耿宁等，2014），将过去只由养殖户承担的风险分散到不同的参与主体上，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分担风险（刘馨月等，2020）。与单打独斗的基于非正式市场交易的养殖户相比，契约农业有助于养殖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有效保护小养殖户利益，保障养殖收入（侯晶等，2018；周力等，2019），提高生产质量（毛慧等，2019），对实现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契约农业可能存在挤出效应和不稳定性（Cahyadi等，2016），相较于小养殖户，契约农业更青睐资产专用性更强的大养殖户（侯晶等，2018），而对于约束力较低的隐形契约而言，违约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外部冲击较大的情况下（黄泽颖等，2017），生猪价格大幅波动，无法判断契约农业能否发挥其作用。

契约农业从多大程度上发挥其作用促进养殖户产能恢复的同时保障生产质量？其对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有何影响？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契约农业能否成为疫情灾后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模式？尽管契约农业对养殖户生产的影响已被学者分析和探讨，但现有文献大多从提高生产数量和促进养殖收入角度出发，鲜有研究疫情过后契约农业对养殖户生产恢复力的影响及其促进产能恢复的同时保障生产质量的影响，更不用说其中的作用机制。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重点从以往的增产导向转为既要增产又要提质，在此大背景下探讨契约农业、生产恢复力对养殖户疫情灾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基于此，本文利用四川、河南、山东、湖南和安徽542户养殖户问卷调查数据，探讨疫情冲击下契约农业参与、生产恢复力对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考虑到生产恢复力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以及反事实假设，具体测算出契约农业参与、生产恢复力对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影响程度，不仅为契约农业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还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养殖户产能恢复的同时保障生产质量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第二，从风险感知降低、规范监督实现和技术支持帮助探究契约农业参与对生猪养殖户疫情灾后生产恢复力提高进而影响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契约农业在畜牧业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机制分析与模型设定

（一）理论机制分析

契约农业不仅能为养殖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指导、有效信息、养殖培训和专业化管理等服务，降低生产约束和交易成本，还能确保销路，保障收入，规避市场风险和价格风险，最终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力以及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具体而言，契约农业参与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机制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力以及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见图1）。

图1 机制分析

首先，参与契约农业能够降低养殖户的风险感知，影响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力以及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风险感知是描述主体对某类风险事件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风险感知的不确定性及其发生时后果的严重性将会给主体造成多方面影响。在生猪养殖的过程中，当养殖户面临较高生产风险时，就会作出减少生猪生产以减少损失、规避风险的保守选择，不利于产能恢复。而参与契约农业，通过制定合同，企业或组织提供定价收购服务，确保养殖户的销路和收入，有效降低销售风险和价格风险。同时，契约农业一般为签约养殖户提供入户指导、疫情监测、信贷支持和技术培训等服务，能快速有效地为养殖户监控疫情风险和缓解资金压力，降低养殖户面临的市场风险。与未参与契约农业的养殖户相比，参与契约农业的养殖户抵御风险程度增强，风险感知降低，养殖户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提高，生产恢复力增强，最终表现为显著的高质量生产恢复效果，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提高。

其次，参与契约农业能够实现规范生产和有效监督，可以有效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进而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力以及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在生产合同模式下，签约企业或组织会要求养殖户在生猪生产过程按照规定进行防疫和饲养管理。同时，在收购环节，对所生产的生猪产品设定具体的要求和检测指标，并建立监督管理机制约束养殖户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养殖户改善要素投入。一方面，养殖户与企业或组织通过合同契约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使用其品牌提高销量和收入，但同时养殖户则需要按照有关养殖管理规程生产并向组织或企业提供符合要求的高品质农产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否则组织将会大幅度降价收购或拒绝收购，甚至取消养殖户的组织成员资格。显然，养殖户良好的养殖行为和操作规范决定了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其中，良好的养殖行为是指养殖户为改善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饲料、防疫、兽药、生产环境等流程。另一方面，参与组织能够形成社会网络，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成员个体存在潜在的监督与约束作用，养殖户之间为了达成彼此共同的目标，相互监督，进而形成有效的非正式组织规范，影响养殖户的生产行为。因此参与契约农业能够实现规范生产和有效监督，保障生产质量安全。

