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族田种类与功能探究

李从坤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山东族田种类与功能探究

李从坤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山东的族田，按照其功能，可分为祭田义田学田三种，其设置与各宗族的经济调剂有关，只有才子雄厚的宗族才有可能三田齐备。各种族田在功能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界限模糊出现了功能上的交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山东族田规模普遍较小，功能较单一，其总体作用自然有限。

族田；山东；功能；种类

中国传统社会，向有“家国同构”说法。类似于国家要发挥其功能作用必有财政支持，宗族、家族发挥作用，维系族众，也有赖产业支撑。凡属于合族共有的土地、屋宇（包括地基）、仓库、林木、渡口等都属于族产范围，而族田便是族产中最重要、最常见也是族人最看重的组成部分。按照其不同功能在山东的族田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类型一：祭祀用费、丧葬用地

供祭祀用费这是族田最常见也是最基础的功能，即所入田租供祭祀活动开销或修缮祠堂等。

《重修莒志》载，“（三区汀沟于氏）祭法分合族公祭及长支自祭，合族公祭每岁二次，春祭清明节，冬祭冬至节，由族长及各支长率阖族奉行。祭品由族茔祠堂祭田收入项下购置。”［1］光绪《登州府志》载“祭毕，会族众以享馂，馀谓之房食。祭馔所出，则设田亩以供之，谓之祭田”，［2］“宗法久废，故每多置田产资其租金，以备祭品，谓之祭田。”［3］这便是“祭必有田”即《礼记》中“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4］的说法。

可以看出祭祀活动事关重大，但要置办合族祭祀活动，并长期延续下去并非个别族人所能承受，这也是族田设置的本初目的之一。

《无棣县志》载：

士夫家有庙者祭于庙，无庙者祭于寝，牲醴殽醢果核香楮之属，量家之丰约为隆杀。族有祭田者，一人掌其租入，供祭品，祭毕集少长序齿燕饮，享祭余，敦宗睦族之谊亦寓于此。［5］

这类族田通常称之为祭田、祀田、奉祀地、祠田［6］、香火地等，严格来讲它们的收益一般单纯作为祭祀或修缮祠堂之用。

其次，“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亦是族田设置的重要目的。特别是对于穷困潦倒的族人而言，能有身后栖身之处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巨野县“公（毕庸谨）怜其孤魂无依，代办枪木之外，购置茔田一亩九分余，以妥其灵。恐其久将湮没又为建碑墓前，以垂永远，一时闻其事者多艳称之。”［7］另外，在墓葬安排中，跟祠堂类似，墓主按照昭穆次序排列墓冢，届时按次祭拜，尤其体现族田收族的作用，在各地风俗中较为常见。如（青城县）“丧葬有序不泥形家（注：风水）”［8］“吾死必以昭穆序葬”。［9］这类族田多称为坟地、茔田、墓田、义冢地等，但也不仅作为丧葬用，而是与前述用于供祭祀的祭田出现功能交互，除作殡葬备用地外，其余部分也耕种，收获用于祭祀或其他用。

以上两种，均与祭祀有关，故统称祭田。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祭田在作祭祀用途的同时也用于赡族，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祭田与用于赡族的义田部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界限模糊出现了功能上的交叉。

如栖霞县：（王芳林）捐地七十余亩为祭田，以其余赡族人，贫者赖以存活。［10］

齐河县：（张祠隆）祭祀之余即以周给族人之贫乏者。［11］

又如济宁潘氏：

（潘守廉）兹将潘庄场园林墓，并住宅一所合之坡地划足十顷，作为香火地，即以资政祭田承粮，岁提收入十分之二赡养亲族之家贫不能自存及年老无依者。［12］

下文将提及的义田也有这种功能交叉现象。

类型二：赡族

赡族，即扶助族中老弱病孤，是宗族处理族众关系最为温情的一面，同时也是与族人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一面。如果说祭祀祖先修整家谱属于务虚，而族田赡族则属于务实，虚实结合，宗族得以维系。［13］清人方苞直言：“古之宗法所以收族，乃为生者而设，非使各领其族以祀先祖也。”［14］可以说通过祠堂、族谱、墓葬等明确尊长、昭穆次序，由祖之直系大宗统支系而祭拜同一远祖，其目的便有协调当前大小宗族人间关系的考虑。［15］

除利于族众生存扩大宗族影响之外，对于国家而言，设族田瞻族众有着分担政府赈济，安抚百姓的作用，特别是在传统时代皇权不下县，这项功能更是基层政权难以达到的功效。正如秦晖先生概括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6］赡族无论是对于一般族众、地方士绅还是于国家稳定，均有特殊意义。故“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17］也无怪自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有置族田者皆云：“慕范文正公置义田赡族众”。范氏义庄绵延千载而不散，除其严格的管理制度外，让族众分享族产之利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类族田一般冠以“义”字，称为义田、义庄田，其他名称有众田、瞻族田、养老田、公田等。

