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2013—2018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傅琳琳，毛晓红，毛小报，蔡日旋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国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粮食危机。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已成为粮食危机的催化剂，加之沙漠蝗灾、澳大利亚丛林大火、东南亚旱灾等因素均对国际粮食供应链造成冲击，导致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日益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发布的《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的饥饿风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的《2020年粮食及农业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进展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到2030年难以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实现“食物不足发生率”等各项目标难上加难。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粮食消费国。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社会发展、政治安定，因此粮食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具有十分关键、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多个粮食出口国为保障本国粮食供给采取了阶段性的粮食出口管控措施，加之国际物流顺畅度受到影响，这就导致我国大豆、高粱、大麦等对进口依存度较高的粮源供给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同时也彰显了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安全供给的重要性。保障粮食安全，短期看供给，长期看产能。要实现“中国碗盛中国粮”，从短期来看，保障粮食有效供给是根本，从长远来看，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要且迫切。

长期以来，依靠土地地力消耗和化肥、农药等非生态型投入来提升产能，片面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导致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严重，增产边际效应递减，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传统优势不再明显，且加剧了农业产业竞争力不强、结构布局不合理、农民收入可持续提升能力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把农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与粮食数量安全一起纳入到粮食安全的范畴统筹协调，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看，未来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必须与生态环境发展相协调。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既要保障粮食的短期供给，又要兼顾长远利益，应把满足现阶段粮食需求同未来的粮食供给能力综合加以考虑。

浙江省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是全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但却面临着耕地数量少、耕地质量不高、后备资源不足等因素制约。为探索、实践集约节约型的农业发展模式，随着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及，浙江省对生态保护和粮食生产可持续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浙江省树立“大粮食安全观”，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在保障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着力改善基础设施，推广增产增效的新技术和“千斤粮万元钱”的种养模式，探索出一条“稳种、高产、多收”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道路，粮食品种不断向优质、绿色方向发展，优质品种面积占比增大。近10年，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与产量基本稳定，属于水稻高产区，全省水稻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80%。但同时，浙江粮食生产也面临着土地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土地保障能力下降、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优质粮食供给不足、粮食产业链较短等突出问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出来的粮食生产能力短板更是令人警醒。为全面、准确地把握浙江省近年来的粮食生产情况和安全保障程度，本文利用2013—201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剖析发展短板，以期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

目前，快速稳定、内涵式地提高粮食产量，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共识，也是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应措施的重要依据。其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和科学技术的投入所达到的相对稳定的粮食产量和产出能力[1]，它既表现为当期一定的粮食产量，又包含了预期中一定的粮食增产潜能，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以及农业技术、农业政策等多重要素共同推动所形成的[2]。

1.2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为深入了解并把握一个地区的粮食安全保障程度，需要对该地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科学的评价，分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所包含的多种因素的保障情况，探究资源利用与粮食供给、人口承载之间的关系[3]。换言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研究有助于制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相关政策，对增加粮农收入和保证粮食安全具有现实意义[4]。

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方面，现有文献主要涵盖了土地、水、劳动力等资源投入要素方面的指标，农业技术和机械装备等科技装备方面的指标，以及粮食产量和产值等产出水平方面的指标[5-6]。在评价方法上，现有研究主要运用了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7]。在现有研究中，辛岭等[8]的工作较具代表性，他们构建起包含资源禀赋、物质装备、产出水平、政策支持、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14项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分析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该指标体系除了涵盖耕地、水、劳动力、科技装备等与生产要素相关的指标外，还包含农业保险深度、抗灾能力、农药化肥使用强度等多方面的指标。

1.3 粮食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与农业生态的可持续开发是保障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国内学者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形成以下观点：(1)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均耕地保有量减少，必须不断挖掘耕地生产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9-10]；(2)水资源的供给与利用是影响我国粮食供给的重要因素[11]；(3)盲目重视粮食生产规模扩大和产量提升而忽视生态环境，已构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12-13]；(4)全球气候变化加大了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难度[14-15]；(5)必须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特别是种植业内部产业结构，加快协调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16-17]；(6)科技进步、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提高有效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长，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增加粮食生产补助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政策因素[18-19]；(7)新粮食安全观重点强调的是现在和未来所具有的一种可持续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而不仅仅要求在某一时点上粮食数量的最大化[20-21]。

