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动力结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李爱琴，王逸豪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40）

一、引 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受到严重冲击。舒尔茨（2006）曾指出，要改造传统农业，就必须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劳动者又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进程。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之后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等方面先后做出明确要求，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逐渐加大。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着重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再次强调要将培育高素质农民作为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提升农民素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颜廷武等，2017），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一支稳定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满足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需求，进而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难题。

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 560万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领域，使得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加速显现，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目前只有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我国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和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因此，亟需就“谁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什么样的新型职业农民”“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系列问题展开研究。但多数研究更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内涵（梁成艾等，2018）、存在问题（胡焱等，2017）及国际经验（杨柳等，2019），少部分研究从个性发展和职业需求的角度讨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的优化问题（陈春霞，2020）。总体而言，既有研究成果颇丰，但相对零散，更缺乏兼顾理论分析与实践尝试的系统论述。“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试点工作将全面铺开。为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率、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本文尝试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在厘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动力结构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困境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优化路径。

二、“内引外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动力结构

新型职业农民本质上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产物。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相比，呈现三方面明显变化：一是农业生产职业化，即农业生产者不仅只是在农村居住且具有农业户口的传统农民，也包括非农生产者通过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转变为职业化的农业生产者；二是农业经营市场化，即新型职业农民不再只是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生存，而是更多地将自己定义为市场从业者，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农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三是职业素养专业化，即新型职业农民更加重视现代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管理方式的应用，强调农业生产规模化，拥有较强的风险识别意识和应对能力。这些新变化使得新型职业农民能积极主动从事农业生产，并安心于农业生产，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比较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之间差异，发现大力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要受农民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的综合驱动，且内在动力作用要高于外部动力。

（一）内在需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自发参与

从目前农村劳动力结构看，虽然大多数青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求学或打工，基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壮年或中年劳动力返乡创业，其中不少人再次从事农业生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培育对象。此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内容还包括传统农民的改造升级，特别是家庭农业收入相对较低且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知识和技术要求的传统农民。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内部动力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农民乡土情结中的职业选择

农民进城务工主要因为城市基础设施完备和就业机会多，但从定居偏好角度看，多数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回村养老，主要因为农村留有自家住房和耕地，可通过农业劳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之余体验乡土情怀。因此，拥有强烈乡土情结的农民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一方面，这类农民曾进城从事过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积累了一定现代化生产经营经验，返村养老决定是经过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这使其留守农业、农村的决心更坚定；另一方面，农民再次返村的重要原因是其深厚的乡土情结，这使其对农业、农村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能激发出他们主动创新农业生产模式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积极性。农民的乡村情结成为构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内部动力的基础性因素。

2.农民理性计算后的生计选择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符合部分农民的目标期望和理性选择。相较于工业产业，农业的产值效益相对较低，在市场竞争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城市高收入对农民有着较大吸引力（毛学峰等，2016）。现实中，农民进城务工虽获得了更高收入，但城市消费水平远高于农村，这使得多数农民在城市赚钱后依然回村养老，显现出农民显著的经济理性人特征。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现代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管理方式对农业生产的正向拉动作用逐渐显现，农业生产呈现明显的现代化趋势，特别是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的普及推广，使得农业生产效益得到明显提升，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实地调查了解到，当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基本持平、甚至农业收入略低于非农收入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选择留在农村，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从事专业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相对较高的预期收入对潜在的对象群体有着较大吸引力，形成了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有效内在动力。

3.农民资本培育下的自主选择

受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发展不平衡影响，许多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基础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而放弃农业生产，选择进城务工从事非农工作。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严重影响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我国城乡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忽视以涉农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引导塑造，致使多数农村青年劳动力对农业缺乏正确的认知（郑兴明等，2015）。换言之，在片面传统的农业认知影响下，农民出于提高自身各类资本的考虑，不会优先考虑从事农业生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旨在从文化、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提升农民综合素质，无疑与农民提高自身资本的需求达成一致，进而提高农民人力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及转换，增强农民在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竞争力，有效增强了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含金量，吸引了更多农民参与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

（二）市场转型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外部驱动

目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农业生产模式还是农业生产主体均发生巨大转变，农业生产开始迈入以现代农业技术为支撑的新阶段。据统计，202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高云才等，2021），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这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带来巨大的外部驱动力，换言之，只有依托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才能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现代化转型目标。