最后，参与契约农业能够给养殖户带来技术支持上的帮助，提升养殖户生产恢复力，进而提高疫后生产恢复数量，保障疫后生产恢复质量。合作组织理论认为，农民通过参与契约农业，能够改善养殖户的资源禀赋、提高养殖户的组织化程度，进而改善养殖户要素投入及技术水平，促使养殖户获得额外收益。组织在养殖户生产高质量农产品过程中提供所需的资讯、技术、培训、工具和设备等功能性支持，在遇到困难时帮助养殖户攻克难关，提高养殖户养殖水平，从技术层面激发养殖户疫后恢复能力，进而影响其产能恢复和生产质量。

（二）契约农业参与、生产恢复力与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影响的模型设定

鉴于表征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变量——重新补栏数量和生猪产品质量这两个数值型因变量，首先构建基础回归模型，其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Yi、Yi′分别代表第i个养殖户的重新补栏数量和生猪产品质量，Resilience表示不同程度的恢复力水平，为虚拟变量，当Resilience=1表示高恢复力水平，当Resilience=0 表示低恢复力水平；向量X中包括契约农业参与情况、个体和家庭特征、养殖特征、疫情冲击、外部支持、环境特征等变量；系数αi、表示常数项；系数为回归系数；ε、ε'为随机误差项。

然而，在模型（1）、（2）中，生产恢复力是一个内生变量，不能视为外生变量，养殖户生产恢复力的高低以及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存在不可预测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生产恢复力大小以及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因此，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养殖户不同生产恢复力水平下契约农业参与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采用MLE方法进行Probit回归，估计导致养殖户产生不同生产恢复力水平的概率，获得逆米尔斯比率及其协方差；第二阶段在加入逆米尔斯比率和协方差的基础上回归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影响的方程式，并最终得到一致估计量。并在比较真实情景与反事实假设情景下高生产恢复力水平和低生产恢复力水平下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期望值，从而估计其平均处理效应。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为深入探讨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养殖户（场）生产恢复情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课题组于2019 年10～11月以及11～12月期间对遭受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且为生猪养殖密集地区的四川（盐亭、安岳）、河南（获嘉、唐河）、山东（莱芜、莱西）、湖南（桃源、湘潭）和安徽（南陵、泗县）5 省10 县进行问卷调研。样本区选择主要考虑：一是这些省份都是生猪养殖密集地区。调研区属于中国著名的生猪养殖主产区，生猪出栏量、生猪年底存栏头数和猪肉产量多年来连续在中国排名前列。二是这些省份均较早遭受非洲猪瘟疫情冲击的影响，且损失严重。三是这些省份均先后出台了加快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促进本省生猪生产恢复的支持政策，推进生产恢复速度较快。

由于地区间生猪养殖分布不均，而且疫情防控期间出于安全考虑一般拒绝陌生人进入养殖场，首先于2019年9月前往陕西省武功县生猪养殖场进行预调研，并根据调研情况修改和完善问卷；其次选取四川、河南、山东、湖南和安徽5个省份，并每个省份随机选择1个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县和1个生猪养殖大县；最后每个县尽可能选择符合条件且生猪养殖数量较大2～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4～6个生猪养殖量较大的村，在村内对养殖户进行随机调研。本次调研采取在养殖场外与调查者面对面访谈形式，因为疫情无法离开养殖场者，采用电话访问和线上填写方式进行调查。调研共发放600份问卷，剔除无效样本以及表示没有受到疫情冲击的58份样本，最终获得542份研究样本。

（二）变量选择

1.核心自变量

契约农业参与采用如下方式度量，即企业或产业组织与生猪养殖户签订订单合同，签约企业或产业组织为生猪养殖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信贷支持和信息等服务，并按照合同价格回收所有产品。参与该种模式的契约农业为1，否则为0。