1.4 研究述评

学界已明确指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下，关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定义、内涵、影响因素的研究已较为丰富，构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日益完善，但关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生产可持续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粮食安全与粮食可持续发展相互关系的阐述上。基于当下的时代背景，粮食安全观不应再仅仅局限于保障粮食数量，应将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其中，形成新的粮食生产可持续能力观念。本文将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定义为：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通过政策和科技因素的推动，能够在任何时候满足各类人群对于粮食的多样化需求，并且高效、协调、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一种粮食供求平衡能力。

现阶段，将粮食可持续发展能力纳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较少。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完善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资源禀赋水平、要素投入水平、科技装备水平、粮食产出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等5项一级指标及其下属的27项二级指标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浙江省2013—201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变化情况进行评价分析，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有助于提高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启示。

2 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在确定适用于浙江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既要参考国际通用标准，又要结合浙江作为粮食主销区的特点，并将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单独的指标衡量体系。基于此，本研究遵循指标构建系统性、代表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重点参考辛岭等[8]的研究，紧紧围绕浙江省粮食生产实际情况，构建包含资源禀赋水平、要素投入水平、科技装备水平、粮食产出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5个一级指标27项二级指标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2.2 数据来源

本文用于构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27项指标，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浙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信息。相应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和《浙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2013—2018年)，以及“浙江农业统计资料”(部门统计资料)等。受到部分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本文仅选取2013—2018年作为评价时限。

续表1 Continued Table 1

2.3 评价方法

目前，权重确定中运用最多的是通过专家主观赋权后进行适当处理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主观性较大，对信息的利用程度较为有限。本文选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以期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越大。熵值法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因此，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本文根据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体系中各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来确定其权重，主要思路如图1所示，主要步骤简述如下。

图1 熵值法确定权重的步骤

(2)数据的标准化。由于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并不统一，因此在用这些指标计算综合得分前，需要先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即把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值，从而解决不同质指标值的同质化问题。由于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数值代表的含义不同(正向指标数值越高越好，负向指标数值越低越好)，因此，对于正向和负向指标采用不同的算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1)

负向指标：

(2)

式(1)、(2)中：min(x1j，…，xnj)和max(x1j，…，xnj)分别表示全部年份第j个指标观测值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为了方便起见，归一化后的非负数据记为Xij。

(3)计算指标Xij的比重pij，即计算第i年第j个指标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值在所有被评价对象第j个指标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值总和中的比例。

(3)

(4)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可证明，ej∈[0，1]。

(4)

式(4)中n=6。

(5)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λj，其值越大，则指标在综合评价中就越重要。

λj=1-ej。

(5)

(6)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wj。

(6)

(7)计算第i年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值ui。

(7)

3 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结果

3.1 各级指标的权重

本文借助python软件，利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表1)。对于各一级指标：粮食产出水平(0.239 5)、要素投入水平(0.212 7)的权重较重，而可持续发展水平(0.186 4)、科技装备水平(0.183 1)和资源禀赋水平(0.178 2)的权重稍弱。

3.2 评价结果分析

2013—2018年，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表2)，从12.62增长到22.56，增幅78.8%，其中，仅2015年比2014年略有下降，其余年份均保持增长，表明2013—2018年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呈向好发展态势。

表2 2013—2018年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结果

以下，对各一级指标2013—2018年的年际变化情况逐一进行分析。

(1)资源禀赋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资源禀赋水平得分在2014年达到顶峰，为5.04分，之后连年下降，年均降幅达20.18%，2018年得分仅为0.97分，成为阻碍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二级指标进行具体分析发现，虽然耕地质量水平逐年上升，但受到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和人均水资源波动下降的影响，资源禀赋水平的得分仍呈下降趋势。其中，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和水资源总量分别由2013年的101.685万hm2和930.90亿m3下降到2018年的97.57万hm2和866.54亿m3，耕地面积虽整体保持稳定，但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2018年浙江省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分别较2013年下降4.13%、8.04%和10.79%。因此，耕地、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的保障仍是浙江省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关键性约束。

