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时期礼的新发展

张煜昕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

论春秋时期礼的新发展

张煜昕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

“礼崩”就是指“礼的崩解”，并非完全失去了作用，实质就是礼作用层面的下移，礼对于行政、治国、保民的意义逐渐成为了春秋政治家关注的重点，成为维系诸侯国内部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礼发生了社会化的扩展，解决了伴随春秋社会而出现的邦交关系、华夷之辨等问题。在春秋社会，礼经历了由观念向制度的外化，成为维系春秋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缓解了春秋社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危机。

春秋；礼崩；礼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权力下移，列国争霸，天下大乱，人们习惯称其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是，“礼崩”并不是礼失去了作用，而是“礼”在春秋社会出现了分解，在新的层面，新的领域，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目的。

晁福林和杨文胜先生对以往的“礼崩乐坏”的观点提出了批判，勾勒出了春秋社会观念变化的一般面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比较明晰的脉络和方向①。但他们的研究仍然有以下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春秋时期的政治权力下移，西周王朝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内部形成的小共同体却日益强大，成为了春秋社会的主要政治实体。问题是，这些诸侯国依靠什么维系自己的小共同体，加强自身的内部统治？诸侯之间藕断丝连，但国家利益的斗争异常激烈。战则俱伤，和则俱利，邦交的正常进行需要规则和制度，需要具有共识性的、公认的国际准则，这是春秋社会得以存在的的基础。诸侯之间的邦交关系依靠什么来维系？四夷入侵，华夏族群是依靠何种力量形成了认同感，从而共同抵御外族的入侵？

以上是研究春秋时代社会必不可缺的内容。

陈来认为，春秋时代是宗法封建秩序及礼乐文化从成熟走向衰朽的历史。在春秋后期的政治危机中，人对礼的关注从形式性转向合理性，礼文化的重点由“礼乐”转向“礼政”，礼作为政治秩序原则的意义在政治理性化的过程中被凸显出来。“礼乐文化”的新发展，重在指出礼的精神、礼的要义被提炼揭示出来，向政治化、原则化、价值化、伦理化转变。②

桓占伟也强调文化观念的力量，不过其将目光由“礼”转向了“义”。他认为春秋义观念具有统领性地位，义被强调为一种具有社会共识性的价值尺度，在斑驳复杂的春秋社会关系中，构成了社会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具有强大的软性约束力，它不仅仅决定着具体行为的利害成败，更决定着天下的政治兴衰。也正是得益于义观念的强大精神力量，春秋社会才能在礼乐崩坏的大形势下，仍然保持了较为可靠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统领性、共识性和普遍性“义”观念解决了春秋时代华夏诸国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明危机。③

然而，观念、文化、精神的力量真的如此强大吗？依靠“礼”或“义”精神观念的力量能够在社会现实分裂的情况下，缓解列国争霸兼并战争引发的仇恨，减少礼制崩坏引发的政治秩序动荡，淡化因经济政治利益引发的争夺，维持华夏族群的文化认同，共同抵御四夷的文化和政治入侵吗？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由此，我将目光重新转移到了制度性的“礼”上来。传统的观点认为，“礼崩乐坏”指礼作为刚性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春秋社会走向穷途末路而衰败，前人虽对“礼崩乐坏”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但稍显偏驳。笔者基于对春秋历史的考察和前人观点的分析，对“礼崩”有了新的认识：

“礼崩”就是指“礼的崩解”，它由一张铺满整个西周社会的巨网碎成了小网，并不是完全失去了作用。正确的理解是：“礼崩”就是礼对于周王朝的统治作用失效了，但是崩解后的碎网却对诸侯国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其实质就是礼作用的层面下移，从以往的“西周之礼”下移至“诸侯之礼”甚至“大夫之礼”，礼维系的中心由一元到多元，从维系一个周王朝到维系多个诸侯国。同时，礼发生了社会化的扩展，不但在政治领域不断凸显，起到了支撑社会秩序的作用，还解决了新领域的新问题——邦交关系与华夷之辨的出现。