1.农业规模化增强生产技能要求

农业生产规模化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更是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益的关键所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模式在本质上无法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国家积极推进土地流转这一基础性工作，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地方政府农业工作的着力点，特别是随着土地流转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产生一大批新型经营组织模式，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必要保障。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业专业化生产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推动农业生产者的培育重点向新型职业农民方向发展。

2.农业产业化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农业产业市场化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现代农业在市场经济推动下，产业链和功能链不断拓展延伸，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这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生产要素及生产标准提出更高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现代农业，更注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更强调农业生产者的基本生产知识及市场风险意识。因此，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市场化急需一批懂生产要素、懂市场竞争的新型职业农民来支撑（李国祥等，2013）。

3.农业基础性地位强化农民职业认同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不仅是政府的工作，还是一项基础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培育环境。传统农业逐渐消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对农业生产存在明显的认识误区，导致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但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现代化已融入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体系，农民的身份属性不断弱化而职业属性不断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声望有所提升，反向刺激了更多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中。以政府为主导，辅以全社会的广泛动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嵌入的环境氛围不断优化，农民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进而提升了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三、“内外失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践困境

自2012年开始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到“十三五”末，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数量显著提升，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突破1 500万人，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的4.78%（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等，2018），到“十三五”末，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更是突破2 000万人；其次，示范作用逐渐显现，包括退伍士兵、大学生、青年农民在内的诸多青年人才开始参与新型职业农业培育，起到良好带动作用；最后，社会认可度逐渐提升，特别是一些高素质农民人才选择农业并取得显著成效后，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地位获得明显改观。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实际面临以下四方面困境。

（一）农民参与培育动力严重不足

新型职业农民数量上虽有所突破，但仍无法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如何引导更多农民积极响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基本问题所在。目前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模式，多数农业生产者不懂现代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管理知识，农业生产和管理仍主要靠经验，使得许多地区农业生产和管理存在较大不稳定风险。而现代农业对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农业科学管理及农业经营模式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国家更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杨继瑞，2013）。而实际上，许多地区面临无人可培、无人参与的窘境，即许多农民并不愿意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甚至部分农民认为“职业农民”只是换种叫法，本质上并未改变农民的身份，直接降低了农民参与积极性。此外，许多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或是为了自给自足，或是为了享受种地乐趣，并非以此获得更高收益，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

（二）市场导向培育理念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显著的特征就是规模化、市场化，尤其是市场化成为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经验看，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推动农业市场化，已是农业现代化重要举措。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业市场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已达到3.5∶1，而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预计到2025年才能达到2.8∶1（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等，2020）。新时期急需提高农民市场意识，提升农业市场化程度。然而，当前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型农民职业培育时，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内容却明显不足。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施培主体无法提供充分的市场导向教学内容，难以适应农业市场对农业劳动力的多维需求，导致职业农民在农业市场无法形成示范效应；另一方面，既有政策环境对农业市场的管控调节作用发挥有待提升，农业市场的政策环境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风向标，但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体系不完善，基层政府还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使得农民在政策导向不清的情况下难以对市场树立信心。

（三）文化素质培育流于形式

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是知识、能力、素质的高度统一，由此才能承担起农业现代化引领者的责任。然而，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6年底，在全国31 422万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91.8%，高中或中专及以上的仅占8.2%（国务院第三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等，2017）。培育对象的文化素质水平直接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基层政府在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既要重视现代农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培育，也要重视文化素质的培育。文化的作用形式是潜移默化且影响深远，文化素质培育可使职业农民长期维持自主发展能力，从根本上提升职业农民发家致富的意愿。但实践中文化素质培育内容常流于形式，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职业农民培训班多以短期集中培训为主，忽视了培训的长期性、持续性；二是培训内容中少有涉及文化素质培育的内容，特别是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培养；三是培训方式过于单一化，未根据农民实际劳作需要作出针对性调整，直接导致许多农民对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学习较为抗拒。以上这些文化素质培育问题为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培养和发展埋下隐患。