(2)要素投入水平稳步提升，但在2018年出现波动。2013—2017年，浙江省的要素投入水平得分逐年上升，但在2018年有所下降，降幅达19.0%。从主体投入来看，浙江省通过大力培育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了种粮大户主导经营、专业合作社主导经营、股份制经营、“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专业合作社+农户”经营等模式，提升了全省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和标准化水平。2013—2018年间，浙江省涉及粮食产业的家庭农场和粮食产业合作社数量分别由2013年的2 154家和4 498家上升至2018年的7 440家和5 432家，每万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中粮食产业家庭农场数量和粮食产业合作社的数量分别增加299.91%、39.82%。粮食产前、产中和产后全链条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推广和应用，为粮食产业附加值的提升和三产融合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尽管每万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中种粮大户数下降20.11%，但种粮大户的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从资本投入来看，人均农业固定资产投入在2013—2017年间增长十分迅速，但2018年急剧下降，比2017年下降60.41%，与2013年相比仍下降8.19%，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波动，导致其对要素投入水平提升的带动效应降低。同时，2013—2018年间政策支持水平下降22.51%，对要素投入水平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从机械投入来看，粮食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稳定增长，2018年较2013年增长8.88个百分点，对要素投入的增长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因此，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仍需加大财物要素投入，并对其进行有效合理配置。

(3)科技装备水平在2018年增长明显。2013—2015年，科技装备水平得分基本呈平稳发展态势，此后2年得分有所下降，但在2018年得分大幅上升。2018年浙江科技装备水平得分的骤升主要源于稻谷主导品种推广面积占比、粮油病虫害综合防治面积比重和水稻新技术栽培面积比重3项指标的大幅上升(较2017年分别上涨13.31、17.73和8.84个百分点)。农村实用人才受教育程度在2013—2017年呈稳定上升趋势，但在2018年略有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13—2018年间，浙江粮食加工能力下降趋势明显，无论是机械脱出粮食数量占比还是粮食加工机械台数都呈下降趋势，温州、舟山、台州、丽水等地稻谷应急加工能力不足的短板也在此次疫情中暴露出来。因此，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加工能力补足、农民素质提升仍是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

(4)粮食产出水平呈现V型波动。2013—2018年间，粮食产出水平得分呈先降后升趋势，在2016年降至谷底，又在2018年骤升至峰值。其中，2013—2016年得分的下降主要由粮食总产量、劳均粮食产值(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等因素的下降引起，自2017年起，粮食规模经营比重、粮食生产稳定度和劳均粮食产值的大幅提升带动了粮食产出水平的恢复和增长。从粮食生产稳定情况来看，除2016年外，浙江粮食总产量在2013—2018年间基本稳定在580万～600万t；粮食生产稳定度在2013—2018年间逐年提高，并于2018年首次大于1。从粮食产出效率来看，粮食单产(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在2014年短暂下降后即稳定增长，由2013年的5 912.08 kg·hm-2增长到2018年的6 140.43 kg·hm-2。近10年，浙江省的水稻单产均处于南方稻区前列，其中早稻单产更是位居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在2013—2018年间出现波动，在2015年升至峰值4 904.91元·人-1后于2016年陡降至谷底3 970.06元·人-1，随后于2018年缓升至4 435.21元·人-1，但仍低于2013年4 569.59元·人-1的水平。从粮食经营状况来看，粮食规模经营比重在2013—2018年间上涨15.17个百分点；但需注意的是粮食成本利润率逐年下降，累计下降16.16个百分点，这也是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浙江省今后还需在粮食生产稳定性、效率性、盈利性等产出能力方面继续发力。