生产恢复力采用如下方式测度（见表1～4），首先生产恢复力包括认知能力、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根据实地调查以及参考相关文献，本文从疫情防控相关法律认知、政府管控措施认知、疫后支持政策认知、生猪保险认知、发病病症认知、发病原因认知、传播途径认知等反映养殖户的认知能力。

表1 认知能力变量说明

表2 承受能力变量说明

表3 应对能力变量说明

本文按照承受能力定义，从抗冲击能力和外部资源获取能力两部分衡量养殖户的承受能力。其中，抗冲击能力包括养殖户自身拥有的物质资本（包括养殖户拥有的养殖交通工具价值和养殖所用生产性资产价值）、社会资本（包括人情礼品支出和手机联系人）和金融资本（家庭年收入）；外部资源获取能力包括养殖户资金获取（可获取的帮扶资金来源途径）、金融机构帮助（获取金融机构帮助难易程度）、亲朋好友帮助（获取亲朋好友帮助难易程度）、产业组织帮助（获取产业组织帮助难易程度）和政府机构帮助（获取政府机构帮助难易程度）。

应对能力反映养殖户在面临疫情冲击时能够采取措施应对的能力，本文从养殖户在预防疫情所做的措施、保持良好的养殖环境、有专业人员帮助、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购买保险和主动学习养殖技术等方面反映养殖户的应对能力。

在生产恢复力测度方面，本文采用Stata15.0软件，运用专家建议的主观赋权法对构成生产恢复力维度的认知能力、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进行指标权重的确定。在生产恢复力的构成中，考虑到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对生产恢复力均有重大影响，并结合已有研究、有关领域专家意见和调研实际情况（吴孔森等，2021），最终确定为认知、承受和应对能力的权重均为1/3。然后通过熵值法分别对认知、承受和应对能力进行客观赋权；最后基于熵值法的指标权重，对原有权重结果进行修正以提高评价结果准确度，获得最终的指标值（刘云菲等，2021）。具体的指标权重如表4所示。

表4 生产恢复力各维度变量指标和指标权重

不同水平生产恢复力是在生产恢复力测度的基础上，根据均值进行划分。其中，大于均值的为高生产恢复力水平，赋值为1；低于均值的为低生产恢复力水平，赋值为0。

2.因变量

本文选取重新补栏数量以及生产生猪产品质量代表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其中重新补栏数量通过询问养殖户“您打算重新补栏的数量是多少”获得。关于生产生猪产品质量的测度，本文通过追溯生产各个环节，从种猪获取、饲料、兽药、防疫、生产环境、检测等一系列环节表征，并将各个环节数值加总构建生产生猪产品质量指数。具体变量设定如表5所示。

表5 生产生猪产品质量变量设定

3.识别变量

选取是否有疫情经历和您家附近是否有规模示范场两个变量作为养殖户选择拥有不同生产恢复力水平回归方程的识别变量。这是因为动物疫情经历能够通过养殖户的认知学习，积累经验，提高人力资本，进而影响疫情防控、改变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和风险抵御等多种行为的发生，为再次面对疫情时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经验积累，提高养殖户的认知、承受和应对能力，进而对养殖户生产恢复力产生正向影响。“烙印效应”理论研究表明，特定阶段的环境特征和经历将对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产生重大且持续的影响，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选择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过往经历形成的印记包括认知、经验和知识，是个人和组织决策时的重要影响变量（徐尚昆等，2020），对个体的行为意向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行为决策。与未有疫情经历的养殖户相比，有疫情经历的养殖户首先由于遭受过疫情冲击，更加理解生猪疫病的传播速度、传染途径和染病症状，对动物疫情危害性认知较为充分，提高了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增强了自身技能水平。其次，疫情经历深刻影响养殖户偏好和信念的形成，提高了养殖户自我效能感，使其再次面对疫情时能有效应对，较短时间内快速恢复生产。最后，疫情经历造成的深刻记忆会导致养殖户形成预防性心理，由于害怕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疫情，经历过疫情的养殖户更加倾向于提前采取防控措施和应对措施，增加对健康养殖设备和生猪防疫药物的投入，增强生物安全防护，提高风险承担能力。在下次面临疫情时有效抵御感染病毒风险，降低经济损失。与未经历过疫情的养殖户相比，再次面临疫情的养殖户会降低未来的担忧与害怕，对疫情的认知和应对措施的完善使养殖户更有信心面对未来的挑战，生产恢复信心增强，养殖经验增加，进而提高养殖户生产恢复力。