（四）长效帮扶培育机制尚未完善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职业农民需花费较长时间理解所培育的内容，并逐渐实现角色转换。为持续巩固培训效果，需组织技术专家或土壤专家长期跟踪帮扶指导，而长期组织培训又需要政府为其建立完善的帮扶机制。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试点培育中，过于追求短期效应，如求培育数量不求培育质量，求形式合理不求实质合理，不少地方政府还未建立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长期跟踪帮扶机制，更多是借助各种培训活动短时间内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问题和管理难题，直接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精准性、持续性较差。同时，多数地方政府也未能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在土地流转、金融贷款、社会保障等方面设立专门的帮扶政策，使其只能获得政府较为有限的资金支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大打折扣（崔红志，2017）。

四、共识缺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困境的形成原因

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新型职业农民在新时期农业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更是农村现代化关键力量。对于有志从事农业的生产者而言，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收入水平，只要农民获得收益大于投资成本，农民个体就会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胡小平等，2014）。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农民情愿进城务工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直接导致农民对农业价值认同降低。加上一些基层政府在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过于强调政府主导性，认为做好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就能实现优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导致许多培育规划缺乏长期系统性，进一步影响了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积极性。

（一）农民农业价值认同有所弱化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农民主要靠种地谋生，由此形成了相对固化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和乡土文化心理。随着市场改革不断深入和现代化的转型，农民与市场关联性越来越紧密，农民通过市场获得发展机会，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弱化了乡土依附性，专职或兼职从事非农生产成为许多农民的现实选择。特别是当非农职业收入不断增加时，农民弃农意愿就会表现更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 072元，比上年增加了110元，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月均收入仍处于不断增长趋势，进一步增强了农民脱农的主观信心。实地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弃农进城从事非农生产，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基本上不愿再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更多是将精力放在进城定居上。表明农民对农业的价值认同不断降低，即农业生产不再作为农民维系家庭生活的首选生产活动。

（二）施教主体过于重视技术培训

农业技术虽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农业现代化发展并非仅受农业技术进步的单核驱动。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施教主体单位主要是农林类高校和职业院校，而此类院校教师主要擅长领域多集中在农业理论基础知识和农业专业技术上，因此培育课程过于重视专业技术培训。与此同时，不少农林类高校和职业院校对新型职业农民急需要何种能力不是很清晰，而培训过程中未制定统一教学纲领，因此许多地区提供的培训课程与农民实际所需脱节，未能达到培训的良好效果。如培育过程中培训课程缺乏弹性调整，农民只能按照施教主体提供的课程内容安排学习，即使部分农民提出要增加市场相关内容的学习要求，也很难及时做出有效调整。使得农民即使解决了现代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却因缺乏市场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容易陷入“谷贱伤农”的困境。

（三）文化培育缺乏长期系统规划

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不仅有利于转变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其创新精神，还能增强农民致富本领，提高其在农业市场中竞争力。然而，目前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却忽视了文化素质的培育，或在培育规划中少有涉及文化素质培育的内容。多数基层政府在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因文化素质培育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还需设计长期系统的文化素质培育计划。而在人财物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为快速、圆满地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任务，只能借希望于短期培训使农民快速掌握现代农业技术，进而实现农产品的培育与发展。这种缺乏长期系统的文化培育规划，使得农民难以清晰地认识现代农业，降低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缺乏创新能力，导致其市场竞争力不强。

（四）基层政府投入尚不充分

如何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更加有效，一直都是基层政府所面临的难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知识累积”的过程，从最初的“知识顺应”到后来的“知识创造”，每个阶段均是环环相扣（康红芹等，2020）。这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长期性的、持续性的，不能简单地追求快速数量的突破而忽视质量提升（康红芹等，2020）。如前所述，很多地区的基层政府并未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长期帮扶机制，一方面，基层政府存在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思想重视程度不够问题，即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当成常规农民技术培训，并未对新型职业农业给予足够的倾斜照顾，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对长期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信心较低；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还存在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不少基层政府多追求快速数量的积累，迟迟未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建立制度化的长期保障机制，所以往往新型职业农民稍有经营不慎，就会面临较大可持续发展压力。