(5)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3—2018年间，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呈稳步攀升态势，2018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4.51分)接近2013年的4倍。从资源利用效率来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节水灌溉面积比重和农业水灌溉利用系数3项指标的得分均呈逐年上升的良好发展态势，分别由2013年的84.46%、52.56%和0.575上升到2018年的94.40%、56.47%和0.597。从肥药双减情况来看，浙江化肥和农药整体使用量在2013—2018年间保持负增长，由此带来化肥使用强度和农药施用强度的逐年下降，但晚籼稻每公顷化肥折纯用量呈现出上升趋势，提示粮食产业的肥药双减工作仍需进一步强化。从农业抗灾能力来看，农业成灾率年际间波动较大且上升趋势明显，提示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仍需牢牢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良耕地土壤，科学施肥用药，提升抗灾能力，以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虽在2015年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增长趋势明显。其中，资源禀赋水平下降趋势明显，需引起高度重视；要素投入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增长态势良好；科技装备水平和粮食产出水平在波动中增长。二级指标在2013—2018年间的变动情况表明，当前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限制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人口增长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2)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优质耕地资源非粮化；(3)农业固定资产投入减少和财政支持力度下降导致粮食基础设施建设放缓；(4)粮食加工能力短缺制约粮食加工能力提升；(5)粮食生产成本攀升和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5)以最低收购价为代表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的扭曲效应日趋明显。

通过调研，我们还发现，浙江省作为全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粮食自给率较低(一半左右)，对外依存度较高。受疫情冲击，一些短板问题更加凸显[22]。(1)从粮食生产资源因素的总体情况来看，浙江省粮食生产面临着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劳动力资源总体素质不高、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比较效益低下带来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生产成本攀升等问题。(2)从粮食供需平衡的总体情况来看，浙江省粮食产业存在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称、优质粮食供给不足、粮食加工能力有待提升、粮食全产业链建设不完善、粮食生产经营单一化等问题。(3)从粮食生产相关政策机制的总体情况来看，浙江省面临着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政策红利效应减弱、粮食储备结构有待优化、粮食储备方式有待创新等问题。

4.2 政策启示

(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缓解资源禀赋约束。制定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办法，坚持“藏粮于地”。“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依法加强土地用途管理，合理开发耕地后备资源，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将粮地保护纳入考核体系之中。加强对耕地质量的动态监测，加快中低产粮田改造，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改善，提升耕地的生产潜力。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增加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提高粮食生产功能区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管护，制止非粮化倾向，制止耕地抛荒。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要素投入水平。大力发挥政策扶持的投入导向和支撑作用，加大粮食收购、订单奖励、最低收购价、水稻保险和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力度，加大对粮食大县、产粮大镇、粮食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以加工企业为龙头，有效联结种粮农户、种业企业、贸易企业等，致力于构建集良种培育、标准化建设、品牌建设、仓储建设、营销网络建设于一体的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实施“产购储加销”融合，保障种粮农户的生产收益，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构建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补贴政策，落实财税扶持政策，加强金融支持服务，强化用地用电保障，优化服务体系，加大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和优质公共服务保障。

(3)加快粮食科技研发，强化科技装备支撑。坚持“藏粮于技”，有效整合省内各项粮食科技资金，设立粮食科技专项资金，强化科研协同创新，加大对粮食产业的科研投入力度。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的研发与应用，重点加强高产、优质、多抗、低耗品种的培育与应用，加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的研究，加强农牧结合、稻渔共生等粮田农作制度的创新研究与应用。开展高产创建示范，突出高产高效绿色技术集成，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提高种粮经营主体的综合素质。同时，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嫁接到粮食生产中，实现粮食生产优质减量减本增效，通过提高单产进而提高种粮效益。

(4)提升完善粮食供应链，增强粮食保供能力。着力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增强粮食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建强省外粮食生产“飞地”，鼓励省内粮食企业深度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粮食生产、加工、物流、营销产业链和价值链。进一步优化全省粮食储备的区域布局，健全物流链条，完善全省粮食储备体系。建立涵盖粮食全产业链的风险判定、监测预警、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构建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保障风险治理体系，降低疫情、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对粮食供需平衡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快速稳定地提升全省粮食生产综合能力。

(5)推广标准化生产方式，保障粮食可持续发展。有效利用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资源，借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培训渠道和新媒体宣传渠道，大力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种粮农户、加工企业等各粮食经营主体的思想理念，全面推进控害行动，强化耕地、水资源等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在保障产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加快推广先进的粮食生产加工技术，全面实现粮食产业的标准化生产经营，提升粮食品质，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粮食产业的高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