二、礼维系了诸侯国内部的稳定

春秋社会天子、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势力消长，其实力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被破坏，礼有了两个不同层面的变化:第一，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权力丧失，下移至诸侯。诸侯、卿大夫为了谋求更高权力和地位，必须依靠社会公认的社会政治秩序，礼作为政治秩序的原则便被凸显出来，春秋时期的僭越事件层出不穷，就是这一变化的具体体现。第二，诸侯及其领土上的卿大夫及人民构成了一个小型的权力金字塔，倘若没有礼的支持，诸侯国内部就会分崩离析，发生“国民逐其君”、“大夫代诸侯”的政治更迭。在这种社会形势下，礼作为维系西周近三百年统治的政治制度，必然被各诸侯国所沿用，“礼以纪政”、“礼以保民”等思想被提了出来。

曾嘲讽“肉食者鄙”的曹刿提出，“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④这是曹刿在强调，诸侯的行动必须合乎于礼，才能达到上行下效之目的，从而治理民众。倘若国君不行礼，依自身好恶而乱来，就会失去“人之干”，从而“无以立”，更加无法达到“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⑤的目的。

晏子对礼的治国纪政的功用也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⑥认为礼不仅可以调整人际关系使社会和谐，还可以治理国家动乱，使士农工商各司其位，从而稳固政权。

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思想就是“敬德保民”，不过统治者更加注重“以德配天”，“敬德”以获天命，然后才是“保民”以固社稷。春秋时期的政治动荡导致了百姓苦难的加深，“变风”、“变雅”大量出现，神的神圣性受到质疑，“重民轻神”的思想随之被提出，礼以治民也向礼以保民不断转变。

随国大夫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⑦季梁强调，祭品丰厚与祭祀虔诚并不能招致神灵的庇佑，古之圣王对待“成民”之事先于“事神”。在政治与宗教祭祀之间，要以现实政治为基础，注重“为政治民”，如果民心不一，鬼神将不知所从，只会招致国家灾难。

齐景公是一个厚赋敛而重刑罚的暴虐国君，在这种情况下，晏子提出施礼就可以使得“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⑧正是礼以保民思想的的体现。

西周时期被人为规定的繁琐的形式化礼仪已经被统治者摒弃，如何通过礼仪制度达到“礼以纪政”、“礼以保民”是诸侯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倘若诸侯国内部失去礼的约束，那么诸侯将会步周王室的后尘。

三、礼解决了新的邦交问题

（一）礼维系着邦交关系的相对平衡。

周王室式微，国际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动。王室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控制权，诸侯国成为新的政治实体，春秋社会也就产生了新的问题——邦交关系的出现，而礼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礼维持了周王名义上的共主地位。尽管周王失去了对诸侯的支配能力，诸侯甚至公然与周王兵戎相见，但因周礼的存在，宗法上周王仍是天下大宗，诸侯也只能将出师而战解释为“苟自救也”，并在取得战争胜利后主动退师，夜晚“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春秋时期国力强大的诸侯国，也只敢“称霸主盟”而不敢“僭越王号”，利用“尊王攘夷”的旗号开疆扩土。楚国以蛮夷自居而称王，在“陈兵周疆”“问鼎之轻重”后也只能退兵而还。

礼左右着春秋时期的列国纷争与和平。弱小的国家可以“以礼保国”，如春秋前期齐桓公曾有取鲁之意，却因鲁国“忧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为可动也”而放弃。也有郑国率齐、卫两国伐鲁以“无礼”为借口挑起。朝聘、会盟之事以礼为突破口，使的相互敌视国家之间的关系相互缓和。在列国的关系中，礼就像政治大网上面的蛛丝，将各国的政治与邦交联系在一起。

赋诗言志的礼仪为邦交关系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渠道。陈来先生对春秋赋诗言志的行为意义有着较为深刻的见解，“所谓赋诗，是指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在燕礼、享礼、朝礼、聘礼以及会盟等等正式交往的仪式场合，口赋诗经中的诗句以互相表达意愿，既完成成为一种仪式，又以此为一种特殊的外交辞令，进行交流。”春秋时期的赋诗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西周“赋诗”或“歌诗”多是纯粹礼仪性、固定性的交往形式。而春秋的赋诗更多的是参依据《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某种政治与邦交的意愿。

晋公子重耳流亡至秦国之时，秦伯以国君之礼享之。在宴宾之时，秦伯分别以《采菽》《鸠飞》《六月》中的“君子来朝，何赐予之”、“我心忧伤，念昔先人”、“以佐天子”等诗句表达了秦国念及秦晋之情分，会帮助重耳复国，并暗含了对重耳复国前景的展望。赵衰和重耳赋《黍苗》和《河水》，向秦伯表达重耳的志向，许诺了复国之后将朝于秦的条件。如此，秦晋两国的政治交易就在这样看起来和声细语、温文尔雅的礼仪之中通过赋诗言志达成了。