受理学影响，置办此类族田被视为义、善之举大加提倡，在方志、族谱中大书特书。

（福山县）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盖支分派别溯厥本原均一父之子耳，顾忘敦睦之情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与尝观范文正公置负郭田千亩以济群族，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未尝不慨然兴也，公虽贵为宰相，殁之日殓葬无资而施贫活族之义传之数十世不衰。呜呼！岂不贤哉！［18］

（张绍文）置瞻族田数百亩，每岁冬为粥于路，以待饥者。［19］

（许维新）家居，立家庙宗田以洽支族，置学田以赡贫士。［20］

见诸各地方志《人物志》的记载还有多，此处恕不细举。

同前述祭田一样，义田功能上有时也向祭田、学田扩展。如《齐河县志》：

（张介正）尝倡族人置义田数十亩，祀先而外即以给族之婚丧无力者，族多赖之。［21］

又济宁潘氏：

对凫义田（注：潘守廉号对凫居士，此义田为潘氏三田之一），此地在潘庄。除资政祭田外，下余以他庄地补足十顷，亦岁提十分之二为邻村兴学及年终施放贫民度岁口粮，并无息贷欵之用，丁粮归对凫义田完纳。［22］

冠县太学生梁培基“捐义田二十亩以为学子束修费。”［23］

更有冠祭田之名而主要行义田功能的情况。如济宁鱼石庄子有石氏《祭田记》［24］碑刻：

祭田记

我族向无祭田，亦无公产，民国十七年春，将林树变卖，即以树价置地四十二亩，着全村人之贫苦者租种。租价寥寥。今春卖去北岭二亩七分、下胡庄八亩作树谱碑之用。现存三十余亩，经同族人公议，就中提出十亩作为先茔公共祭田，招人承种，看守坟墓，并负责完纳该三十余亩之钱粮。下余二十余亩作为公产，由五支佃种，各支长经管按季分粮，所得籽粒择族人之公正者储蓄之，作济贫恤孤之用。此系合族共议作为定例。凡我族人务宜世世遵守，不得妄生异议。是所厚望。

首先，该族族田“着全村人之贫苦者租种”，本身便是一种赡族行为。其次，该祭田大半收入完全作为“济贫恤孤”之用。由此可知，祭田、义田功能交互，界限模糊当属事实。这与李启成先生“明清以后，义田兼具祭田功能和祭田兼具义田功能的现象越来越常见”［25］的论断相吻合，族田功能上的灵活性反映出其规模较小，管理界限模糊。

类型三：奖学劝进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元·高明《琵琶记》

自隋唐开科取士，尽革前代前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为平民子弟科举仕进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公正的途径。族中聪颖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绩，那便意味着取得了“学籍”，成为天子门生，对其个人乃至家族的命运的转变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族人的文化教育与宗族的兴盛繁荣也是息息相关的。这在重视人际关系网的传统社会，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事。例外，出于维护家族财产安全的考虑，也使得各宗族期盼族人“上榜登科”。

因此各地大小宗族无不以族人取得功名为豪，朝廷出于稳固统治基础，选拨优秀人才考虑，也提倡地方建义学，鼓励参加科举。雍正元年敕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26］因此，民间既有官办的义学、义塾，也有各宗族建的族学、义学、私塾等。

但是义学的兴办、运营同样需要田产的维系，唐宋以来学校率有赡田，无田者良有司给之，［27］所谓“无田不成学”。官办义学有官庄田、学田、公田等名目。各族亦有设立学田或供应族学开支，或资助贫困族人向学费用。［28］其名多称学田、学地、书田等。

即便到了清末科举废止，进入民国，学田仍旧发挥作用，在近代教育的转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济宁潘氏学堂《告诫学生条约》：

···近因科举停止，改建学堂，吾族人散处城乡，家贫者无力就学，对凫于民国十一年春将赎回北门里祖居老宅捐建潘氏学堂，招考本族子弟三十名，供给膳宿，又捐崔家院庄地十顷作为学田···

当然，设立学田是需要强大的宗族经济实力的，从需求层次看，首先应解决族人解决温饱，其次追求祖先祭祀，再次考虑族人教育及其他问题。

有些宗族没有设学田，但同样为“延师教族人子弟”计，将祭田的功能扩展。如《宁津县志》载：“城西北裢片杨家义学一所，光绪十一年杨姓合族立塾，在其家祠院内。延师费用由祭田租内动支。”可以想见，一般宗族是没有设学田的经济实力的。［29］

个别大的宗族不但三田齐备，所设学田不但供本族子弟向学之费，有的还超出族际，颇具官办义田色彩，如胶州张氏养士田［30］：

···张氏三田···其学田有二：一延师教族人子弟为本族而设；一专养州士，银台公所言北郭养士田是也。

类型四：其他

以上三种功能相对固定的族田分布最为广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用途特殊的族田存在。如有些宗族与外人有长期官司纠纷，可从族产中留出一块公有地，其收入作讼费。还有地方设“宗会田”，一般位于多个村庄交界的地方，其收入作为逢年过节与外村、县同宗的族人聚餐、祭祖费用等等。还有一种称为族荒的特殊族田，平时蓄荒放牧（放荒可以不纳田赋）［31］，以待不时之需。海阳郭城区龙口村有一300亩的荒山，系全村挨户摊钱购买，收入用作祭祖和打官司用。［32］如此种种，名目繁多。但是这些族田功能并不是固定的，属于特例，在平时只能是作为其他族田功能的补充而已。