五、“协同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优化路径

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困境的形成原因发现，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还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特别是职业农民的农业认同、市场导向、文化素质以及长期保障等方面急需进一步优化。归根结底，新时期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才能最大化发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根本在于提升农民对农业价值认同，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并通过助其树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全面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新型职业农业培育的关键在于坚持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市场驱动为发展引擎，依靠政府扶持、市场优化及政策制定等方式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长效机制。因此，新时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必须紧密结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创新培育路径，最终实现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

（一）重塑农民价值观念，增强农业价值认同

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农民，也只能依靠农民。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重塑农民价值观念，增强农民农业价值认同，进而巩固新型职业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内驱动力。重塑农民农业价值认同必须突显农民主体地位，即充分依靠广大农民对农村的情感认同，培育其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担当（徐辉，2016）。首先，在全社会营造“以农为荣”的社会氛围，使务农成为一种前景远大的职业，通过价值宣传使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并采取措施保障职业农民收入稳定，逐步提升农民对自身职业的情感认同。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很多农村的外流劳动力不愿返乡创业一大原因就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只有打造农村的生态宜居，完善基础设施，切实增加农民生活幸福感，才能提升职业农民对农村的情感认同。最后，保障现有职业农民培育数量的同时，还要明确一批重点培育对象，扩大培育范围，如加大对退伍士兵、农村户籍大学生在内的潜在培育对象的引进力度，这些人员大部分具有一定学历背景，对农村情感认同更加深刻，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尖刀班”。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农业提供人才补充，对城镇地区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应积极引导、善加使用，使之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后备力量。总之，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根本出路在于让职业农民更有尊严、更加富裕、更有保障。

（二）提升市场培育理念，强化农业品牌意识

现代农业发展要重视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使新型职业农民面向现代农业市场，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农业收益最大化。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必须重视市场理念的培育，一方面政府要协助培育职业农民的市场观念，使之摆脱面临市场时的恐惧心理，主动适应市场、走近市场，更要培育职业农民市场开拓精神，敢于创新，敢于拼搏，使其能在农业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要继续完善适应于现代农业的市场政策，如对主要农产品政策性补贴，充分保障农产品种植的市场利益，对扰乱市场、囤积居奇等不良市场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确保农业市场稳定运行。同时，政府应培育职业农民市场理念，鼓励农民打造富有乡村特色、地域特色乃至文化特色的农业品牌，最大化提升现代农业产业价值。

（三）优化文化素质培育结构，提高农民综合发展能力

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成为制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因素，要改变这一困境，需从农民主体入手，优化农民文化素质培育结构，整体上提升农民文化素养，达到提高农民综合发展能力的根本目的。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需要依托长期系统的文化素质培育规划，从观念上改变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的抵触心理，加强精神文明教育，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引导农民深度参与，树立终身学习、崇尚科学的价值观念，注重在培育中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突出政治信仰的培育，培育政治坚定的职业农民，在基层治理中担当榜样模范。具体而言，要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培育提升中的作用，涉农高校可整合相关专业的优质师资，量身打造一批高质量、特色化的线上培训课程，扩大课程教学资源的共享范围；农业高职院校可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群体特征和差异需求，采取学制教育和专业培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探索引入“大班教学、小班讨论”“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培育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地方各级党校（行政院校）要切实发挥好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阵地的作用，派驻优秀师资深入田间地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宣传党的政策，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担当意识；农业企业可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多元化的实训实践基地，使其在理论培训中所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得到有效应用，提升文化素质教育成果转化率。随着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其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适应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发展能力也会随之加强。

（四）构建多元主体帮扶机制，完善职业农民培育保障体系

面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缺乏长期帮扶机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仅依靠政府力量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学者指出，新型职业农民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加强资金投入和完善保障体系，而且还要政府推动农业企业、涉农组织、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能人等多方力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张进财，2020）。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应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社会能人等多主体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帮扶机制。如地方政府可建立专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专家智库，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开展各种专项课题研究，为地方政府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帮扶机制提供政策咨询。再如，地方政府还可向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借力，依靠社会机制有效增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社会资源供给。此外，地方政府还可建立统筹职业农民培训、帮扶资金供给、政策制度制定等多方面的新型职业农民保障体系，尽可能赋予新型职业农民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从根本上长久有效地保障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权益，最大化调动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