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性与人性的搏弈——读《叫魂》后感

张瑜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法性与人性的搏弈
——读《叫魂》后感

张瑜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孔飞力教授的经典著作一经问世便引起了社会的一致好评。本文是在品读之后，从人性和法性的角度来诠释1768年这次叫魂大恐慌中社会各个阶层的反应及其背后的原因，透视出旧中国官僚制度的弊病和缺憾，一期待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治建设中吸取教训，以史鉴今，制定并实施出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

关键词：人性；法性；博弈；恐慌；叫魂

在现代学术界，孔飞力教授称不上是“著作等身”。其曾经出过两本著作，其一、在哈佛毕业前期即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此书中译本于九十年代初有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其二、便是这本我最近翻读的《叫魂》。他是费正清教授的高徒，而他的能力也见证了这名副其实的身份和荣誉。这部《叫魂》一经出世，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在同时，一举头筹，拿下了当年的“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正如孔飞力教授自己在致谢中写到的那样，是众多同事的帮助之下，合力而成的著作，其文以独特的视角，“一改戏路 , 扮演起了“鬼话”说书人的角色 , 他纸扇一摇 , 演义出了一段乾隆年间源于江南水乡的神秘往事。[1]”

《叫魂》一文起自1768妖术大恐慌，从割发辫的一个荒谬的故事拾起了整个荒唐又可笑的历史奇闻。“‘盛世’下的皇帝、官僚集团粉墨登场，以权力为工具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博弈，加强集权的背后预示着皇帝的‘力不从心’，‘盛世’外衣下的社会动荡预示着清廷走向衰亡的未来。[2]”叫魂与剪发辫之间的微妙联系是如何牵连上一个王朝的合法统治及其安全的？在头发、权利和死亡之间产生了怎样的联系？如何将法性和人性的博弈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百姓对社会盲流的迫害

在文中，孔教授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商品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核心地带的苏杭，丝绸工业极为发达，而距叫魂危机的发源地德清县大约一百三十里处，恰恰是在长江下游的核心苏杭地区的边缘，这里没有一个政区不再为民觅食上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发愁。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变化，那些没有依托或者本来就贫穷的人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外出寻求一条活路，便是他们别无选择但却自然而然形成的必然抉择。在这些人中，游方僧和乞丐最具代表性。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和尚其实也是一种乞丐，那就可以说，被怀疑从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3]”那么百姓和官员是怎样看待这些来历不明、没有根基、没有社会关系且不受控制的人呢？从文中随处可以看出：是敌意和焦虑。在那个道德堕落的年代，“由于腐败而不受责任的司法制度变得让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这些百姓为了自己平安的生存下去，开始不择手段对那些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无依无靠的游方僧和乞丐开始了肆虐性的大众虐害,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恐惧、愤怒和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但他们无名无势，为了自保，因此将那些他们认为可能威胁他们生命安全的危险人物送往衙门。这是普通老百姓在无奈之下的被迫选择，是人性不得不向法性妥协的历史结果。

二、社会盲流与官员的较量

对于突如其来的割发辫的案子，百官的起先态度便是不以为然，本来就是个无中生有的事情。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官员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对那些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游方僧的管理,无奈，又寻找不到合法合理的借口。同时，这些官僚们又希望制造出虚假的“安定祥和”的景象，提升自己的政绩和美名。因此，他们在事实的基础上多以宽松的合法的原则，将被押送到衙门的“妖僧”和“妖人”给予相应的处罚而后将其释放。然而，相同的事件各地频发，皇帝恼羞成怒地指责使得这些官员们开始悖行事实，为了自保黔驴技穷似的滥用刑罚。每一次夹棍的使用都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屈打成招收尾。这些本来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无依无靠的游方僧和乞丐不得不被迫忍受。草菅人命的冤案在不断上演，人性的丑恶被放大到了极致，将1768年带入了一个不可救赎的“黑涡”之中。

三、官员与皇帝的博弈

难道能励精图治，带来盛世局面的精明皇帝------乾隆帝会相信如此荒唐可讥的传闻和谣言？！事实背后却带来的是一个王朝政治统治体系的协调和对抗。不得不说的是，前额剃光，后面蓄发是满清统治中国的一个外型上的征服。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最重要的是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似的内心诚服。皇帝对官僚体制的逐渐失控和力不从心是他极度想转变的，他明白，在各级官员表面的唯唯诺诺、俯首称臣的面纱后是一种他无法操控和摆布的力量，而这次的叫魂危机却给弘历带来了整榷官僚体制的导火索，他蓄意利用了“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的恐惧”，彻彻底底的给了十八世纪的官僚们重重一击。当乾隆有理由地将剪发辫与忤逆清王朝统治联系起来的时候，原有的官官相护已经在自身难保的手忙脚乱中失去了效力，整个官僚体系的“壁垒”被打破，各个官僚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在致命的“棒喝”之下，获得的结果正和乾隆之意时，“一封谕旨”从天而降，乾隆的勉强收官，达到了整顿和肃清的完美效果。

在这“天字”号大恐慌中，让我们看到了近似疯狂的人性在法性上不断践踏的事实，而那些无依无助的游民的牺牲便成了最佳证明。他们用踝骨和生命轧看实了这次“惨绝人寰”的政治事件，这些人成为弘历的谋反恐惧的最佳陪衬。然而，孔老先生说到：“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地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4]”在专政的年代，人性的威力远远大于法性的能力，而实践证明法性只不过是实现并成就人性的工具而已。“没有什么能够伫立期间，以阻挡这种疯狂。[5]”

参考文献：

[1]杨念群.在神秘”叫魂”案的背后[J]. 湖北:读书.1996 ,(8):49.

[2]罗干.皇权与官僚权问的博弈------从《叫魂》所看到的[J].云南:广角视野:2012,(7) :169.

[3][4][5]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1999:50.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79-01

作者简介：张瑜（1990.12-），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