选取您家附近是否有规模示范场作为生产恢复力的识别变量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国家，特别是对于农村而言，同一个村的养殖大户会对周边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成为规模示范场意味着该养殖场满足足够养殖资产，且在选址、圈舍建造、废弃物处理、人流物流等方面均有科学的设计和管理。拥有规模示范场的专业养猪户不仅自身积累有丰富的养殖经验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且前期养殖投入较多，拥有健全养殖设备，综合防疫管理水平较高，进而在遇到疫情时，其生产恢复力较强，疫后更容易生产恢复。因此，相较于其他养殖场，规模示范场生产恢复的积极性更高，疫后生产恢复的概率更大；另一方面，规模示范场具备示范效应，政府在资金支持上对其更具有倾斜，且还能影响周边养殖户，带来技术、信息、生产指导等，对带动周边养殖户恢复生产也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周边规模示范场会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力的情况。

4.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刘明月等，2016；汤颖梅等，2013；张园园等，2022），本文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和家庭特征、养殖特征、疫情冲击、外部支持、环境特征等变量，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6所示。

表6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契约农业参与、生产恢复力与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模型的联立估计

契约农业参与、不同生产恢复力水平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包括Y：疫后生产恢复数量，Y'：疫后生产恢复质量）内生转化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是否有疫情经历和附近是否有规模示范场两个变量作为生产恢复力方程的识别变量。

表7 契约农业参与、生产恢复力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1）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水平回归结果分析。是否有疫情经历、附近是否有规模示范场、是否参与契约农业、养殖规模、是否贷款、是否加入与生猪养殖相关的微信群和经常来往人数对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有显著正向影响，疫情冲击大小对生产恢复力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过去有疫情经历、附近有规模示范场、参与契约农业、养殖规模越大、获得贷款、有加入关于生猪养殖的微信群、经常来往人数越多、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越小的养殖户生产恢复力越高。与没有疫情经历的养殖户相比，有疫情经历的养殖户由于遭受过疫情冲击，更加理解生猪疫病的传播速度、传染途径和染病症状，对动物疫情危害性认知较为充分，提高了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增强了认知能力。与此同时，疫情经历所造成的深刻记忆会导致养殖户形成预防性心理，由于害怕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疫情，更加倾向于提前采取防控和应对措施，增加对健康养殖设备和生猪防疫药物的投入，增强生物安全防护，在下次面临疫情时有效抵御感染病毒风险，降低经济损失，提高风险承担能力和应对能力。因此疫情经历对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有显著促进作用。与附近没有规模示范场的养殖户相比，附近有规模示范场的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更高，这是因为作为规模示范场其不仅有丰富的养殖经验和较强的学习能力，而且由于前期养殖投入较多，拥有健全养殖设备，综合防疫管理水平较高，进而在遇到疫情时，其生产恢复力较强，疫后更容易生产恢复。而作为规模示范场附近的养殖场可以从规模示范场学习到丰富的养殖知识，特别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更容易从规模示范场获取疫情防控生产恢复等有效信息，提升认知能力。并且由于示范场的示范效应，还能从规模示范场获取技术、生产指导等以提高自家养殖场养殖水平，对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有积极作用，最终提高养殖户的生产恢复力。与没有参与契约农业养殖户相比，参与契约农业的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更高，这是由于契约农业为签约养殖户提供产品收购、入户指导、疫情监测、信贷支持和技术培训等服务，能快速有效地为养殖户监控疫情风险和缓解资金压力，抵御生产、销售和价格风险，提高养殖户的认知、承受和应对能力，进而增强养殖户的生产恢复力。养殖规模越大的养殖户生产恢复力越强，这是由于养殖规模越大的养殖户绝大多数为专业养殖户，养殖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专业性投资越多，拥有的有关于养殖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越多，养殖户前期投入大，因此相较于小规模的散养户而言，生产恢复力也越强。疫情冲击越大，说明养殖户在此次疫情冲击下遭受到打击程度越深，这种打击往往不仅仅是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疫情给养殖户带来的心理阴影使得养殖户没有信心养、不敢养，因此疫情冲击对养殖户的生产恢复力有负向影响。是否贷款作为一种外部支持，在疫情给养殖户带来损失严重的情况下，给予资金上有效及时的帮助，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提高养殖户的承受能力，进而提高其生产恢复力。是否加入与生猪养殖相关的微信群正向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力，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阶段，微信群可带来丰富的信息资源，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经常来往人数反映出养殖户拥有的社会网络，经常来往人数越多说明该养殖户社会网络越大，彼此之间信息交流频次增多，这有助于养殖户获取生产养殖信息，学习先进的养殖技术，进而对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有显著促进作用。