（二）礼以主盟。

在社会剧变、各类矛盾错综复杂的春秋时期，盟誓活动异常频繁。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盟誓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盟誓之礼也被各国所重视，正所谓“弃礼也，其何以为诸侯主”，“非礼，何以主盟”。失去礼的国家就会失去盟誓争霸的资本，此时的盟誓之礼，其政治意味更加浓厚，成为了诸侯谋求霸权的工具。

最经典的事例应该就是几位春秋霸主称霸之时的政治姿态。齐桓公称霸之时的葵丘之盟，周襄王使宰孔赐胙，并“赐一级，无下拜。”齐桓公却为了赢得政治声望，特意回答：“‘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无独有偶，晋文公城濮之战后称霸之时，曾对周襄王行献俘之礼，周襄王设享礼策命晋侯为侯伯，“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齐桓公与晋文公以非常娴熟的朝觐礼仪完成了称霸的政治作秀，都是为了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尊礼是为了增强自身合法性，赢得诸侯的支持，提升自己的名望与地位，赢得更多的政治资本。

四、礼成为了华夷之辩的标准

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分辨“华夏”与“蛮夷”的思想观念，对于这种思想观念产生的背景，朱圣明有一段较为详备的论述：“西周末年以来，王室逐渐衰微，西北戎狄部族对宗周的威胁越来越大。最终，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洛土后，戎逼诸夏之势更盛，‘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诸戎时有为祸京师、侵扰诸夏之举动。与此同时，南方为中夏称作‘夷狄’的楚国渐灭汉阳诸姬，‘欲以观中国之政’，其对北方诸夏的威胁亦愈加显著。在这两重压力下，形成了春秋时期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现实格局。这样，一方面‘西周亡于戎’带给诸夏之国的震撼与忧虑尚未消除，另一方面，蛮夷戎狄的强大与压迫又是诸夏所必须面对的事实。以上便是春秋盛行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在此情形下，时人通过华夷之辨来尊崇周室、友善诸夏与维护华夏礼仪文化，共同抵御蛮夷及其文化的入侵。”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礼作为一种族群文化的意义便被凸显出来了，成为了“华夏”与“夷狄”的辨别标准。如在《左传》的记载中，就以文化礼仪、政治行为进退诸国。“‘夷狄’可因一人而进至‘华夏’（如吴因季札‘让国’之贤而称‘子’）、‘华夏’亦因一人而退至‘夷狄’（如杞国为‘夷’为‘夏’全以杞国国君是否用‘夷礼’来决定）、中国行乎夷狄则夷狄之（如晋因伐鲜虞被‘狄’之）。”

礼在这种华夷之辨关系中，产生了三个重要的意义。其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华夏族群的心理与文化认同，正是礼的刚性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双重约束下，华夏共同体才能在这种动荡复杂的社会中传承下来，保留了华夏族群的文明气质。其二，在礼的约束下产生的“尊王攘夷”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四夷对华夏诸国的军事入侵，同时联合了华夏族群的力量，完成了对蛮夷军事和文化征服。其三，一些在华夷之辨观念中被视为蛮夷的诸侯国， 通过对礼的学习和文化改革，最终被华夏诸国所承认，成为诸夏的一份子。

五、结语

对于春秋时期的诸侯国而言，如何稳定国内秩序、处理与他国的邦交关系、抵御四夷的文化与军事入侵是最至关重要的课题。礼制自西周创制伊始至春秋末年走向衰亡，经历了由制度到观念的内化，又由观念到政治秩序的外化的一个过程，礼在春秋时期这种杂乱无章的社会形势中获得转型，愈发被强调为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各国的政治家们通过对礼的传承和反思，不再注重礼的形式性，而是要求将礼作为纪政、保民的政治原则，同时发挥礼在社会中的认同性，使礼获得了新的发展，缓解了春秋社会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与文明危机。

注释：

①晁福林：《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五期。杨文胜：《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25页。

②陈来：《春秋礼乐文化的解体和转型》，《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秋之卷。

③桓占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文史哲》2015年第1期。

④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第315-316页。

⑤《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四，第146页。

⑥《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十二，第1703页。

⑦《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六，第201-202页。

⑧《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十二，第1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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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64X（2016）07-0073-02

张煜昕，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历史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