小结

可以看出，在山东族田功能主要分三大类：用于祭祀丧葬的祭田、用于赡族的义田、用于助学的学田。受传统祭祀观念的影响，分布最为广泛的是祭田，义田、学田的设置是与宗族经济条件有关的，只有名门望族才可能三田齐备。对于大多数宗族而言，祭田与义田并非截然分开的，而是界限模糊并出现功能上的交叉。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山东族田规模普遍较小，功能单一，其作用自然有限。

注解：

［1］（民国）庐少泉修，庄陔兰纂《（民国）重修莒志77卷》卷四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第1092页。

［2］（清）方汝翼修，周悦让纂《（光绪）增修登州府志69卷》卷之六，清光绪刻本，第274页。

［3］（民国）梁秉锟修，王丕煦纂《（民国）莱阳县志3卷》人事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第1190页。

［4］《礼记·王制》

［5］（民国）侯荫修，张方墀纂《（民国）无棣县志24卷》卷十七，民国十四年铅印本，第651页。

［6］注：据笔者现有材料，未发现有隶属于宗族祠堂的祠田，但是笔者在寿光、寒亭、李村、即墨、章丘、任城等地询问当地老人，发现有些地方1949年之前是有祠田的，专门用于雇人看管与修理祠堂、仓库等。但在寿光王高镇，有老人（李严甄，2016年2月15日，89岁）明确告诉笔者，“在这里（指王高四村以前祠田就是祭田，就是族田”，“上坟（注：祭祀），修祠，续谱都靠它”。笔者据此推断可能是单纯的祠田数量较少，或因功能单一而合并到祭田中了。

［7］（民国）郁浚生纂修《（民国）续修巨野县志8卷》卷之五上，民国十年刊本，第196页。

［8］（民国）杨士骧修，孙葆田纂《（民国）山东通志200卷》卷四十，民国七年铅印本，第4085页。

［9］（清）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72卷》卷六十五，清道光二十年刻本，第6445页。

［10］（清）卫苌纂修，于如川续纂《（光绪）栖霞县续志10卷》卷十，清光绪五年刻本，第1269页。

［11］（民国）杨豫修，郝金章纂《（民国）齐河县志34卷》卷之二十六，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第1073页。

［12］（民国）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民国）济宁县志4卷》卷之四，民国十六年铅印本，第404页。

［13］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14］（清）郝懿行《礼记笺》丧服小记第十五，清光绪八年东路厅署刻郝氏遗书本，第190页。

［15］持此观点的还有台湾学者杜正胜，在《古代社会与国家》中说：“凡周之同族皆能因尊过去之祖而敬目前的宗，以达到收族的功效，这是大小宗的精义。”《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2年，第409页。

［16］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7］（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国学整理社，1936年12月，第142页。

［18］（清）何乐善修，王积熙纂《（乾隆）福山县志12卷》卷之九上，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第699页。

［19］（清）于睿明修，胡悉宁纂《（康熙）临清州志4卷》，卷之三，清康熙十三年刻本，第429页。

［20］《（民国）山东通志200卷》卷一百六十，第16705页。

［21］（清）上官有仪修，许琰纂《（雍正）齐河县志10卷》卷之八，清乾隆元年刻本，第445页。

［22］《（民国）济宁县志4卷》卷之四，第404页。

［23］（民国）侯光陆修.陈熙雍纂《（民国）冠县志10卷》卷之八，民国二十三年刻本，第890页。

［24］转引自杜靖：《九族与乡土·一个汉人世界里的喷泉社会》，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第87页。

［25］李启成：《外来规则与固有习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第71页。

［26］（清）官修《清通志》卷七十四，选举畧，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8页。

［27］（民国）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民国）济宁县志4卷》卷之四，民国十六年铅印本，第413页，414页。

［28］注：有的宗族不设族学、私塾等，而是单纯的赞助族人子弟参加科举，如补贴笔墨膏火之资及应试路费等。

［29］注：无学田可由祭田收益支取，可视为祭田功能的扩展，但笔者没有发现有将学田收益用于祭祀的材料。

［30］（清）周于智修，刘恬纂《（乾隆）胶州志8卷》卷之五，清乾隆十七年刻本，第603页。

［31］孙义海（音），88岁（2016年2月14日），山东寿光营里镇孙河南道口村。这种情况与满铁调查中的沙井村有些类似，可能是华北农村的通俗办法。

［32］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U291

A

1671-864X（2016）07-0065-03

李从坤（1990-），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近代经济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