（2）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回归分析。是否参与契约农业、生猪利润预期对高恢复力水平下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有显著影响。企业或产业组织为签约养殖户提供产品收购、入户指导、疫情监测、信贷支持和技术培训等服务，能快速有效地为养殖户监控疫情风险和缓解资金压力，抵御生产风险、销售风险和价格风险，进而促进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因此参与契约农业对疫后养殖户产能恢复有显著正向影响。生猪利润预期越好，说明养殖户认为在衡量养殖业收入和成本后认为养猪有利可图，因此也越愿意扩大生猪养殖规模，提高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养殖规模、疫情冲击大小和是否贷款对低恢复力水平下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有显著影响。养殖规模和是否贷款对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养殖规模的大小反映该养殖场的专业水平，养殖规模越大，表明专业性投资越多，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越多，前期投入也大，因此在疫情灾后养殖户更愿意增加补栏量。贷款作为挽救疫情损失的一种外部支持，及时有效地帮助养殖户，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因此，相较于无法获取贷款的养殖户，获得贷款的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效果更好，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疫情冲击越大说明养殖户遭受的经济损失也较大，恢复生产相对较慢，越不利于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

是否参与契约农业、养殖规模、是否向亲朋好友借款、经常来往人数对无论是低生产恢复力还是高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契约农业作为一种企业或产业组织与生猪养殖户签订的订单合同，签约企业或产业组织为生猪养殖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信贷支持和信息等服务，并按照合同的价格回收产品的方式。一方面，契约农业为养殖户提供产品收购、入户指导、疫情监测、信贷支持和技术培训等服务，能快速有效地为养殖户监控疫情风险和缓解资金压力，抵御生产风险、销售风险和价格风险，助其疫后快速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养殖户需要按照契约要求保障自家生猪产品质量，有效监督和规范了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使其愿意生产高质量的生猪产品，因此参与契约农业对高质量生产恢复有显著促进作用。养殖规模越大，表明养殖专业性投资越多，养殖户更愿意在生产恢复的同时保障生产质量。向亲朋好友借款对疫后生产恢复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一方面养殖户在遇到困难时可向亲朋好友寻求帮助更愿意快速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养殖户为了自家生猪盈利愿意投入金钱，并避免感染病毒风险，养殖户会选择绿色健康养殖技术和规范性养殖场，进而提高自家生猪质量。经常来往人数对疫后生产恢复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经常来往人数反映出养殖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给养殖户带来便利的社会关系网络，彼此之间信息交流频次增多，有助于养殖户获取更多更好生产信息，除此之外，社会网络所带来的非正式规范约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养殖户生产，因此经常来往人数越多，养殖户越愿意生产高质量生猪产品。生猪利润预期对低生产恢复力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质量有显著影响。生猪利润预期越好，说明养殖户认为在衡量养殖业收入和成本后养猪有利可图，因此也越愿意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在疫后进行投资生猪养殖，并在保障自家养殖场能够有效疫情防控的同时还能保障疫后产能恢复质量。

