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茶馆与三十年代地方政治空间一瞥——以《某镇纪事》为中心

时间：2024-04-24

冯琪

（重庆大学，重庆 400044）

四川茶馆与三十年代地方政治空间一瞥
——以《某镇纪事》为中心

冯琪

（重庆大学，重庆 400044）

摘要：《某镇纪事》是一篇关于西南小镇的速写，其中，茶馆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人、事集散场所，是人们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而活动在茶馆里的粮商老板、泥水匠、戏班子、士绅、袍哥，从不同方面折射着四川地方微观政治的特殊形态。以这些茶馆里的三教九流为讨论对象，本文将审视这个三十年代川西小镇的政治空间，指出该小镇的沉闷正是暴风骤雨般革命的前兆。

关键词：茶馆；袍哥；政治空间

沙汀作为一个极具四川地域特点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自1931年始便笔耕不息，其中对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生活的描写极具特色。难得的是，不论这位作家在写作的进程中风格有何变化，其作品内在都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含蓄、质朴和深沉，本文所选的《某镇纪事》正是一篇关于西南偏僻小镇的速写，画风淳朴而荒凉，具有较为浓重的四川乡土气息。虽然这一短篇小说在沙汀的作品里并不起眼，但是对于笔者试讨论的问题来说，它却是较为合适的文本材料，本文将试以小说中的茶馆与活动在茶馆中的人物为讨论对象，以小见大，管窥四川三十年代地方政治空间形态。

一、沙汀与《某镇纪事》

在巴蜀作家中，沙汀、李劼人等作家对四川的茶馆都有过精彩的描写。特别是沙汀，他屡借茶馆展示着四川独特的风俗，勾勒出内陆乡镇社会的世态，更重要的是，该意向亦反映着四川地方政治社会的基本存在形态。那么，沙汀作品中的“茶馆”为何频频出现？而沙汀的作品为何又总被批评家描述为“暴露了国统区黑暗现实”①？这两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沙汀笔下关于四川茶馆和地方政治空间的描写是必要的，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得从作家本人说起。

出生于一个破落封建家庭的沙汀从小随作为袍哥的舅父出入于四川农村和小市镇之间，因而对地方军阀的活动和豪绅集团的腐败情形非常熟悉。大革命失败后，沙汀参加过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三十年代初到上海成为了左翼文学的一员，在写作之初还得到了鲁迅的指导，这一时期的沙汀开始决意描写自己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生活。抗战爆发后沙汀曾奔赴延安，至1940年回川后企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只好选择避居川西北农村，一些著名作品大多写于这一丰收期。创作的丰硕使得属于他的现实主义写作不断深入发展，专属于沙汀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愈加鲜明，这不仅表现在描写与语言手段所显示的外部现象的真实上，更表现为内在的本质的真实——包括作品在题材、主题、思想、形象等方面所显示的创作概括的独特性和社会意义。②

作为一名左翼作家，沙汀也渴求着能用现实主义的文学来改造社会、助力革命。1932年，在沙汀与鲁迅先生的通信中，他明确表示“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只是这种想法还停留在“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因此鲁迅建议“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③鲁迅对于沙汀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沙汀那种写实背后的沉痛感，嘲笑背后的革命热情都有某种鲁迅的影子，有学者认为沙汀是所有“左联”青年作家中最得鲁迅真传的人。④加上沙汀本身具备的农民的情趣，乐观的天性，因而沙汀的作品不仅具有浓厚地方色彩，也镌刻有时代、阶级印记——“由四川特殊的黑暗，返照了旧中国普遍的黑暗”⑤。这种对四川的黑暗现实的暴露，与他所秉持的“真真实实地刻划”相结合，体现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且避免了言过其实的牵强。

《某镇纪事》正是在沙汀接受鲁迅写作指点后创作出的一则短篇小说，讲述了川西北一个小镇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展现了二三十年代宗法社会最后一块割据小王国的日常与隐匿其中的政治话语——不仅是乡民赶场的集市，也是头面人物们争权夺利的角斗场。沙汀对这个小镇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抗战之前中国偏远乡村形态的窗口，其中，茶馆作为四川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在《某镇纪事》中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人、事集散场所。

二、《某镇纪事》中茶馆里的微观政治

“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⑥，所谓“一城居民半茶客”，在《某镇纪事》中，小镇只有一条正街，却有六七家茶馆。四川人可以从被窝爬起来后敞着衣衫、趿着鞋子直奔茶馆而去，而他们对茶馆的期待，又总是跟打探、分享消息相关，国家大事、家长里短都可以在这里作为谈资。虽说该空间在其他地区亦普遍存在，但以《某镇纪事》为代表的四川茶馆自有其独特之处。正如学者王笛将四川茶馆的功能概括为三种：日常休闲，经济实体和政治角色。其中“政治角色”又往往占据着重要篇幅。

对此，《某镇纪事》中有较为清晰的描写：官店客栈里附设的茶馆比镇上其他茶馆热闹，茶客也全是上等人，而在那些“平民化”的茶馆里，也照样是一个茶馆一撮人，“你在古泉亭碰不见麻子斗行⑦，正如你在官店里碰不见泥水匠老王一样”。不仅如此，客人身份地位的不同也体现在他们喝茶时所习惯的固定座位上——麻子斗行会在张寡母的第三根柱头边，泥水匠却爱坐古泉亭的灶边。

对于在灶边喝茶的老王，喝茶行为本身已经丧失了高雅的韵味，只仅仅作为一种解渴方式存在，充满了实用性意图——角落是底层人惯常的休息地点，火灶又方便蹭火吸烟。泥水匠老王们也许并没注意到茶座与灶台的尊卑之别，但是沙汀对这两个人喝茶地点的设置，不仅表明了作者对底层劳动人民休闲姿态的了如指掌，也呈现出茶客中隐形存在的等级划分，而这种等级划分，正是四川地方政治形态的一部分。

这种微观的政治形态，还存在于戏班子、茶馆、士绅之间。

四川的茶馆几乎是所有成都民间演出的发祥地，茶馆对于民间艺人来讲，是一个谋生之所，那些有名的艺人会在固定茶馆演出，而名不见经传的艺人则“跑滩”——哪里有观众就去哪里演出。据学者王笛查考，人们在茶馆里可欣赏相声、金钱板、评书、杂耍等等，就《某镇纪事》来说，涉及“打围鼓”和“讲圣谕”，⑧对此需注意：首先，它是由黄幺老爷组织经营，而这应该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能自费烟饭维持围鼓班子的士绅。这个围鼓班由几个类似黄幺老爷的成员发起成立，招募的演员是有着不同职业的平民百姓，像罗大廷就是一个能敲出一手好大钹、唱出一幅好花旦嗓的杀猪匠。在小说中，沙汀将杀猪和唱花旦两种反差极大的事物赋予罗大廷，使读者感受到底层人民的巨大文艺能量，但是，有着好嗓子与巧手的罗大廷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幺老爷调戏自己的老婆，他最多只能不安地瞟视着那个“主催者”。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的士绅阶层理应是由地方上具有良好教育和家境较为殷实的家长构成，但实际上，正如温儒敏指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四川），乡村“士绅”横行无忌，更接近于代表专制权力。⑨也就是说，士绅在履行地方自治职责上存在区域间的差异，不发达地区的“士绅”可能并不具备担任地方家长的资格，也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反而倾向于“恶霸”。

总之，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四川茶馆里充斥着三教九流，看似轻松的氛围下实则暗涌着权力争斗、等级秩序；看似稳定安宁的日常生活实则缭绕着层层阴霾，压抑着种种怨愤，这一潭死水早已藏污纳垢。这个三十年代偏僻的川西小镇，呈现出暴风雨前一派诡异的平静，但细细查看，在这潭平静的死水下，已然开始涌动起变化的暗流，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死水最惧怕的恰恰是暗流的涌动，不论变化是好是坏，皆暗示着反抗和新生力量的积聚。在这些蕴藏着变化的力量当中，袍哥群体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成分。

三、袍哥与地方自治的溃败

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地区的专有称谓，最初是作为一种地方互助组织而成立，并不具备政府认可的合法性，同时也不像士绅阶层具有经济、文化上的较高地位，但是袍哥在地方上的势力却不一般。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四川地方社会中袍哥和士绅之间的关系中发现。