（二）平均处理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生产恢复力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平均处理效应，显示了两种真实情况和两种反事实情况，分别为拥有高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高生产恢复力、拥有高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低生产恢复力、拥有低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高生产恢复力以及拥有低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低生产恢复力，如表8、表9所示。

表8 疫后生产恢复数量（Y）的平均处理效应分析

表9 疫后生产恢复质量（Y′）的平均处理效应分析

从平均期望疫后生产恢复数量来看，在考虑反事实假设下，当拥有高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低生产恢复力时，恢复数量将下降0.0944；当拥有低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高生产恢复力时，恢复数量将上升0.2061，这说明生产恢复力能够有效提高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

从平均期望疫后生产恢复质量来看，在考虑反事实假设下，当拥有高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低生产恢复力时，恢复质量将下降3.6989，当拥有低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高生产恢复力时，恢复质量将提升3.0853，这说明生产恢复力能够有效提高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质量。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更换模型方法和核心变量，将不同生产恢复力水平替换为生产恢复力，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契约农业、生产恢复力和疫后生产恢复数量、恢复质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疫情经历和是否参与契约农业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有正向影响，且附近是否有规模示范场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是否参与契约农业和生产恢复力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有疫情经历、附近有规模示范场和参与契约农业的养殖户生产恢复力更高。而契约农业的参与和生产恢复力对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些结论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说明该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10 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生猪养殖业为例，利用四川、河南、山东、湖南和安徽542户养猪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养殖户契约农业参与、生产恢复力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的影响，并从风险感知降低、规范监督实现和技术支持帮助三个方面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参与契约农业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力进而影响其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在回归结果中发现是否参与契约农业对生产恢复力有显著影响，且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有显著影响。

第二，生产恢复力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有显著影响，从平均期望疫后生产恢复数量来看，当拥有高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低生产恢复力时，恢复数量将下降0.0944；当拥有低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高生产恢复力时，恢复数量将上升0.2061，这说明生产恢复力能够有效提高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数量。从平均期望疫后生产恢复质量来看，当拥有高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低生产恢复力时，恢复质量将下降3.6989，当拥有低生产恢复力的养殖户选择拥有高生产恢复力时，恢复质量将提升3.0853，这说明生产恢复力能够有效提高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质量。

（二）政策建议

第一，引导养殖户参加契约农业，有利于保障生猪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在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以及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参与契约农业对疫后生产恢复数量和恢复质量有显著影响，既能保障生猪产能供给恢复，又能提高生猪产品质量。政府应加大对契约农业支持政策力度，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将养殖户与具备优良设备、资金、技术和品牌等的企业、组织有效联结起来，规避市场风险和价格风险，抵御疫情冲击，降低养殖户的生产风险，实现“小养殖户”与“大市场”的衔接。另一方面，要构建健全的契约农业参与制度，提高参与双方的规范度，保障契约履约效率，充分发挥好契约农业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第二，促进养殖户生产恢复能力培育，有利于提高疫后生产恢复程度。政府要提高养殖户防范意识，加大对疫情知识、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宣传，通过科教宣传和疫情知识普及，增强养殖户自身认知能力的培育。除此之外，要通过构建正规和非正规风险防范策略，拓展养殖户突发疫情风险分散与转移渠道，提高应对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降低养殖户的风险感知。

第三，推动生猪养殖户生产方式转变，有利于生猪质量提高与效益增加。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养殖户所面临的疫情冲击、环保约束等外部压力不断加大，倒逼养殖户从过去仅追求数量的粗放型养殖模式向既保质又保量的绿色健康养殖模式转变，以此来保障畜产品的优质和安全。同时，要完善生猪产品等级标准体系，打造畜产品区域品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保证“持续动态”优质优价的经济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