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尤其自科举制在隋代建立后，关于士绅阶层在维系地方和国家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学界早以达成了诸多共识。上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便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权力体系中存在两个层次，即上层中央政府和下层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自治团体。虽说袍哥和士绅相比是一个非法的、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但是从民国，特别是袍哥参与了保路运动后，其地方影响力不断上升——茶馆几乎都成为了袍哥活动码头，且通过“吃讲茶”扮演着社会公断人的角色，军阀、士绅等其他社会阶层也拉拢或加入袍界。这在《某镇纪事》中有相关体现：袍哥横行无忌，但是这个小镇却没有遭到劫场，这在于当地几个阔人自保路运动后加入了袍界，和哥老会有渊源。值得注意的是，《某镇纪事》中只将袍哥看做比一般散匪更有纪律性的土匪，说他们为非作歹，肆虐乡邻，这其实和袍哥的原初形象是相背离的。因为当初袍哥组织恰恰是以底层民众为主，保路运动之后才成为了容纳进官、绅、军等成分的具有广泛社会成员基础的团体。这使得袍哥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某种程度上使袍哥团体逐渐变质，逐渐背离了当初成立的初衷，就《某镇纪事》来说，那些投机士绅的加入使许多地方的袍哥头面人物变成“土匪头子”，袍哥群体愈加接近土匪团伙。

袍哥团体自辛亥革命后，一方面吸纳了社会其他阶层的成员，另一方面，又随着革命的如火如荼愈加受到革命党的重视。这两方面也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随着社会各个阶层势力对袍哥群体的渗透加深，革命军队逐渐认识到团结这一地方势力的重要性，而这一团体又因为受到革命党的重视得以拓展他们对社会其他阶层的渗透，所以《某镇纪事》中讲到“我们全省有半打以上的师旅长是招安出身的，而在县城里也就有着不少出色的榜样”⑩。由于革命需要，军队吸收地方势力，包括袍哥、土匪、士绅。小说中王团总就是其中之一，另外，那个胡子团长的经历也类似：在13年前，胡子团长还是镇上饭店的堂倌，属于典型的社会下层群体，以此身份名正言顺地加入哥老会，后却受招安成为团长。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军队对于地方势力的渴求，而不论是过去士绅加入袍界，还是现在士绅、袍哥们对参军的趋之若鹜，其内在的驱动因素都离不开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例如在军阀混战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袍哥有时成为了军阀争夺财富和地盘的鹰犬。他们甘愿成为革命党的雇佣军，这种行为本身将使军队的革命性大打折扣，甚至成为革命本身的阻碍。

袍哥是四川地方治理中极为重要的力量，然而自晚清起，这一群体本身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逐渐沦为一个成员驳杂、盘剥乡里的半土匪群体，而这一切正昭示着旧有社会体制内部松动的迹象。沙汀在《某镇纪事》中高呼“老兄！我们这镇上的生活，也真有点闷人呢”11，这恰恰是疾风骤雨的前兆——越是沉闷，变化的力量越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

这个小镇的故事沙汀并没有道尽，也说不完。茶馆里各类人物、各种故事被听闻、被流传，日子过得悄然不觉，直到二十世纪动荡的社会让这个闭塞的小镇逐渐受到冲击，但它在告别传统的过程中，却愈加闭塞和无聊，例如当黄老太爷的瓦斯灯点燃时，万人空巷，好奇的人“翘了烟杆去叭，或者长久直视着灯光来夸耀自己的目力。”12即便如此，这个处于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小镇，实则已经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中受到打磨和重塑，在表面的波澜不惊之下，实则积聚着下一场巨大变动所需的能量，像罗大廷、泥水匠老王、打更匠李老娃，以及那个被戏弄的矮胖黝黑的孀妇，他们内心的波涛终有一天会爆发，冲决这个沉闷的世界。

注解：

①例如《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中有关沙汀的介绍，这种评价延续至今。

②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第224-225页。

③鲁迅、沙汀：《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原载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

④吴福辉：《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⑤吴福辉：《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⑥沙汀：《喝早茶的人》，选自《沙汀集》，第313页。

⑦斗行，指粮食商行。

⑧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第108-109页。

⑨吴福辉：《费孝通的社会学与我的文学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⑩沙汀：《某镇纪事》，选自《沙汀集》，第11页。

⑾沙汀：《某镇纪事》，选自《沙汀集》，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